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我國即將擁有海外領土(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統治)

位。既然是靠著反法聯軍的刺刀波旁王朝才得以重新統治，波旁王朝自然對反法聯盟表現出卑躬屈膝的態度，并力圖滿足后者提出的種種苛刻要求。就總體而言，復辟時期的法國在對外事務上沒有而且也無力推行積極的政策。歐洲各國對法國在大革命和拿破侖時代的大肆擴張記憶猶新，因此決心將法國置于嚴密的監督之下，決不允許法國在歐洲再有任何拓疆擴土之舉。而經過23年勞民傷財的拿破侖戰爭，特別是最終戰敗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使法國國力虛弱因此也無力在對外領域推行積極的政策。當路易十八回國登基，波旁王朝的白百合花旗在法國上空重新飄揚時，極端君主派的著名思想家德·邁斯特爾卻傷感地寫道：如果認為法國國王是重新登上他祖先的寶座，那就錯了。他不過是重新登上了拿破侖的寶座。斯人斯言深刻地揭示了這樣一種不爭的事實：1814年的法國已經不是1789年以前的法國，革命已使六邊形國土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復辟后的波旁王朝必須得正視這一切。應該說，路易十八算是一名識時務者，其深知自己不可能完全恢復大革命前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同時也知道，與新體制和新興階級實行必要的妥協，是自己最為明智的選擇。為此路易十八在進入巴黎的前一天在巴黎西北不遠的小鎮圣多昂發表了著名的“圣多昂宣言”，允諾保證制定一部自由主義憲法，并尊重民主憲政，而且絕不秋后算賬。1814年6月，路易十八簽署了名為《憲章》的新憲法，史稱《1814年憲章》。在它的74項條款中，既表現出對大革命成果的讓步，又反映出正統意識以及恢復舊制度的傾向。

但是跟著路易十八一起回到巴黎的王黨分子卻不想在行動上表現出對大革命成果的什么讓步，這些在1789年革命爆發的25年中什么也沒有忘記，什么也沒有學會的人，在百倍的瘋狂和仇恨的驅使下，力圖奪回自己在大革命中失去的一切。這些人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廣大人民的恐懼和憤怒。特別是在路易十八駕崩、其弟查理十世即位后，波旁王朝變本加厲地進一步恢復把“王位和祭壇”作為社會架構的“神權政治”，并喪心病狂地反攻倒算。這些情形路易十八生前其實早有預感，他死前就說，“我的弟弟恐怕難以死在這張床上”。1830年7月27日，巴黎終于爆發了起義。29日，盧浮宮和杜伊勒里宮被起義者占領。善觀世態的塔列朗對此留下了精確的記錄：“12時零5分，波旁王朝已經停止統治了。”對君主制一直戀戀不舍的夏多布里昂也感慨地寫道：“又一個政府從巴黎圣母院的鐘樓上被扔下去了。” 隨著七月革命的勝利，一個新的王朝--七月王朝在法國誕生了。七月王朝時期的法國雖然在國力的增強與國際地位的提高方面均要明顯好于波旁王朝統治時期，但距被重新稱之為強國還相去甚遠。換言之，法國在這一時期仍處于始自1815年的退縮期當中。

七月王朝建立后，在前王朝風光一時的舊貴族又紛紛被迫重返鄉下，國王路易·菲利浦本人也清楚地知道他這個國王是由議會選出來的而非靠世襲繼承來的，因此他上臺伊始便以“公民國王”的面目示人：就如假發、套褲、佩劍象征著舊制度一樣，新國王的穿著舉止儼然是新制度的象征，他像普通人民那樣，經常頭戴禮帽，夾著雨傘，穿著膠鞋，一個保鏢也不帶地在巴黎大街上散步，或面容和藹地向行人致意，或頗具耐心地與家庭主婦閑聊。然而，國王外表的平民化并無法掩蓋其內心的專制嗜權。

七月王朝是一個三色旗的君主政體，但它所依托的群眾基礎卻狹窄至極。選民的資格是根據納稅額確定的。1830年，在3000萬法國人中，約有100萬人繳納營業稅，但只有其中的10萬人有投票權。1831年的選舉法將標準稍稍放寬，參加選舉的人也不過增至16?8萬人，1845年基佐在眾議院曾經明言：“在法國，能夠理解并獨立行使選舉權的人不超過18萬。”根據這些規定選出的眾議院議員自然是國內富有者及其代表。大資產者終于有了一個得心應手的制度，即它在1789年所期望的制度，為了維護這一讓他們心滿意足、來之不易的政治成果，大資產者利用國民自衛軍來實行嚴密的社會防衛，秩序和穩定也因此成為七月王朝國內政策的中心。

在國內政治日趨僵化的同時，七月王朝的對外政策卻明顯體現出見機行事的靈活特征，這就是：在無關歐洲和諧大局的偏遠地區可以積極行動，但在歐洲本土及有關敏感地區則要謹慎行事。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從1839年開始，法國軍隊在比若元帥的率領下對阿爾及利亞展開全面的征服行動。此外，世界上還有其他一些更為偏遠的地區也在這一時期相繼落入法國人之手，如西非的達洛亞（象牙海岸，1842年）、印度洋上的馬達加斯加（1842年）以及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1842年）等；另外在1844年還強迫中國清政府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相比之下，在歐洲本土，七月王朝則顯得頗為中庸。1831年比利時國民大會決定將王位獻給路易·菲利浦的次子，但被路易·菲利浦拒絕；1831年波蘭人發動反俄起義，路易·菲利浦也拒絕提供任何援助；在對英關系上，七月王朝也奉行以和為上的政策。七月王朝的這些政策不能說完全一無是處，但法國諸多階層的不滿卻是顯而易見的，有的指責它不顧其他民族死活，有的指責它對外軟弱無能。其最終結果便是加重了法國人對七月王朝統治的失望。

因此，政治的僵化、社會的停滯以及外交的無能成為壓在七月王朝政府頭上的“三座大山”。但作為七月王朝后期國王最為倚重的首相基佐并沒有意識到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不過統治階級的一些有識之士卻預感到了危機，如托克維爾于1848年1月在眾議院說：“人們說絲毫沒有危險，因為沒有發生暴動……革命還離我們很遠。先生們，請允許我告訴你們，我認為你們錯了。……請你們看一看工人階級中間發生的事情吧……難道你們沒有看見在他們當中逐漸傳開的見解和思想，絕不只是企圖推翻某些法律、某個內閣、某個政府本身，而是要推翻社會嗎？”托克維爾沒有說錯。在他發出革命已近在咫尺的警告后還不到一個月，一場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1848年革命果然爆發了，七月王朝在這場“政治爆炸”中灰飛煙滅了。

1848年的“二月革命”令七月王朝猝不及防，而隨之而來的共和制也是出乎絕大多數法國人的預料的。成年男子的普選權讓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當家做主的感覺，然而隨著春天里一系列滑稽性民主試驗的失敗，工人憤恨不滿、農民也是滿腹怨言，正是在這種情形下，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幾乎發揮了與街壘起義同等功效的倒戈作用，與共和國“劣跡”沒有直接關系的路易·波拿巴靠著民眾的選票輕而易舉地變成了共和國的總統。在隨后的幾年中，以恢復其叔叔的帝國事業為己任的路易·波拿巴清除了一切障礙，在大眾的山呼萬歲中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帝國皇帝，歷時4年的共和國旋即成為明日黃花。 雖說第二帝國的歷史是從1852年拿破侖三世戴上皇冠算起，但是體現帝國特征的政治統治模式在1851年12月政變之后就逐步形成了，因此第二帝國與第二共和國歷史是緊密糾纏在一起的，更何況這二者的最高主宰還是同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在這位以怪異著稱的路易·波拿巴的領導下，法國的政局經歷了一段難得的相對穩定時期，法國的經濟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騰飛。

作為歐洲眾多君主中的新成員，拿破侖三世的皇帝身份受到了其他君主的質疑，如沙皇尼古拉一世就不愿將君主間傳統的稱謂“我的兄弟”用在這位法國皇帝身上，而只是不痛不癢地稱之為“我的朋友”， 拿破侖三世對此倒是安之若素，他宣稱自己是被一條新原則的力量推上了舊王朝才能擁有的崇高地位，這條新原則就是全民公決，就是人民的意愿。盡管到1867年巴黎萬國博覽會時，各國的君主像雨點般降臨到法國，但最終歷史證明這些帶給拿破侖三世的所謂國際地位優越感都是些虛幻的東西。

對于第二帝國的歷史來說，其對外政策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重要問題。在拿破侖三世長達20多年的統治生涯中，他的基本思路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其一，要打破1815年維也納會議以后形成的歐洲政治體系。這一體系本身就是拿破侖一世、波拿巴家族以及整個法國失敗的產物，它是法國從此變得人微言輕的一張恥辱證明；因此，要使法國重新崛起為一個歐洲強國，在歐洲事務中扮演一個不是可有可無的角色，就必須進行國際政治重組。正是從這種愿望出發，拿破侖三世對歐陸各地的民族獨立事業表現出了同情心甚至為之提供了物質和軍事上的援助。其二，要以有限的戰爭來推動歐洲政治紛爭的最終和平解決。從個人性格來說，拿破侖三世并不是像他叔叔那樣的戰爭狂。例如他與曾經使其伯父吃盡苦頭的英國保持友好的關系，1849年他甚至提議英法邀請歐洲各國召開一個全歐大會以商討可能會給和平帶來影響的所有問題。然而在強權政治的時代，他的這些想法盡管美妙但卻十分不合時宜，因為當時的歐洲政治舞臺上，與之周旋的皆是加富爾、俾斯麥等極為精明且講求實際的現實主義者。在這種情況下，拿破侖三世外交政策的最終結果就是，在歐洲主要國家的實力幾乎都得到加強的同時，法國的實力和地位卻遭到進一步的削弱，而且皇帝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在對外冒險中突如其來地被畫上了句號。

當然僅從法國海外殖民擴張的業績來看，第二帝國不乏得意之處：在北非，1857年法國完成了對阿爾及利亞全境的占領，1859年皇后歐仁妮的親戚萊塞普斯承包的蘇伊士運河工程開工，1869年完工后，運河由一個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公司進行管理，法國從中獲利甚豐。在亞洲，1857年應英國“邀請”兩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庫贊率幾百法軍在北京八里橋打敗了清軍，隨后又與英軍一起洗掠了圓明園，通過1858年的中法《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法國獲得了在中國內地傳教和經商的特權，同時還獲得了大量賠款。拿破侖三世對這一結局頗為滿意，庫贊也因此成為參議院議員并被封為“八里橋伯爵”（Comte de Palikao）。1863年柬埔寨成為法國的保護國，1867年越南大部分地區變成了法國殖民地。此外第二帝國在西非、東非、地中海東岸地區以及大洋洲也大肆拓殖，結果使法國成為僅次于英國的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國。

如果說在海外殖民擴張方面拿破侖三世為法國搶來了一些比較持久的利益的話，那么在歐洲大國角逐方面，他則是在一系列虛幻的光環下將法國一步步送進孤立無援的陷阱。其實維也納會議之后的歐洲格局還算明朗，即由俄國、英國、奧地利和普魯士四強聯手防止法國可能會給歐洲秩序帶來的威脅。第二帝國開始后，與英國的關系還算是差強人意，因此，法國當時面對的主要國際障礙就是大陸上的俄、普、奧三國。其一，拿破侖三世顯示帝國權威的第一次重大行動是直接參與以打擊俄國為主要目標的東方戰爭（克里木戰爭，1853年~1856年）。戰爭的結果是法國以10萬士兵的生命為代價換來了《巴黎和約》的簽署，其中規定，俄國不得在黑海保存艦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繼續維持領土完整。這一結局對拿破侖三世的鼓舞是巨大的，因為俄國似乎受到了實實在在的遏制，而且巴黎再一次成為歐洲各國普遍接受的外交活動中心，皇帝本人也似乎成為高人一等的歐洲仲裁者。實際上，歐洲其他各國對法國皇帝這種仲裁者的地位并未當真。其二，拿破侖三世打擊的另一個重要目標便是奧地利，由于當時奧地利在意大利北部仍然占有大片的領土，因此法國的打擊行動是以幫助意大利擺脫奧地利控制這一看似正義的方式進行的。克里木戰爭結束后，拿破侖三世就打算為“意大利做點什么”。1858年他與撒丁王國首相加富爾達成聯合對付奧地利的密約，1859年法撒聯軍與奧地利的戰爭開始，聯軍不斷獲勝。但出乎撒丁王國意料的是，在奧地利尚未被完全打敗的情況下，拿破侖三世卻于1859年7月與奧皇簽署了停戰協定，加富爾聞知后一度想自殺，但撒丁王國還是被迫接受了停戰協定。關于停戰的緣由，拿破侖三世這樣說：“為了對意大利獨立盡責，我違背歐洲意愿進行戰爭；一旦我國命運受到威脅，我就媾和。”從根本上說，拿破侖三世的意大利政策最終產生了與原先設想背道而馳的結果：對奧地利的遏制并未取得實質性成果；意大利也沒有停留在邦聯式的四重格局上，以撒丁為主導的意大利王國于1861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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