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數字服務貿易出口國排行(截止2007年,哪個國家是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的第一大市場)

難以兩全的困境。

其次，外匯儲備增長過程導致我國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貨幣政策操作的主導權。外匯占款早已成為我國基礎貨幣發行的主渠道，貨幣供給增速超出貨幣當局預想，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初制定的全年廣義貨幣供給(M；)增長目標是15%，實際執行結果是增長17.57%，增幅~2004年末高2.94個百分點。由于外匯儲備增長過快，換言之也就是通過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增長過快，目前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導致資產價格大幅度增長。在證券市場，2006年上半年，上證指數上漲44.02%，深證成指上漲50.22%，漲幅為全球股市之首，位居第二、三位的俄羅斯和印度股市漲幅分別為52.79%、12.89%。在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價格上漲幅度明顯超過整個消費價格漲幅，一些重點城市房地產價格漲幅更為驚人。從房地產市場到股市、期貨市場，面對當前中國資產市場的一派“繁榮”景象，不少論者喻之為日本20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時期，但那時候日本內資制造業有著強大的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制造業基礎堅實；而我國目前制造業過度依賴外資，也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基礎不堅實，比作日本可能不太恰當，反而與90年代的東亞“四小虎”和東盟國家接近。

第三，巨額外匯儲備加大了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且我國在相當程度上陷入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抑制貨幣供給增長難以兼顧的兩難境地：要減輕外匯占款造成的過多基礎貨幣發行對國內貨幣市場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加大回籠現金力度，或提高利率，但這些操作將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如果為了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而增加貨幣供給，或降低利率，本來就已經極為寬松的貨幣市場將因此雪上加霜，過度寬松的貨幣供給又將刺激國內資產市場泡沫膨脹。

第四，為了消除外匯占款導致基礎貨幣投放增長過快帶來的上述負面效應，中國人民銀行進行沖銷干預的準財政成本日益提高。中國人民銀行在公開市場上進行沖銷操作的主要工具是通過發行央行票據來吸收由此增加的基礎貨幣。從2003年4月23日發行第一期50億元6個月期限中央銀行票據至2006年6月，人民銀行共計發行中央銀行票據328期，票面金額71940.7億元，期限從3個月到S年不等。大多數中央銀行票據采取貼現方式發行，共計回籠貨幣7萬億元左右，需要支付利息1363億元。目前，中央銀行票據發行規模越來越大，頻率越來越快。截至2006年6月22日，2006年人民銀行已經發行3個月期、1年期.票據43期，共計21680億元，接近2005年全年的發行規模，占2003年以來發行總額的1／3。

發行中央銀行票據的代價是央行票據利息支出不斷增長。迄今中央銀行票據需支付利息共計1363億元，其中2006年截至6月20日需要支付309億元，2003—2005年同期分別為20.5億元、120億元、229億元(扣除3年期央行票據的利息)。

第五，匯率的高度波動性使發展中國家在管理外匯儲備時陷入一個兩難境地：由于發展中國家與某一個發達國家的貿易、投資往來往往占其對外交易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通常需要持有較多的這個國家的貨幣，以便隨時動用，但這樣做又與外匯儲備多元化以分散風險的要求相悖。盡管金融市場發明了眾多規避風險的金融工具，但一個高度波動的市場必然提高資本形成的成本，造成經濟無效率。

第六，因為儲備資產收益率較低，存在資產收益差問題。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回報率昔遍高于發達國家，1994—2003年間，拉丁美洲、東亞(日本除外)、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回報率分別為12.9%、14.7%和11.3%，全體發展中國家平均為13.3%，而西方七國集團投資資本回報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國也不過9.9%。當前中國“經常項目順差轉化為9>匯儲備資產+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內流”的組合結果本質上是中國用海外低收益資產替換了國內高收益資產，為此中國不僅犧牲了國民當前的消費，而且也犧牲了回報率更高的投資機會，而投資效率不高正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投資癥結。

全面權衡，有序調整“雙順差”和對外資產

任何一國都不可能無休止地積累貿易順差和儲備資產而不引起整個國際貿易體系失衡。2005年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和資產儲備增量已經被視為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表現而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由于這一格局在中長期內蘊藏著較大的風險，如何對此加以調控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課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為此已經明確提出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標。要遏制“雙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失控，一方面需要降低貿易順差增速，另一方面需要通過新的外匯管理制度避免國際收入順差全部轉化為官方外匯儲備增量。

在降低順差增速方面，我們要做的不是遏制出口增長，而是通過啟動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帶動進口增長。“十一五”規劃綱要已明確提出要“積極擴大進口”。在擴大進口增長方面，也應避免在高位大量買入初級產品。

在外匯管理制度方面，造成高額外匯儲備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國的強制結售匯制度和實施近10年的非正式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在這種匯率安排下，企業除了可以保留少部分外匯收入之外，其余外匯收入必須全部在規定期限內調回國內并兌換為人民幣，而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必須全盤吃進其余市場參與者拋出的外匯，導致9一C儲備在很大程度上被動增長。對此，我們已經在外匯市場上引進了新的做市商，下一步應當是逐步放松強制結售匯制度，改為意愿結匯制度。

不僅如此，美歐是我們的主要貿易伙伴兼最大貿易順差來源，我國對其出口業績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其內部宏觀經濟形勢。2006年美歐經濟形勢看好，其進口和貿易逆差總體規模短期內不太可能顯著削減，我們如果一味追求抑制貿易順差增長，結果很可能是喪失我們本來可以贏得的市場，而讓其他國家有機可乘，美歐貿易保護主義的力度也不會明顯降低，從而使我們兩頭落空。

有鑒于此，至少就2006年而言，我們在追求對外經濟平衡時不宜單純遏制出口和貿易順差增長，而應當減少資本項目順差，通過外匯市場和外匯管理制度的調整來使順差不至于全部轉化為官方外匯儲備增量。為此，一要強化監管，減少熱錢流入，以及繼續適度擴大資本流出的自由度，有秩序地減少資本流出管制，推進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二要向意愿結匯制過渡。

如何理性看中國成為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詳細版本：

2013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4.16萬億美元，其中出口2.21萬億美元，進口1.95萬億美元。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13年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大國。這是100多年來發展中國家首次成為世界貨物貿易冠軍，也是中國繼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外匯儲備國和最大出口國之后又一突破。

這是我國對外開放歷史進程中的一件大事。從歷史上看，我國對外貿易始于先秦，盛于宋元，衰于晚清，經過新中國成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5年的快速發展，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可以說創造了世界貿易發展史上的奇跡。30多年來，我國對外貿易幾乎每4年翻一番，是100多年來首次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發展中國家。橫向比較，我國對外貿易從1000億美元邁上1萬億美元臺階，只用了16年時間，而美國用了20年，德國用了25年，日本、英國分別用了30年；從1萬億美元邁上2萬億美元臺階，我國僅用了3年，美國、德國分別用了8年。對外貿易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為活躍的力量。近年來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7%-20%，直接和間接帶動了國內1.8億人就業，創造了18%的全國稅收。

我國外貿發展根植于經濟全球化。目前我國已經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全世界都在享受著質優價廉的中國制造商品。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每年大量進口也帶動了貿易伙伴的就業和發展。2008-2013年，我國累計進口商品和服務約10萬億美元，不斷發展的對外貿易，讓中國發展惠及世界。

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洗禮，各國圍繞國際市場的爭奪更趨激烈。長期以來我國產品參與國際競爭主要依賴數量和價格優勢，產品缺乏核心競爭力，附加價值低；營商環境總體上有了顯著改善，但單向鼓勵出口的政策手段比較多，有促有限、有出有進的雙向調控機制還未完全建立，仍然存在片面追求速度和規模的傾向；市場中介組織發揮作用不夠，一些行業還存在一哄而上、競相殺價、無序競爭等問題；當前國際經貿規則博弈加劇也給我國外貿管理體制帶來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國際產業結構演進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高增值環節逐漸向服務部門集中，貿易增值主要靠前端的研發設計和后端的營銷服務，組裝制造環節利潤比例越來越小。去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5396.4億美元，約為美國的一半。我國是貨物貿易順差大國，但也是服務貿易第一逆差大國。服務出口發展滯后，表明服務業總體競爭力不強，我國與世界貿易強國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登頂之路，非常不容易。要將世界第一的位置保持下去，更加艱難。從外部看，當前世界經濟仍處在深度調整期，國際市場需求很難再回到金融危機前的持續高增長階段。國內方面，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經濟發展的資源、能源、環境約束加劇，如何在鞏固傳統優勢基礎上，盡快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是發展對外貿易亟須破解的重大課題。

我們認為，貿易強國是質和量的統一，有量還要質，有大還要強。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要堅持開放引領，繼續發展對外貿易不動搖，在保持外貿合理增長的基礎上，切實將發展目標轉移到質量和效益上來。

精簡版本：

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13年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大國。新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濃縮了一個東方農業大國逐步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的身影。然而欣喜之后更需理性思考。從數字上看，去年我國貨物出口在世界市場份額超過11%，但這個水平在全球貿易發展歷史上并不突出。英國1870年出口占全球的18.9%，美國1921年達到了22.4%。我國在人均貿易額等方面也與其他發達經濟體差距明顯。

觀察數字背后的貿易結構不難發現，我國企業總體仍處于全球產業鏈中低端，普遍缺少核心技術、產品與自主品牌，產品附加值低，資源環境和人力代價大，貿易規模和盈利能力并不協調。更重要的是，高增值環節集中的服務部門發展滯后。

貿易規模全球第一，還意味著成為各方關注焦點。在國際經貿規則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中國不太可能搭順風車、做獨行俠。如何更主動地走向國際治理前臺、發揮貿易大國的影響力，成為必須思考的問題。由此可知，在由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的關鍵時期，我國登上全球貿易排行榜首位，不是頂點，而是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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