03 買粉絲朋友圈定位上海外灘(買粉絲朋友圈怎么定位到上海陸家嘴)

它明天呢！”曾經翻譯過很多蒙田的作品的馬振聘老師則引用蒙田說過的話：身體上不痛不癢，思想上不思不想，便是最大的快樂。“世界上快樂的事情很多，倘若你想每一件都沾邊，那是不可能的。我主張讓快樂的事情找上你，而不是自己拼命去追求。”

“生命就像一條河，人不活到最后一天，是不知道自己將如何結束的。” 馬振聘老師這么來描述他對年齡的理解。一切沒到終點尚無法定論。這番篤定在很多次與老人的對話中都能感受得到。盡管老了，他們并不著急。“現在的年輕人，’能量’太大！”馬老戲稱。盡管“看不慣”，但馬老也能處之泰然。在他心底，他相信時間會把值得留下的事物留下，沖走那些雜質。一切只是時間問題。鄭時齡院士回憶自己年輕時，“機會少、誘惑也就少，而現在時代不同了”。可能正是因為他們過去選擇不多，他們如今反而更能淡然面對得失和生活的錯綜復雜。對待過去與現在，他們都持著一顆平常心，沒有誰真的覺得自己“了不起”，也沒有誰真的還在計較過去受過的時代苦難。他們的生活似乎本應如此，接受命運的安排，也就擁有了內心的安定，便也能夠用心去生活。

馬振騁，拍攝時82歲。依然不停工作的法語翻譯家。上海，2016

“所以這個呢說是都這么說，都由不得你自己，你說對不對？所以（蒙田的哲學）就勸人家對待生命很坦然……他說的最好的一句是什么？（我覺得是這一句，）死亡就是誰都有可能，70歲的人不見得比30歲的人早死。”

鄭時齡，拍攝時71歲。建筑師、規劃師。上海，2012

“年輕時出國總在趕路，到處看看。年紀大了，反而不著急了，寧可坐下來喝一杯咖啡而不是趕著去看風景。”

白麗詩（Betty Barr），拍攝時79歲。英國人，抗日戰爭時曾經歷過日軍在上海的集中營，20世紀70年代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擔任外教直至退休，拿到了中國的永久居住證，自認為“根在上海”。上海，2012

“只要你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做，身體健康，交一些同齡或年輕的朋友，變老沒什么大不了的！”

個體

這一代的老人們大多都經歷過那段動蕩的時代，對每個人造成的影響各有不同。一些“出身好”的幸運者，相對受到的磨難也就少一些。但不論是從軍還是在國營單位工作，可能直到改革開放、甚至直到退休在家，他們才開始有一些“私念”。曾在上海第七印染廠從事布料圖案設計的肖星偉，1960年進入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和大畫家陳逸飛是同學。也曾學過油畫與國畫的他，畢業時被分配到了印染廠，便開始了每個月畫六張圖案的“工藝美術”職業生涯。除了花朵，梯田、拖拉機、光芒四射的天安門……他都畫過。“這些都是政治需要，我們要為工農兵服務。”直到2005年，他才第一次拿起畫筆“為自己畫”。這是他過去想都不敢想的。“在單位時，我們是國家的人嘛，現在我屬于自己了，想畫什么就畫什么，完全自由開放，沒人管我了！”

肖星偉，拍攝時74歲。從印染行業退休后重拾畫筆為自己畫畫，并多次舉辦畫展。上海，2013

邵津驊，拍攝時80歲。年輕時曾為上海船廠工程師，螺旋槳制造專家，退休后愛好制作船模。上海，2012

群體

步入外灘附近的豫園萬麗大酒店，電梯坐到頂樓，再穿過一道小門，拾梯而上，隱約就能聽見悠揚的樂聲。樂聲越來越清晰，你便抵達了樓上的酒吧，一群打扮入時的老人正在這里翩翩起舞。舞臺上的樂隊、歌手也清一色都是老年人。一位身材高挑、形體優雅的老奶奶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她曾經是學校里的體育老師，家人全都不在國內，每個月在這個酒吧的集會對她來說無疑是一次重要的社交。和她一樣，多數老人都喜歡生活在群體中。在烏魯木齊中路上的1919咖啡館里，上海交通大學的老校友們經常集會，相約一起吃早餐。也有老人因為退休以后發展的個人興趣找到了新的朋友圈。比如熱愛騎行的張宗德現在來往的也是同樣像他這樣喜歡騎車的老人。曾從富家千金一落千丈淪為煙草廠女工的顧如梅，自從在老年大學讀了寫作班，她在自己家里辦起了寫作沙龍，每周兩天舉辦活動，成了“沙龍女主人”。即便是總說自己沒時間、通常獨自工作并不與同齡人來往的曹鵬，也許喜歡的是與比自己小幾十歲的青年人和孩子交流。站在人群中，也許才是他找到自己的時刻。

每周日下午2點開始，上海豫園萬麗酒店頂樓的夏威夷舞會成為“老克勒”們重要的社交場所。上海，2017

夏威夷舞會的明星。上海，2017

夏威夷舞會。上海，2017

顧如梅，拍攝時85歲。在老年大學讀了寫作班，并出版了自傳。上海，2012

上海老年大學。上海，2012

虹口公園（魯迅公園）有著豐富的老人生態，下午，一些老人帶著樂器來演奏，總能引起一些圍觀。上海，2017

虹口公園中一些老人自發形成了不同“社團”，在公園的不同區域活動，練習二胡的老人們占據了茶室門外的長椅。上海，2017

在虹口公園打羽毛球的老人。上海，2017

曾經是上海租界內最大公園的復興公園，則是這個城市最著名的法式公園，如今也成時髦老人們熱愛的去處。上海，2017

復興公園內的“長壽合唱團”無疑是一張名片，許多已經因拆遷搬去市郊居住的老人每天還會不惜穿越整個城市來參加合唱，他們有專職的伴奏和指揮，還有人負責手抄歌譜。上海，2017

復興公園的大草坪邊則是薩克斯風學習者的“領地”。上海，2017

復興公園的中央大道上，一端是練太極的老人們。上海，2017

復興公園的大道另一端，老人們成雙成對跳著交誼舞。上海，2017

事業

“退休”對于有些老人來說大概是一個生詞。今年剛步入古稀（采訪時間：2017年）的曹景行，是家喻戶曉的主持人，最近剛參與了“兩會”的報道。關于“老”，其實早在2005年時，曹景行就已經感受到了。那年夏天，他去清華大學拍攝新生軍訓，一個小女孩見到他便以“爺爺”和他打招呼。那是他第一次被人這么稱呼。盡管如此，曹景行對工作的熱情可絲毫不亞于年輕人般。2009年，在他62歲時，他向鳳凰衛視請辭，決定“單干”：網絡電臺評論員、電視臺特約記者、學校指導專家、一年跑15個國家拍攝電視節目……這位老年“自由職業者”的活可不少！這些還不夠，每天清晨或深夜打開朋友圈，我總能看到昵稱為“老曹”的朋友正在“刷屏”。動輒50余條甚至近百條的轉發信息，是曹老最新的試驗——“我覺得買粉絲也可以變成頻道，也就是由我一個人主持的頻道。”每天他都會把自己認為值得看的內容集中轉發，這樣已經實踐了近兩年。據他估算，用于買粉絲的時間每天都能有5、6小時了。當然，他是懂得使用零星時間的人。

曹景行，拍攝時70歲。主持人，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上海，2017

“我吃飯很快，我不需要太多的復雜的東西。我吃很簡單，衣著都很簡單沒什么，生活沒什么累贅的，其他時間都放在這個書房，這是我最大、最奢侈的東西了。”

耄耋之年的低音提琴家鄭德仁在上海音樂廳為星期廣播音樂會指揮低音提琴演奏，20世紀90年代初，和平飯店酒吧重新開始接待外賓時，他參與組建了一直老年爵士樂隊。上海，2015

同樣忙碌于前線的82歲（采訪時間：2016年）的馬振聘老師，他是我國重要的法語翻譯家。他在退休之后還曾翻譯過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書《人都是要死的》（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而他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作為蒙田作品的譯者。“蒙田曾說，人不活到最后一天，你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結束的。”大概也是因為這樣的精神支柱，馬老每天伏案，筆耕不輟。

已經92歲高齡的指揮家曹鵬（采訪時間：2017年）仍然活躍在工作前線。在女兒的支持下，他創辦上海城市交響樂團（下稱“城交”），指導非職業的音樂愛好者和孩童。“不工作時，我腦袋里也都是音樂。”兩年前一次在杭州的演出，他第一次感到體力不支，但他竟然坐在輪椅上吊著針也要上臺指揮。就在演出高潮之際，曹鵬突然激動得站了起來，一位當地攝影記者拍下了這感人的一幕。這種對事業的執著追求，恐怕很多年輕人都無法匹敵。有時，我也不禁會想，這些充滿智慧的老人，面對工作遲遲不愿意停下，究竟是享受工作的樂趣，還是害怕停下的寂寞？也許兩者皆有之？

用心

“質量不讓步，作風不遷就”，這是曹鵬的人生準則。也就難怪，他所指揮的城交雖然非職業樂團，水準卻并不亞于有的專業樂團。在采訪過程中，老人們對事事的認真態度令人感動。拜訪中國建筑學專家鄭時齡院士之前，當時已經71歲（采訪時間：2012年）的他已經發來關于自己的文章讓我們提前了解，他自己則事先仔細讀了采訪提綱，還把提綱都打印了出來。“答應別人的一定要做到”，這條原則在他從未變過。而就在不久前，我還在浦東民生碼頭舉辦的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的展覽上，見到鄭時齡院士正在聽兩位策展人匯報工作。那絕非“走場”，也并非為了“自拍”發朋友圈。比起很多“高效”的年輕譯者，經驗豐富的馬振聘教授每天卻只翻譯兩三頁，為了確保翻譯的準確，急不來。“我做事情要有一個恒心，每天做、每天做。”治學的嚴謹和工作的用心態度正是這樣一代代流傳下來吧。

曹鵬，拍攝時92歲。指揮家。上海，2017

“和音樂在一起，和年輕人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此乃吾幸福之源……我天天在勞累，天天在收獲，也天天在享受。”

時間

聯系上著名配音演員曹雷是2017年3月份，而真正帶著相機按響她家的門鈴，已經是10月底，77歲（采訪時間：2017年）的曹雷老師日程之忙碌，非常人可以想象。盡管從上海電影譯制片廠退休，但是她還持續在為譯制片配音——雖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們已經習慣了觀看原版片加字幕，但二三線城市還是有人在看譯制片。除此之外，曹老師也重新回到話劇舞臺，她扮演的宋慶齡可謂形神皆備。隨著朗誦的升溫，曹雷也不斷接到在舞臺上朗誦的邀請，她還攜手俄羅斯鋼琴家安德烈·皮薩列夫（Andrey Pisarev）發展了一種朗誦與音樂合作的形式，從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組曲到《一夜肖邦》，曹雷在音樂會前通過朗誦的形式把中國的聽眾引導入俄羅斯的音樂世界。在最近的一次演出中，曹雷用自己在某檔電視節目中贏得的獎金為上海市盲童學校的孩子們買票，她說，這些盲童實際上是最好的聽眾。

在曹雷老師家中，她拿出日歷來，可以看到10月幾乎都填滿了，為了讓她偶爾休息一下，她的先生李德銘必須提前兩個月安排好兩人的旅行計劃，比如剛剛過去的七月，他們就在地中海的郵輪上度過了兩星期。凡是走進曹雷家的人，都首先會被玄關一面磁板所吸引，上面貼滿了世界各地名勝搜羅來的的冰箱貼，這都是他們旅行時的收獲。忙碌的日程背后，是曹雷老師對時間的珍惜。在許多媒體報道中，她被稱為“活了兩輩子”的人，20世紀80年代初，曹雷剛剛從十年浩劫中緩過來，重新回到熱愛的表演事業時，竟被查出了惡性腫瘤。接受手術和住院康復期間，曹雷努力地和病友們尋找點滴歡樂，但出院之后，她依然對生命有了緊迫感，當時單位打算照顧病退，而她卻要求調到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當專職配音演員，在幕后繼續她熱愛的事業。

對于人們想象中賺夠了錢早早退休的美好愿景，曹雷老師就問一句話：“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在40多歲得了癌癥時，我以為這輩子就到頭了，沒想到后面還能有一輩子。”對于現在這些“感覺是撿來的”時間，她認為必須花在真正想做并且有價值的事情上，“就像是失而復得的東西會感覺特別寶貴，這些時間也是如此，但寶貴的時間難道就用來整天躺著、想辦法吃好的嗎？——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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