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數字貿易發展與合作報告2022(全球經濟體gdp排名)

》，這是國內首個數字人產業專項支持政策。根據《行動計劃》，到2025年，北京市數字人產業規模將突破500億元，初步形成具有互聯網3.0特征的技術體系、商業模式和治理機制，成為全國數字人產業創新高地。

 

23.  騰訊“幻核”宣布停售數字藏品

8月16日，騰訊數字藏品平臺“幻核”發布公告，表示基于公司聚焦核心戰略的考量做出業務調整，2021年8月2日上線的“幻核”將停止數字藏品發行，同時所有通過其平臺購買過數字藏品的用戶可自行選擇繼續持有或發起退款申請。

 

24.  截至7月末我國5G移動電話用戶同比增長93.2%

8月22日，工信部發布數據顯示，1-7月電信業務總量9882億元，同比增長22.2%；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1463億GB，同比增長19.1%。截至7月末，我國移動互聯網用戶數達14.55億戶，比上年末凈增3955萬戶；5G移動電話用戶到達47465萬戶，同比增長93.2%。

平新喬：高質量發展與國有經濟布局的優化 | 北大經院

李克強總理在2021年3月全國人大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里，關于國有經濟與國企改革的方向，講了兩個方面：一是從產業布局的角度，強調了要優化國有資本和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布局。二是國企改革，這涉及到國企的治理結構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關于國有資本和國有經濟的布局，克強總理講了三句話：要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要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這就是說，國有資本和國有經濟布局的優化不是孤立的，是與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相連的，調整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相互關系，是著眼于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即競爭才是 社會 主義市場體系的基礎。這實質上就是說，要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關鍵在于落實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而要落實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就需要改變、改善國有資本和國有經濟的布局，處理好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的關系。

關于國企改革，克強總理則是專門談到了“國企改革三年行動”。他也講了三句話：要深入實施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是中共中央深改委于2020年6月30日通過的重大改革決議，其實這個決議也是從國資布局、國企治理結構和國企市場化經營等幾個方面進行規劃與設計的。

我這里主要談談國資和國有經濟的布局的優化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

國有資本與國有經濟布局的改變與優化也是改革。最近10幾年里，中國經濟改革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體制變遷是以經濟結構的動態變化為載體的。當一種企業組織方式賴以生存的生產方式隨著新經濟的出現而被覆蓋消失后，原來的生產方式上的企業組織形式也會不復存在。尤其是當“新經濟”發生時，新的企業形式和交易方式就相應產生了，并且由此引發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之間的結構變化。舊的生產方式過不了技術升級這一關而被無情淘汰，建立在這種舊方式上的企業就必須破產、退出市場。過去的20年，世界見證了新的 科技 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格局的重大變化，以及由生產力變化所帶來的生產關系的巨大變化。以數字經濟、互聯網技術、平臺經濟、 5G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知識革命和技術革命，正在迅速、全面地改變與改造資源配置的方式與配置結構。以美國為例，1995年，美國股市市值最高的前五名公司是：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EXXON（埃克森美孚公司）、Kadak（柯達公司）、與General Motors（通用電器公司）。這五個公司基本上還是屬于高端制造業和能源產業的。而到了2015年，美國股市市值最高的前五名公司是：Apple（蘋果）、Google （谷歌）、Microsoft（微軟）、EXXON（埃克森美孚公司）、和Amazon（亞馬遜）。即除了埃克森美孚公司繼續以能源型公司占據統治地位之外，另四個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都是互聯網、大數據平臺的“新經濟”企業。這說明，在20年間，美國的企業分布的產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高端制造業為主轉變成為以數字技術、平臺經濟為龍頭的產業結構了。在中國，2019年，數字經濟已經占到GDP的36.2%。現在， 連國際貿易都在相當程度上數字化了。2019年，在全球貿易里，數字貿易（出口）已經占到12.9%。

在這種新技術革命面前，我們的國有經濟布局是否有與時俱進的變化呢？

我們常說，國有經濟應該布局于與國民經濟基本命脈有關的基本產業上。在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化前沿技術已經深入改變全球經濟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全球數字貿易的規則的討論與制定正聚焦于知識產權、產業政策、環境、投資、競爭法規、國有企業、政府采購的時代，我們的國有經濟是否在新經濟的發展上作了能夠起長遠決定作用和影響力的布局呢？我們僅以工業互聯網產業為例，因為這無疑是一個關乎到中國國民經濟基本命脈與長遠發展的基本產業。目前，無論是在設備層、網絡層、平臺層、軟件層、還是在應用層、安全層，在這六個層面占據龍頭地位的20-30個企業，如航天科工、中船工業、中國電信、三一重工、海爾、美的、富士康、華為、徐工信息、寶信軟件、石化盈科、浙江中控、華龍迅達、浪潮、東方國信、用友、金蝶、索為、阿里、騰訊、百度、優也、寄云、天澤智云、昆侖數據、樹根互聯等企業里，我們只見到3-4家國有企業和國企控股企業。而且，成為美國圍追堵截的眼中釘的企業，也是中國數字技術代表性企業的，不是國有企業，而是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這至少說明在新經濟的領域里，中國的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的布局可能還不如民營經濟，國有企業的整體表現可能還不如民營企業。這可能也是好事，說明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小些，倒反而會促進非國有的經濟力量和 社會 資本放手與外國資本競爭、合作。但是，我們的國有資本和國有經濟的基本后備和保障作用在哪里呢？

將資本投資從傳統的制造業部分轉移到數字經濟、網絡經濟、平臺經濟為特征的智能經濟上來，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讓資產由“重”變“輕”。這個轉變對于中國的國有資本和國有經濟來說，是有必要的。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到2018年，中國國有資本的29.8%是分布在工業即制造業上，15.2%是分布于建筑業和房地產業上，14.9%是分布于交通運輸業上。這就是說，占全部國有資本近60%的資本是投資在工業、房地產業和交通運輸業上。而投資在通訊與信息服務產業的國有資本只占全部國有資本的4.45%。但是，正是這個通訊和信息服務產業，是中國這幾年來增加值增長率最高的產業，是新經濟的領頭產業。經濟數據表明，中國國有資本的結構目前是比較嚴重地偏“重”的，我國國有企業大都集中在煤電油運化工和裝備制造等領域。在資產偏“重”的前提下，又要求國企為國家承擔許多 社會 責任，這樣就勢必會影響國有資產的總體回報率。目前我國國有凈資產約有70萬億元，總體年回報率不足5%，還抵不上商業銀行貸款年利率水平。

我們贊成國有資本和國有經濟的布局要適當向資產由“重”變“輕”的方向轉變，并不是說要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從煤電運化這些資源密集型的工業部門全部或者大部退出。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在資源密集型的上游產業保持相對密集的占有和控制，這也是保持國有經濟對于整體經濟的長遠穩定發展的需要。問題是，即使是資源密集型的國有部門，也要實行“智能化”生產，要運用人工智能，要基于工業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改善工業過程管理，提升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率。這就是說，我們可以實現在國有資本不退出前提下的在產業、在位的國有資本“輕型化”。否則，即使是煤電油裝備制造業這樣具有傳統優勢的產業部門，也會被數字化生產方式所淘汰。這方面，中國機床工業就有深刻教訓。中國機床業在2001中國進入WTO以后制造業噴井式發展時期，由于機床需求猛漲，借助于引入外國機床技術，曾有過“黃金十年”。但由于在引進的外國技術過期后，本國的研發上不去，我們在技術上又受制于國際新一代的先進技術的壓制和封鎖，被重新打入“中低端陷阱”，一批著名的中國國有機床企業也跟著被迫破產。

從中國機床工業的這個教訓里，我們可以學到，國有經濟、國有資本、國有企業的布局調整和優化，關鍵在于在技術上立足，要在研發上布局。從美國的經驗看，企業的研發投入是應該計入企業的投資支出的，投資分固定資產投資和企業無形資產投資，而無形資產投資就是企業的軟實力投資，無形資產又分為企業組織資本和企業研發投資所累積起來的知識資產和專利資產。因此，資本布局，要重視在知識資本上的布局，而知識資本上的布局從動態上看最關鍵的是研發支出上的布局。從2000年至2015年，平均說來，美國的上市公司的企業研發支出/資產的比率已經超過了企業（固定）資產支出/資產的比率。以2015年為例，企業（固定）資產支出/資產的比率，平均只有4.2%；而企業研發支出/資產的比率，平均值是7.5%。也就是說，在美國的上市公司里，研發投資已經在20年以前就超過了固定資產的投資。過去20年里，當我們中國人正在為一座座工廠建成投產、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一座座大橋屹立貫通而自豪時，我們的對手美國人是在無形資本的布局上遙遙領先于我們。我們是在這兩年被人家美國人卡脖子時才如夢初醒，我們還很落后。我們應該把研發視為投資，而且是比固定資本投資更為重要的投資，在優化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布局時更要優化我們的研發布局。

從優化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的布局的角度看，為了在數字經濟的時代搶占技術制高點，不一定要由國家自己去辦企業。當然，國家實驗室體系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我們的國家擁有包括衛星數據資源這樣的數據資產，又有國家所有的大學和研究院所的數據技術人才資本，這都是我們的優勢。但是除此以外，我們也是可以以國家資本為后備建立起一批 社會 公共基金，建設 社會 公共基金網絡，這種 社會 公共基金不僅可以支持國有企業與國有事業單位的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的基礎研究，也應該一視同仁地支持非公單位和個人甚至在華的外國企業和個人的研發項目，因為，研發一旦成功，其成果會具有巨大的公共品性質和效應，會極大地提升我們經濟發展的質量。

作者簡介

平新喬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梓材講席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與管理學部副主任。2007年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北京市教學名師（2015年）。主要研究方向為：微觀經濟學及其應用，產業組織理論，財政學。在國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國財政與稅收改革，產業結構轉型和產業組織等領域，已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已發表200余篇論文。

責編：禾雨

福建省大數據發展條例

（2021年12月15日福建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

目 錄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數據資源

第三章 基礎設施

第四章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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