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我國采用的對外貿易統計標準(各國在統計貨物貿易出口額一般采用)

服務功能和內部管理較為完善的“一站式”辦公大廳，為投資者和人民群眾辦事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以深圳為例子，目前它們決搞定政府機構和行政行為的“九個法定化”工作。即政府機構組織、職能、編制法定化。行政程序法定化。行政審批法定化。行政收費法定化。行政處罰法定化。政府招標采購法定化。政府投資行為法定化。行政執法責任法定化。政府內部管理法定化。

迄今為止，政府告別以權力審批的步子仍然步履蹣跚，政府職能的轉型仍不過果毅。例如，現有的經濟管理職能部門急待整合，看來有必要把經委、計委及各產業局的宏觀管理職能加以歸并，組建為替全部企業，而不僅僅是國有企業服務的商務部。再如，經貿委及各產業局的企業管理職能也應逐漸被取消，過去數年，經貿委似乎成了各撤銷部委的“接收大員”，目前其角色有必要從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向企業的出資者角色轉變，并通過人大授權將管理國有資產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職能集中到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關于決策陽光化中最值得警惕的事情，就是尤其要關注部委以自己的紅頭文件，和國家法律相抗衡，自我授權自我膨脹權力的傾向必須受到有效制約。

3、積極的“拿來主義”：既受制于也受益于國際慣例

真正的“拿來主義”者，是充分理解、遵守國際規則，在受制和受益于這些慣例的同時，積極參與規則制定，中國也是如此，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將之2001年有明顯緩和，但仍有許多國家在對外貿易方面就采取了以鄰為壑的做法，在國內市場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對國際市場實施傾銷政策。過去，我們由于不是WTO成員，遇到這些問題往往難以采取有效對策，蒙受巨大損失卻又往往無能為力。但今年以來，形勢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國家經貿委依照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則和國內企業的有關要求，共受理反傾銷申訴案件12起，涉案成員14個，其中5起已作出最終裁定，2起作出初步裁定，其余5起正在初步調查中，為國內企業挽回經濟損失約60億元。另外，根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新情況，經國務院批準國家經貿委日前已正式設立了產業損害調查局。

與此同時，我國一些政府部門開始采取一些新舉措，設立一些和WTO相關的機構。例如外經貿部成立了世界貿易組織司、中國政府世貿組織通報買粉絲局、進出口公平貿易局等。這些機構的設置為加入世貿組織后確保中國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證。

從今年起我國還將全面實施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除少數特殊行業的企業外，絕大部分企業所得稅和全部個人所得稅實行中央與地方分享。這項改革是繼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財稅制度方面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有利于打破市場封鎖和市場保護，推進中央對公共財政改革與國際慣例逐步實現接軌。財政部同時計劃建立政府會計體系和非營利組織會計標準體系，希望在幾年之后，建立起一個全新的、既符合中國國情又與國際慣例相協調的、由三大部分（政府會計、非營利組織會計和企業會計）組成的會計標準體系。為了提高我國宏觀經濟統計數據的國際可比性和透明度，推動我國統計制度進一步向國際標準靠攏，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于2002年1月1日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理事身份，代表中國政府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致函，通報了中國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公布通用系統”的決定。這些舉措，無疑有利于消除外部世界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誤解乃至人為扭曲，也使得中國的國際形象更為健康。

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半年以來，我國政府為適應WTO要求而進行的改革有一些成效，但總體來說，但其進度存在明顯的“三個滯后”：一是對內開放的速度明顯滯后于對外開放，畢竟現在中國經濟是國有、外資、民營三足鼎立，對外開放的速度如果明顯快于對內開放，那么就會有土權力和洋資本結合，買辦盛行，權貴資本主義卷土重來的危險。二是政府職能的轉變明顯滯后于政府機構改革，近年來政府機構的撤并設立之風潮始終未停，但政府治理效率和政府職能并未有根本改觀，職能轉變是本，機構撤裁是末，應警惕這方面本末倒置的危險。三是觸動漸進改革“硬核”的系統性改革明顯滯后于零星和容易入手的改革，使得WTO效應只是局部地、零散地得到體現,并沒有形成大氣候。這顯示出：政府改革其實是難度最大的改革。我們現在面臨的是難度巨大的政府改革。對于一些觸及到自身利益的改革,只有本著“不畏權貴、不糾纏既往、不忌諱體制改革”的“三不”思路,正視“三個滯后”我國的政府改革才能夠“破冰而行”，在此我們重新回憶其鄧小平先生的一段話：“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地感到正視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怎么通過統計年鑒查看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

對外貿易依存度是指一國進出口總額與其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又叫對外貿易系數.

所以，你在統計年鑒里找到當年進出口總額，和國內生產總值（GNP）或國民生產總值（GDP），兩者一除就得到對外貿易依存度了~

外貿微觀經濟效益的我國對外貿易經濟效益評價指標

評價指標是從結果角度對已發生事件的評價，其合理性是對以往經濟行為真實有效評價的關鍵。同時評價指標不僅是對已發生經濟行為的結果的衡量和評價，更是對未發生經濟行為的引導。

對外貿易經濟效益作為客觀存在，要求得到評價和衡量。當前我國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衡量指標分兩類：一類是對外貿易社會經濟效益的衡量指標，一類是對外貿易企業經濟效益的衡量指標。對于對外貿易社會經濟效益的衡量指標，包括：進出口貿易總額、平均換匯成本、資金利潤率、進出口貿易稅利、貿易條件等；進出口貿易總額是對外貿易的直觀總體表現，反映了我國對外貿易活動的規模，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和外貿計劃的完成情況。以此為基礎構筑的外貿社會經濟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在我國外貿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度量、評價和引導作用，極大的促進了我國外貿的快速發展，如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成為一個貿易大國。2004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11000億美元，提前6年實現突破10000億美元的規劃目標，其中順差超過300億美元。2005年我國對外貿易仍然保持著迅猛的發展速度，貿易總額14221．2億美元，貿易順差高達1010．8億美元。我國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排名也由2003年的第4位升至2004年的第3位，并在2005年繼續保持了這一位次。但由于受“出口創匯”思想的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評價指標體系中也中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一）過分強調貿易總量和貿易順差

（二）評價指標過于籠統

單獨評價進出口貿易總額，中國毫無疑問是一個貿易大國，但從貿易結構這一重要指標來看，中國距離世界貿易強國的地位還有一定的距離。在2004年中國1.1萬多億美元的總貿易額中，加工貿易就占了6000 多億美元，而外來加工的出口貿易占全部出口額的58%。即便是一般貿易中的份額，也有相當部分為外資企業所創造。如天津2004年的314家外資企業出口總量為99．4億美元，占天津出口總量的99．1%。而103家內資出口企業總計出口234 萬美元，占有量不到0．2%，這種外商主導出口的情況在我國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因此，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喬治－吉爾博伊認為：“中國的高科技和工業產品的出口是由外國公司而不是中國企業在主導。中國企業嚴重依賴從美國和其他工業發達國家進口的設計、關鍵性元件以及生產設備等，幾乎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廣它們進口的技術，從而使得中國企業不可能迅速成為全球工業中的有力競爭者。”

（三）忽視了對外貿易社會經濟效益的評價

現有的外貿指標評價體系對社會經濟效益評價的缺失，使得一些出口行業在取得顯著經濟效益的同時，忽視了社會經濟效益。例如，陶瓷生產過程中對環境污染是十分嚴重的，目前許多歐美國家都在逐漸減少陶瓷的生產。而在中國，眾多陶瓷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競相壓價，以犧牲環境資源的代價來取得微薄利潤。中國的勞動力價格比美國、日本低二十倍，比泰國要低一倍，甚至比人均GDP 低于我們的印度都低。沿海地區很多地方的財政稅收每年增幅30%以上，而從事外貿出口的大量民工工資近十年卻沒有多大變化。這種不正常的狀態說明我們的對外貿易經濟效益衡量指標存在較嚴重的問題。 （一）我國外貿經濟效益衡量指標存在問題的原因

1．重商主義的深遠影響

20世紀80年代，我國外貿收支絕大多數年份是貿易逆差，外匯短缺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了創匯，我國采取了諸如出口退稅等一系列促進出口的政策，外匯儲備也由此快速增加。在當時特定的背景下，突出貿易額、順差、出口增長率等指標有其現實意義。但是，對這些指標的側重并未隨著世界經濟和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實際情況而發展變化。政策性的出口鼓勵使外貿企業盲目地追求出口數量和出口貿易額的增長，大大忽視了社會效益。在外匯儲備超過7000億美元、即將成為全球最大外匯儲備國的今天，過分強調創匯額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

2．發展對外貿易的經驗仍然欠缺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十分重視對外貿易及其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但是，我國改革開放時間較短，市場體系與市場機制仍有待完善，與有豐富對外貿易經驗的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對外貿易迅猛發展，但是關于對外貿易方面的各項政策及評價標準并不完善，甚至存在諸多缺陷，其發展和完善也遠不及對外貿易的發展速度。尤其缺乏對不同性質企業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區分以及對進出口商品結構的整體評價。

3．市場經濟體制有待完善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對外貿易活動的調控主要采取直接調控方法。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我國外貿宏觀調控體系開始從以直接調控為主向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的間接調控體系轉變。雖然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逐步發展和完善，但現行的宏觀調控體系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不能適應外貿發展的需要。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為指令性計劃被取消，所以在對外貿易發展的過程中統計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我國的統計思想比較淡薄，統計制度不甚嚴格，統計技術不高，統計指標不全面。再者，指令性計劃盡管名義上被取消，但類似進出口指標的變相指令性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衡量指標體系并未隨經濟體制的轉變而有實質性的改進，這已不能真實、準確地反映我國的對外貿易經濟效益，對外貿企業也無法進行正確的引導。

（二）對外貿易經濟效益評價的基本原則

1．實事求是, 科學評價

外貿經濟效益評價既是決定貿易機會取舍的重要前提，也是指導外貿活動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評價對外貿易經濟效益, 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科學評價的原則。首先，評價所采用的數據必須真實、準確、合理。外貿經濟效益評價的基礎是對外貿易活動中所涉及到的相關數據。數據選擇是否合理，直接影響到評價本身的科學性；數據不真實、不清楚，也會導致評價結果失真，繼而導致貿易決策失誤。其次，評價方法和評價指標應力求科學、合理。根據對外貿易本身的特點，外貿經濟效益的評價應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應采用有別于國內其他經濟活動的評價方法和評價指標，而且應具有可測性和可比性，定性指標也應有一定的量化手段與之相對應。這些指標不能過于復雜，計算所需數據也應比較容易獲得和基本可靠。在對外貿易經濟效益評價中，科學的評價方法和評價指標應體現如下特征：

（1）能準確全面地反映對外貿易的綜合經濟效益；

（2）體現經濟效益變動的連續性與可比性, 溝通效益變動的軌跡；

（3）簡便易行，方便操作。

2．貿易前的評價與貿易后的評價相結合

從外貿經濟效益評價的作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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