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德國對外貿易政策的發展(德國為什么能促進出口貿易)

我們的鋼鐵工業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礙作用，……我們鋼鐵工業早就達到這個階段了”[13](P.468) 。<BR< p>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統一后的德國，在19世紀后半期，出現了歷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驚異的經濟轉變。在大約30年時間內，德國經歷了英國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業 革命，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后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

德國的統一不僅大大促進了德國的經濟現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政治 現代化。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始于184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這次革命中召開的全德國民 議會中誕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聯邦政府和制訂了德意志帝國憲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國憲法獲得通過。該憲法是德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民主的一部憲法， 它是德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構建的新的國家嘗試。然而，由于當時德國還處 于四分五裂之中，資產階級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魯士還不足以克服奧地利的阻礙，這部 憲法成了一紙空文。然而，在德國統一進程中誕生的這部憲法對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影響 頗大，它是民主政體精神的“發源地”，為魏瑪共和國憲法所直接繼承。

德國的統一使新憲法的制定和推行成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麥親自領導制訂的 帝國憲法，在新選出的德意志帝國議會上原樣通過。就本質而論，帝國憲法是俾斯麥的 杰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聯邦憲法適用于整個德意志帝國。根據憲法，帝國的主權 屬于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是帝國最重要的機構，掌握國家權力。普魯 士國王是世襲的德意志帝國皇帝。在國際法上他代表這個新的國家，有權宣戰、媾和、 結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員，也可免除他們的職務。皇帝還 有軍隊統率權，召集立法機構開會或宣布解散的權力，法律由皇帝簽署并頒布。皇帝以 下設帝國宰相，由普魯士首相兼任，具體負責領導帝國事務，然而他并不對議會負責， 只對皇帝負責。帝國議會是人民的代表機構，但實際權力很小。它沒有一個對它負責的 政府，所以有人說帝國議會只能發表“獨白”[14](P.176)。

和法蘭克福時期的憲法相反，俾斯麥的帝國憲法是君主立憲的聯邦制憲法，它謀求強 大的中央集權。基于該憲法原則建立起來的統一的德國依靠其強大的中央集權進一步鞏 固了統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義的傾向都來得優越[8](第156頁)，并為資產階級謀得了 巨大的國內外經濟利益。然而，這種在“自上而下”統一促成下的政治現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魯士的印記。德國普魯士風格的君主立憲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實權，直接行使統 治權，它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有著重大的區別，成為近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普魯士式君主 立憲制模式。德意志帝國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魯士，即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 雜著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并以警察來保衛的、軍 事專制制度的國家”[15](第23頁)。

不可否認，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現代化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關系在雙方的 實現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德國的統一是德國現代化的產物，沒有德國的現代化就 沒有德國的統一；德國的統一一方面成為德國現代化的動因，另一方面又為德國的現代 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成為現代化的強大助力。統一的現代化的德意志帝國終于于19世 紀后期威廉二世皇帝時代崛起于歐洲的心臟。然而歷史表明，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 化存在著自身的特點或者說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那么，這種弊病可否在德國的統一和 德國現代化進程及兩者相互的關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筆者認為可以。其一，現代化促成的統一使德國在民族問題上留下了后遺癥。德國的 統一是在容克貴族領導下的現代化強制力(更是經濟力)作用下實現的，然而這種容克可 以控制的強制力量，只能把奧地利排除在外，實現小德意志地區的統一。一方面，周邊 大國英、法、俄決不允許在歐洲的心臟出現一個南抵地中海、北達波羅的海的統一的德 國，而普魯士顯然沒有力量對抗這三個隨時可能結盟干涉的國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采取“大德意志方案”，那么就意味著向哈布斯堡統治下的奧地利擴張，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亞人的強烈反對，也會受到在奧地利處于統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對。 即使普魯士將整個奧地利置于統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動搖。俾斯麥選擇了現實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統一了德國，然而不得不把奧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這 就使以俾斯麥為代表的容克階級陷入了兩難境地：要么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統一旗幟象征 而失去領導德意志的資格，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從而使容克無力控制局面。 為了證明容克統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舉德國民族沙文主義的旗幟走上了侵略擴張的 道路。

其二，德國實現統一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義深深地打上了普魯 士的烙印。統一以后，德國民族主義在普魯士封建的、軍國主義傳統的影響、滲透下惡 性發展，并隨著德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擴張力的急速膨脹而于19世紀末發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義。德國統治集團利用各種教育機構向國民灌輸民族沙文主義。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發表演講，要求學校培養“年輕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并要求學校“ 向社會民主主義作戰”[16](第315頁)。壟斷集團也積極制造輿論、籌建組織，宣揚民 族沙文主義。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協會”，1894年的“德意志東部邊疆協會”， 1898年的“德意志海軍協會”和1904年的“反社會民主黨帝國協會”等組織公開為德國 民族沙文主義搖旗吶喊。這種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義與在德國統一后復活了的中世紀德 意志大統主義相結合，隨著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擴軍備戰而迅速膨脹起來 ，并為威廉時代的軍國主義政策提供意識形態的根據和自我辯護的理由，成為統治者推 行侵略擴張主義的動力。<

19世紀70年代德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及其原因

1875—1878年近東危機，是繼克里米亞戰爭之后東方問題的又一次高潮

歐洲列強都不同程度的卷入這場危機，而德國在整個危機過程中扮演著“誠實的掮客”，貌似中立，實際上卻偏向英奧，這對當時的國際關系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歐洲列強的態度 巴爾干的嚴重局勢引起了歐洲列強的不安，特別是英俄奧三個卷入最深的國家

奧國擔心邊境上出現一個由俄國支持的大斯拉夫國家，從而阻塞奧自失去中歐地位以來唯一剩下的向東擴張的道路

維護土耳其對巴爾干屬地的統治有利于遏制那里斯拉夫勢力的發展和擴大奧國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

再則，奧匈帝國害怕給國內斯拉夫臣民開創先例而造成國內分裂

而且，奧國在奧斯曼帝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利益也不適宜這樣做

因此，奧國反對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

德奧沖突由此不可避免

作為歐洲大陸強國,俄國的近東政策主要是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避免外交孤立; 控制君士坦丁堡和確立有利的海峽體制；確保俄國在保加利亞的絕對優勢

因此,巴爾干問題是俄國外交的中心,俄國力圖借助插手斯拉夫民族起義,從而控制多瑙河各國,向巴爾干擴張,加強它對土耳其的影響

此外，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是俄國南部全部海上貿易的唯一通道，而反俄同盟的可能組織者英國也覬覦海峽霸權，因為這是英國從歐洲通往印度的生命線所在

在英俄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俄國更需要德國的支持

從近東危機一開始出現，迪斯累利便把它視為拆散三皇同盟的良機，因為在迪斯累利的心目中，三皇同盟就是一把無形的劍，刺痛了英國人的咽喉和心臟, 除去這把利劍對英國人的威脅成了他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和內容

他利用俄奧在巴爾干的沖突激化三皇同盟之間所固有的矛盾，采取了拉攏德國、引誘奧國、孤立俄國的外交策略

二、德國在近東危機中的外交對策德國在東方問題上沒有直接的利益，俾斯麥“公開宣稱他對東方問題的絕對冷漠”，聲稱“不值得一個手榴彈兵為此犧牲”[1]p

29，但是近東大國關系的變化必然影響歐洲的外交結構

因此近東危機對德國是禍福相依：一方面，列強在巴爾干的爭奪把歐洲各國的視線從阿爾薩斯、洛林轉移到東方，也為德國利用東方問題分化列強提供了機會，有助于減少他們聯合反德的可能；另一方面，俄英奧三國隨時可能要求德國對各自政策的支持，德國任何的不慎舉動都可能招致其中一方與法國結盟

因此俾斯麥致力于保持中立，使德國避免卷入大國在近東的對立，并盡量使其他強國之間存在某種對立的形勢

他希望出現一個“政治上的整體局面，在這種局勢下，所有強國除法國外全部需要我們；利用他們彼此間的關系就可盡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們結成聯盟來反對我們

”[2]p

284具體來說表現在：1、在避免俄奧沖突的前提下偏向奧地利俾斯麥多次談到“我們能夠容忍英俄關系的破裂，卻不能容忍俄奧關系的破裂

”[3]p

33這句話顯示了俄奧關系在俾斯麥外交優先順序中的地位

然而奧地利和俄國在近東都有重要的利益，這些利益幾乎不可避免的遲早要發生沖突

德國本質上不能夠在奧俄之間作出抉擇，否則不是有俄法攜手聯合使德國面臨兩線受敵的威脅，就是奧法可能結成復仇同盟，消弱德國的歐洲霸權

俾斯麥需要控制的奧俄關系的“度”是使它的兩個盟國能達成某種安排而在巴爾干形成并立之勢，同時又都需要德國的友誼

因此，俾斯麥支持以“俄奧和解”代替“俄奧沖突”，“消除俄奧之間任何可能的摩擦”[5]p

119,支持二者在近東問題上達成協定

比如安德拉西照會、柏林備忘錄、賴希施塔特協定等

德國在柏林問題上也幫俄國做了干預，比如，德國反對奧國要求進一步消減俄國在保加利亞和東魯米利亞的占領人數和期限；在索菲亞行政區和巴統問題上予以俄國支持等

但是此時，由于公眾輿論的壓力和均勢的考慮，德國的對外政策重點已發生變化，德俄關系變得不可靠，德奧日益接近，德國在中立的幌子下做出了種種有利于奧國的表示

這些有利于奧國的表現是：第一， 1876年9月，為了保證得到德國的支持，沙皇在他的休養地口頭探問德國的全權軍事代表韋爾德將軍：“一旦俄奧戰爭爆發，德國是否會采取像1870年時俄國所采取的那樣的行動

”[7] p

355對于這個“會迫使德國不得不選定俄國而反對奧匈”的“博士問題”俾斯麥巧妙地作了如下答復：德國即不允許俄國的武器因歐洲聯合而失靈，也不能容忍奧匈作為歐洲均勢因素受到消弱或消失，實質上就是德國不允許俄國擊潰奧匈

由此可以看出德國對于俄國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損害奧國根本利益為前提的

德國的態度迫使俄國與奧匈妥協，于1877年簽訂《布達佩斯協定》

第二， 俄土戰爭后（1878年3月）簽訂的《圣斯蒂法諾和約》中建立大保加利亞的條款直接威脅到英奧在巴爾干利益

此時俾斯麥又以“誠實的掮客”自居，表示不介入東方問題

在英奧聯合的形勢下，德國的中立態度顯然不利于俄國

俄國于是被迫接受國際會議的仲裁

《圣斯蒂法諾和約》之后，奧國向德國進一步靠攏，俄國對德國增加了不滿

第三，1878年6—7月的柏林會議上，身為東道主的俾斯麥居中調停，聲稱自己只是個“誠實的掮客”，極力維護俄奧雙方的利益，在俄奧爭執中盡量保持中立

但事實上，俾斯麥的所有政策都是以不損害奧國的根本利益和與英國導致決裂為基本前提的，在大部分事情上支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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