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我國價值鏈貿易全球占比多少(中美貿易逆差產生原因)

，全速前進的中國巨輪必須考慮到金融風暴可能帶來的沖擊，把握機遇，化解風險，我們的經濟發展航程將會前途光明。

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對中國市場的影響(論點和結論)

就中國目前的發展來說 通貨膨脹不可阻擋 就現在而言 自然災害 以及分類分子 即便是加入了WTO 那么對于中國來說沒有什么很大的好處 只是加劇了中國的企業毀滅性的加快 要不是 調控一下 中國的企業 前途渺茫啊 畢竟 中國還沒有發展到一定的 程度 簡單的說 現在推行的 塑料袋收費 真的控制了白色垃圾嗎？？ 國際經濟的發展 自由他的緣由 但是中國 很虛 好了過多的就不說了 政治上的東西 還是少涉足的好

試分析國際貿易的對各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這個只要對比一下我國改革開放前后就知道了

在現在這種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時代里，如果國際貿易做的不好，顯然，此國家的經濟就會遠遠落后于別國。

美國出口中國商品多少億？

據國內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4298億美元；從美國進口1539億美元，中美貿易順差為2758億美元。

而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全年，美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6359.7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1303.7億美元，自中國進口額5056.0億美元，美方貿易逆差3752.3億美元。

你可以看到，中美之間由于統計口徑的不同，造成數據上的巨大差異。如果按照全球價值鏈的角度，美國逆差的數據要打一半左右的折扣。此外，中國海關總署1月12日公布的中美貿易數據并不包含兩國間的服務貿易數據。如果計入中國對美國在服務貿易上的巨大逆差，這個逆差數據也會小很多。

造成貿易逆差的因素是非常多的。除了統計口徑因素的影響，主要原因在于國際產業轉移和中國貿易模式。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由于生產成本相對較低而存在明顯的比較優勢，許多國家或地區的制造業逐漸向我國轉移，將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對美貿易順差轉移到中國，如很多外資企業或跨國制造業進入中國等。簡單說，就是制造業轉移到我國的結果。

從貿易結構看，中國主要向美國出口紡織品、服裝、鞋、玩具、家用電器和旅行箱包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則主要向中國出口飛機、動力設備、機械設備、電子器件、通信設備和化工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以及糧食、棉花等農產品，以及服務貿易。實際上，美國通過進口廉價的日常消費用品、出口附加值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享受到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帶來的巨大利益。同時，美國經濟和美元的霸權地位，不僅使美國能夠充分享受這種利益，而且可以獲取巨額的“鑄幣稅”收益。

低碳經濟能否擴大我國出口貿易？為什么？

“中國外貿全年慘淡，但收盤收得好。”商務部國際經貿研究院國際市場部副主任白明在接受《財經》專訪時如此概括，他認為，中國出口這次復蘇具備有條件的可持續性，還有一定不確定性。同時，低碳經濟將對貿易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財經》：2009年中國出口在年底終于出現回升拐點，您認為出現這個拐點的原因何在？

白明：總體來看，2009年全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外貿形勢并不樂觀。全年出口總量下降，但收盤收得好。

談到出口增幅轉正的原因，首先從外部原因在于金融危機中各國刺激經濟的措施效果開始顯現，美國經濟增長轉正，外部需求顯著增加。技術上，2008年年底之前中國出口還一路上升，但到11月、12月開始下降，所以去年這兩個月基數偏低，今年同期增幅就被清晰凸顯。

其次，國外需求長時間偏低，但經歷了一年多之后，需求會有一個修正過程。例如國外很多商場、超市需要補貨。

從內部來看，國務院第66次會議制定促進出口的方針，一年半時間內7次增加出口退稅，實施出口信用保險，擴大出口信貸范圍。

最后，在金融危機發生時，各國貿易量普遍降低，我國總量也降低，但在當地市場所占相對份額上升，占據了有利地形。一旦該國經濟好轉，則更大的市場份額會迅速形成比危機前更大的需求，加速中國出口。

《財經》：這種回升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白明：我認為，中國出口這次復蘇具備有條件的可持續性，還有一定不確定性。世界經濟復蘇基礎仍不牢固，迪拜危機式的隱患宛如定時炸彈，這種定時炸彈還有多少顆，仍屬未知。但我個人認為可持續的幾率較大，但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因素。

首先，國家一年多以來采取不少包括退稅在內的刺激出口措施，但稅率空間已釋放殆盡，17%的稅率因為著杠桿已用到盡頭，因此，這種傳統工具的力度已不可能大幅加大。

其次，內需持續好轉，消化了國內的產能。很多廠商在國內需求就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短時間內不愿涉足陰難測的國際市場，出口積極性不高。

另外，去年增長屬于政策性刺激增長，含金量和危機前相比有些不足，如同高考，用少數民族和文藝體育特長加分的學生，雖然暫時和裸分學生一起通過考試，但將來考試加分優惠取消后，就可能捉襟見肘。

最后，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早已存在，但在金融危機期間被削弱，危機過后，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會隨之回歸，對出口壓力加大。

《財經》：全世界經歷了一場金融危機，您認為這場金融危機過后，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大環境與以往相比是否有了本質變化？這種變或不變具體體現在哪？

白明：這次金融危機堪稱百年未遇，但并未改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資本、勞動力的流動總體態勢并未根本逆轉。但在這次危機中，很多國家吸取教訓，經濟失衡有所改善，世界更趨均衡、和諧發展。

從國際貿易權力與話語權架構上，歐美國家在世界貿易體系中仍占據主導地位，但新興國家地位有所上升。金融危機前，世界經濟體系仍在歐美西方國家主導之下，但金融危機造成的此消彼長，讓新興國家地位上升，由西方主導變為西方國家與新興國家中的代表國家共同主導，其中，金磚四國的影響力尤其不能忽視。具體體現在世界經濟首腦峰會和哥本哈根環境大會等國際場合。

另外，綠色經濟將主導世界貿易，低碳經濟將對貿易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國際貿易合作方面，區域主導的貿易合作將進一步提升，雙邊經貿合作會進一步發展，多邊發展將更困難，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從產業結構看，在金融危機過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各國對虛擬經濟的幻想會逐步降溫，更加注重實體經濟和產品貿易，對資本國際流動的監管與調節會進一步加強。

《財經》：與危機中的情況相比，金融危機過后，中國外貿會有哪些變化？

白明：第一，危機過后，我國出口增長方式轉變的思路和措施將回歸。危機時，由于低檔產品份額下降相對較小，我國出口政策以保市場為主，多多益善，但危機之后，將慢慢回歸“好字當先”，提升產品質量，延長產品價值鏈，打造國際知名品牌。

第二，中國出口將進一步綠色化。哥本哈根會議之后，貿易中綠色比重將進一步增加，低碳經濟的興起為中國外貿制造了新課題。

《財經》：你提到低碳經濟會對世界貿易格局造成重要影響。

白明：無論哥本哈根會議是否達成協議，也無論達成的協議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貿易的低碳化自然也是與時俱進。

首先，在原有的勞動力、資本、技術、自然資源等要素之外，由于又要多出了一個碳要素，各國在參與國際分工過程中所擁有的比較優勢也會發生轉化。相對來說，發達國家在新能源技術上占有領先地位，因而希望通過發展低碳經濟占據未來國際市場競爭制高點，而尚未完成工業化進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就不那么幸運了，由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粗加工比重大，耗能多，污染大，要在短時間內一下子大幅度削減碳排放量，無異于令其退出國際分工。

其次，在低碳經濟這頂大帽子下，各國對碳關稅的理解也不盡相同。許多國家特別是近些年來已然喪失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發達國家，以限制碳排放為名征收碳關稅則有可能成為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號借口。2009年3月17日，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稱，如果其他國家沒有實施溫室氣體強制減排措施，那么美國將征收碳關稅，而美國眾議院在2009年6月26日通過的《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就包含了有關碳關稅的條款。前不久，法國也提出，從2010年開始，對在環保立法方面不及歐盟嚴格國家的進口產品，將征收碳關稅。

再次，隨著未來碳排放權交易的日益擴大，碳排放權有可能像勞動力、資本、技術、自然資源等其他要素一樣跨國流動，甚至還會更加自由地流動。由此，很可能替代一部分貨物貿易。

此外，隨著碳要素附著于世界經濟的各個領域，在國際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上，有可能出現碳排放權的稀缺性差異，一些缺少碳排放權的環節有可能成為產業鏈上的“死結”。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的國際產業鏈條面臨著新的一輪重構機緣。

正是由于低碳經濟帶來的上述影響，未來若干年內世界貿易發展將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趨向。一方面，世界貿易規模擴張將受到抑制，世界貿易依然發揮著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的作用，但應當是低碳的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而非高碳的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另一方面，世界貿易結構將發生變化，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將趨于下降，而低耗能、低污染產品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則趨于上升。

也應看到，盡管引入碳要素有可能改變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但這種比較優勢的改變也局限在一定范圍內，短時間內不足以扭轉當今世界貿易的流向，發達國家的出口貿易依然是以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為主，而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依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

《財經》：低碳經濟對中國外貿而言意味著什么？

白明：對于正在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的中國來說，哥本哈根會議無疑發出了一個警示信號，這就是一定要徹底轉變對外貿易發展方式。近些年來，在轉變對外貿易發展方式方面，我們的動作不可謂不大，實施了科技興貿戰略、以質取勝戰略等重大舉措。例如，在出口退稅方面，“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退稅率一直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可是，面對著后哥本哈根時代減少碳排放的全球化進程，中國轉變對外貿易發展方式顯然還任重道遠。迄今為止，我國現在實現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數量是美國的3倍，德國的5倍，日本的近6倍。

不過，發展低碳經濟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來說也并非都是阻力，也有推動力。例如，隨著對碳排放要求的日益嚴格，以比亞迪為代表的混合動力汽車在國際市場上的前景越來越被看好，使中國汽車工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不僅在勞動力成本上擁有后發優勢，而且也能夠在節能環保技術上擁有占先優勢。事實上，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期間與中方共同簽署的聯合公報中強調，基于中美兩國在電動汽車領域的巨大投資，兩國政府宣布在十幾個城市開展聯合示范項目，并努力開發共同的技術標準以推動此產業規模快速增長。

在低碳經濟加速發展的今天，中國要想確保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難度無疑會加大。遺憾的是，對于為數不多符合低碳經濟審美標準的出口產品，有關部門并沒有予以足夠的支持。眾所周知，由于符合節能環保的時尚，中國制造的電動自行車在歐美市場上廣受歡迎，但我們自己卻要用近乎于苛刻的國家標準針對電動自行車行業戴上“緊箍咒”，實在匪夷所思。

不難看出，在發展低碳經濟的大趨勢下，未來的世界貿易發展也必然要呈現出低碳化特征。為此，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也必須要及時調整思路，在適應世界貿易低碳化過程中力求以變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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