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我國海外貿易最繁榮的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主要朝代對外貿易發展的基本情況)

入后，中國明清兩朝金銀比價出現了一個明顯變化趨勢，16世紀30年代開始從1∶6左右逐漸上升，17世紀初基本上穩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國市場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變成l:13，這一價格水平仍然要遠遠滯后于同時期歐洲金銀比價。在1492年以前，東方中國和印度的金銀比價還是1:5的時候，歐洲就已達到1:11或l:12。在歐洲頻繁發現銀礦后，從1519-1650年，金銀比價從1:11變成1:15.5左右，僅中間短暫時期內保持在1:10.6。

而中國直到清中葉大概在乾隆時期金銀比價才達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紀中葉，中國金銀比價已經基本上與歐洲拉平，甚或時有過之。日本、印度金銀比價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過程，不過日本銀礦資源豐富，印度與歐洲通商歷史較早，因而其金銀比價與歐洲拉平時間早于中國而已。

結論及比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銀流入，主要是中國通過海上貿易用商品交換而來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經濟體，這種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其貿易保持著很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于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后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3]

除了貿易順差之外，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金銀比價一直低于外國金銀市場的比價，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16、17世紀間，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對白銀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銀價。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從1550年到1645年明朝滅亡前的百年間，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14，000噸之多，是這一期間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30]

歷史總有驚人相似的一幕。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加工制造業和對外貿易，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晚明時期類似，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出現了嚴重的人民幣套匯現象。晚明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這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人均產出和收入與西歐相比并不遜色。在銀本位制下，白銀大量流入滿足了國內貨幣需求，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農業、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江南等地早期的工業化也藉此得到了發展。但遺憾的是，晚明政府從打擊海上敵對勢力等政治需要出發，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海外貿易遠未能發揮其對市場開拓、專業化生產和資本形成的推動作用，使得晚明中國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與晚明抑制外貿發展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實行“獎出限入”的傾斜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發展出口，對進口實行一定限制。這些傾斜政策加上勞動工資偏低，社會保障不健全，環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等，都降低了出口企業成本，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近年來，除傳統的加工貿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發展過快，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出口迅速擴大，我國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當前的巨額順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在中外歷史上非常罕見。類似地，美國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間，德國從1880年代到“一戰”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從1981年到最近，對外貿易均長期順差。這些國家在上述階段經濟較快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儲蓄相對投資過剩并不奇怪。當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低，資本對勞動力的比率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資本相對稀缺。此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理應較大，更可能出現儲蓄對投資的不足也即貿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貿易順差導致白銀流入，在銀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促進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且不存在外匯風險問題。目前我國外貿持續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導致的。當前外貿順差過大加大通脹和資產價格波動壓力，我國外匯資產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

從根本上說，晚明和當代中國對外貿易共同問題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影響了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歷史教訓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持續的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我國當前應當調整傾斜外貿政策，減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強內需，否則就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持樂觀態度。

六朝時期的發展海外貿易的國家有哪些

據史書記載，六朝時，前來廣州與我國通商的國家計有大秦（在今地中海東岸）、天竺（在今南亞次大陸）、師子國（在今斯里蘭卡）、jì＠⑨賓（在今克什米爾）、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金鄰（在今泰國）、頓遜（在今馬來半島）、狼牙修（在今馬來半島）、盤盤（在今馬來半島）、丹丹（在今馬來半島）、訶羅單（在今爪哇島）、干陀利（在今蘇門答臘島）、婆利（在今印度尼西亞巴厘島）等十余國。

六朝時期，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具有以下有利條件。首先，航海造船技術的進步，改變了海上航路，使廣州得以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埠。漢代，由于造船、航海技術的局限，商船需沿海岸線航行，瀕臨北部灣的徐聞、合浦是當時重要的通商口岸。廣州商船先沿廣東海岸線至徐聞、合浦，再從這兩個港口出海。《漢書·地理志》中明確記載了漢代從徐聞、合浦啟航，沿北部灣折南，經中南半島東岸，穿越馬六甲海峽，入印度洋，而至黃支國(印度東南部)的航線。六朝時期，中外造船技術都有了明顯進步。《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引《南州異物志》記述了海外諸國的造船技術：“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長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萬斛大約相當于千噸。這些海舶航行速度甚為快捷，因其“隨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后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余，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風激波，所以能疾。”〔1〕 此類四帆之舶的出現大大加快了航行速度。當時，在東南亞地區還出現了七帆船，如果順風航行，一個多月就可扺達大秦(羅馬)。〔2〕六朝時期，中國南方亦制造出了載重千噸的大舶，《荊州記》云：“湘州七郡，大盤艑之所出，皆受萬斛。”〔3〕東晉，占據廣州的盧循農民起義軍曾作八槽艦“起四層，高十余丈。”〔4〕六朝時期，中外造船技術有了提高，船舶載重量大，不僅速度快，而且較能扺御海上風浪的襲擊，故能勝任遠洋航行。商船已無需象漢代那樣沿海岸線航行，而開始選擇快捷的航線，即從廣州啟航經西沙群島海域直達東南亞。晉代求法僧人法顯從印度附乘商船回國，其所著《佛國記》提到有商人云從耶婆提(爪哇或蘇門答臘)“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可知晉代從廣州直趨東南亞的航線已經開辟了。1975年，廣東省博物館在西沙群島考古調查中，在西沙北礁發現了南朝時期沉船遺留下來的六耳罐和陶杯，〔5〕證實了商船曾從這一海域通過。�

其次，廣州便利的交通和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其作為海外貿易中心的基礎。當時，海外貿易中進口商品都是珍寶奇貨，這些舶來品多不在嶺南地區消費，而要轉運到內地銷售。以絲貨、陶瓷為主的出口商品，其主要產地也不在嶺南，它們多由內地商人販運而來。這就要求作為外貿港口的地區，經濟發展，交通便利，以利于進出口商品在本地銷售和轉運。公元217年，孫權把交州州治從廣信遷到番禺(廣州)，此后廣州便成為嶺南地區政治經濟中心。自東漢黃巾起義后，北中國陷入連綿不斷的戰亂之中，地處南方邊陲的嶺南則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中原人民開始輾轉南遷，避亂于此。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漢人紛紛南渡，徙居嶺南。縱觀從東漢末年至陳亡的三百多年間，中國北方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六朝時期大量漢人徙居嶺南，他們從經濟相對繁榮的中原居于荒蕪的南陲蠻邦，生存的需要促使他們致力于經濟上的開拓。這樣不僅增加了開發嶺南的勞動力資源，而且還帶來了先進的勞動工具和生產技術，漢人的大量南遷給嶺南提供了一次學習中原文化的機會，廣州經濟正是在這種有利因素下，獲得發展。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的北緣，南濱海洋，通過珠江水系，經靈渠道、萌諸嶺道、桂陽道、武水道、大庾嶺道及海上通道與內地進行商業貿易。此為廣州港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再次，南方政權向外發展的需要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中心的形成。割據江東的孫吳在致力開發東南地區經濟的同時，十分重視向海外發展。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求夷洲及亶州。”〔6〕亶州即呂宋。孫吳時交州刺史呂岱也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使南海諸國。吳國的海上活動，為此后海外貿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東晉、南朝的貴族，生活奢華，喜搜求異國珍寶，但由于偏安江南，與外域通商的西北陸路交通斷絕，于是謀求海上通商之路。《宋書·夷蠻傳》曰：“晉氏南移，河隴[HZ（][XCZ6.tif;%35%35][HZ）]隔，戎夷梗路，外域夭斷。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汛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眾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并世主之所虛心，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反映了南方政權統治者為追求奇珍異寶，不惜遠航海外諸國的情景。廣州的六朝墓葬中，曾出土了大量玻璃、瑪瑙、珊瑚、玳瑁飾品。南京和長江下游的大型墓葬中，也常見有玻璃、瑪瑙、珊瑚、玳瑁飾品以及隨葬所焚熏的雜香。這些都是南方貴族所追求的海外奇珍異寶。�

六朝時期，廣州不僅是全國海上貿易的中心，幷且也是一個國際港口，在國際海上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當時的廣州“舟舶繼路，商使不絕”，〔7〕不僅匯集了南海諸國(東南亞各國)的商使，還有遠至天竺、波斯、阿拉伯、大秦等遠海諸國的商人。�

大秦在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遣使從海道來朝，開始了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三國時，大秦商人秦論于公元226年從海道至交趾。到晉代大秦商使開始在廣州登岸，《藝文類聚》卷八十五載：“大秦國奉獻琛，來經于州，眾寶既麗，火布尤奇。”可見，晉代，大秦和廣州已有了直接的貿易往來。�

在六朝時期的廣州，還可以見到來自阿拉伯的商船。這一地區造船的特點是以椰子或桄榔樹皮搓成的繩子代替鐵釘來縛船。晉代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狀》載其特征云：“(桄榔)其皮可作綆，得水則柔韌，胡人以此聯木為舟。”唐劉恂《嶺表録異》中更詳細地記載：“賈人船只，使桄榔須系縛，以橄欖糖泥之，糖干甚堅，入水如漆也。”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認為《嶺表録異》中所載的賈人船是阿拉伯船。由此觀之，六朝時期，阿拉伯商船已航至廣州，其造船特點遂為時人所注意而記載之。�

六朝時期，廣州與東南亞各國貿易往來的情況，可從史書中知其大概，據魏晉南北朝諸史記載，南海諸國經廣州來朝貢的次數如下：三國吳1次，東晉9次，宋23次，齊缺載，梁39次，陳14次。來貢諸國有林邑、扶南、占婆、盤盤、丹丹、狼牙修、阇婆、婆利、干陁利、訶羅單、婆皇、獅子國等。其中扶南、占婆在晉至南朝各遣使二十多次。南海諸國遣使朝貢實質上是一種官方貿易形式。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訶羅單國遣使奉表經廣州來朝貢，表中希望能與宋政權遣使以通商貿易，其表曰：“伏原圣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為禁閉……愿敕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在陵奪。愿自今后，年年奉使。”〔8〕道出了其遣使朝貢的目的。各國使團中，有的是由商人組成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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