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文化距離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中西方文化交際的文化沖突)

超過1000億元的規模，但根據有關部門1996年的統計，我國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億元的正版收入，占總量的2-3%；根據1999年的統計，正版收入約有50億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掃黃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據信實際市場規模也應該在1500億至2000億左右。這方面的事實說明，有相當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正在流失。我們的文化市場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結構性缺口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文化市場巨大的供求差別已經成為國家文化和經濟安全問題的隱憂。目前我國居民個人金融資產已經達到9萬億元左右，銀行存款約7萬億元，隨著我國在住房、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各項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們對文化、教育和娛樂的消費需求將得到進一步釋放。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個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無法填補的真空。加入WTO后，國外文化產業集團將可能以技術與內容的多重優勢大舉進入，迅速占領我國的文化市場，文化市場"有限開放"的政策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可能會在不長的時間里遭遇嚴峻挑戰。

近年來，人們頻繁地看到這樣的數字：英國文化產業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早在1993年就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并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了40%以上的份額。根據媒體的報道，我國政府已經開始考慮允許一些國際知名傳媒集團進入我國媒體市場。這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說明文化產業國際化的進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國文化市場已經暴露在國際文化資本的強大壓力之下，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積累的經濟和文化之果已經成為國際文化資本垂涎的目標。

（二）我國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眾多但產業組織集約化程度不高

面對巨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國際傳媒文化集團大兵壓境，我國的文化產業在總體上缺乏競爭力，難以滿足人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這一點足令我們憂慮。我國的傳統文化產業誕生于計劃體制之下，長期以來既被行政體制分割又被各種政策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總體格局，表現出經營單位眾多，產業集約化程度不高，資源極度分散和不講經濟效益的突出特點。在文化市場迅速成型的今天，這些特點全部轉化為弱點。

從人員規模看，僅以文化部所屬文化產業機構為例。截至1999年，我國文化部下屬的企事業機構共33.07萬個，這里包括了藝術演出團體、影劇院、圖書館、群藝館和文物保護單位，從業人員共166.15萬人；當年國內演出場次是42.3萬場；國內觀眾達4.69億人次。文化娛樂業有機構17.47萬個，90.3萬人；文化市場其他經營機構9.7萬個，23萬人 。這些單位的特點是大多機構較小，如文化部下屬每單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從經營規模看，音像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國音像制品的生產、復制單位近600家，每年生產正版音像制品（盒帶、VCD、CD和DVD）兩萬種約2億件（盤），平均每家企業年生產34萬件，月生產不足3萬；而銷售單位約有7萬個，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銷售2億件，平均每個銷售點一年不過賣3000來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圖書批發零售業是另一個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屬圖書批發零售機構有13056個，2.3萬人，營業收入只有5.45億元，人均2萬3千元左右，每天營業額為60來元。

資源分散和集約化程度低的問題在新聞出版和廣播影視業中表現得極充分。我國新聞出版體制與傳統工業經濟管理體制有共同特點：新聞出版單位必須是以一定級別的行政機構為"上級單位"，并且建立在其財政撥款的基礎上。這些新聞出版單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組；新的需求一般產生于新的行政機構，通過新的撥款來建立，同樣先天不足。長此以往，新聞出版機構就隨著行政機構的膨脹而膨脹起來。這些新聞出版機構大都規模狹小、重復建設、效益低下，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資源的閑置和浪費。近2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各有關方面一直在嘗試對文化管理體制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實驗，但是基本狀況并沒有根本性改變。

據1999年的統計，我國報紙有2038種、期刊8178種、出版社500余家，電臺電視臺3000余座。這是一筆經數十年積累形成的巨大而寶貴的文化資源。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們自己不迅速對其加以整合、優化，轉變其經營模式，增強其競爭實力，必然成為國際性傳媒巨頭的獵取對象。

（三）我國文化產業的傳統的資源配置機制與市場化要求之間正在形成尖銳矛盾。

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開始進入"快車道"。 1998年，我國政府職能部門不再直接辦刊辦報，退出出版經營領域，切斷了新聞出版單位與各個政府機構的傳統依附關系；2000余家報紙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產業化運行的軌道。1999年，開始了傳媒集團和多傳媒文化產業集團的組建；2000年，"傳媒概念"走紅股市，開始嘗試傳媒集團與資本市場的結合。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后浪推前浪，從分行業的、局部的改革，逐步進入整體性改革的階段。

但是，資源配置機制混亂，條塊分割和行業壁壘與市場化要求之間的矛盾仍然困擾著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化產業的基礎是市場，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公開、公正和公平的競爭，反對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壟斷；我國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是按"條塊"（地方和行業一縱一橫）分割的方式設立的，目前盡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與行政主管部門脫鉤，實行"專業歸口管理"，但是，離真正的市場競爭還有相當的距離。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利用與行政機構的傳統聯系，利用企業特殊的社會公益性質和意識形態功能，壟斷資源，操縱市場，謀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業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業跨地區的資產重組甚至兼并，卻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勢下，在國際性"傳媒匯流"趨勢的影響下，一些廣電、報刊、出版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成立了集團公司，實現了"強強聯合"和"資產重組"甚至在當地從事了一些跨行業、跨媒體經營。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我們也注意到，"媒體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則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將結構調整與體制轉型結合起來，仍然是個問題。

這樣，文化產業的發展就與深層次改革問題相遇了：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既具有一般的行業屬性，又具有社會公益性質。其中的核心產業門類如傳媒產業，既具有大眾傳媒的特點，又是黨和國家的宣傳渠道。如何基于這些特點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康發展，又保證先進文化的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以創新的精神大膽開拓。

但是，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黨和國家確保對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領導權的基礎。應該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勢下，在數字化信息技術的沖擊下，傳統傳媒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技術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的實現方式也已經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從以國家行政機制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轉向以市場為中介的自主選擇方式。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探索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揮傳統政治優勢的新辦法。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研究調控文化市場發展的新體制、引導精神產品流通的新機制，以及活躍文化生產的新組織形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文化的發展。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出現了全球性的"傳媒匯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在重新考慮如何以新的產業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對待文化內容產業的問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確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面對全球化的共同戰略主題，將會出現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我們的政策制訂人員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先進性要求與文化原創能力不足之間形成戰略矛盾，資源潛力不能轉化為產業實力

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是中國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世界上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世界之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除在中國境內，還在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區具有廣泛的影響。這應該說是中國的文化企業進行市場開拓的最有利條件，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中的最大消極因素。在經濟學的壟斷競爭理論中，保持產品差異被認為是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壟斷力量的關鍵。文化產品的差異首先是來自價值觀及表達手段的獨特性的；文化差異也是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和在趕超發達國家時可以依賴的比較優勢。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資源異常豐富，舉世公認。幾千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文明發展，幅員遼闊的國土上還留存著許許多多的歷史文化遺址、遺跡，還有各種類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觀；圖書館、博物館里保藏著數以百萬計的藝術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風情習俗、節日慶典中保留著大量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不間斷的研究和播傳。凡此種種，都為中國文化產品乃至其他可以負載文化符號的耐用消費品的設計、生產、創新提供了不竭的靈感源泉。

但是僅僅滿足于此顯然落后于時代。當今世界，文化已經具有原生形態、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新興文化產業得益于資本市場和信息技術兩駕馬車拉動，才有了前所未見的高速度，才將大批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和財富。我國正是在上述兩個方面都顯得被動和遲鈍。

比如，文化旅游是將民族文化資源潛力化為產業實力的重要方式，旅游業在我國文化產業各門類中還是產業化程度最高的部門，但是，在該領域將文化遺產轉化為產業的成功案例至今還極為鮮見。從多年前全國各地災難性的"人造景觀熱"，到近年來有關部門關于文化遺產所有權和管理權能否分離，市場機制如何引入問題上的多次爭論，許多問題還沒有進行徹底討論，并轉化為合理的政策法規。事實已經證明，憑空建造的主題公園永遠不會有信譽，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則無異于破壞，正確的道路顯然應該在這二者之間。但是，在如何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推動了文化旅游，我們還未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方針，因此而貽誤了諸多發展的機遇。

文化遺產數字化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新興產業基礎的一個關鍵環節。目前，"文化內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世界各國為迎接信息時代的到來，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眾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蘭倡議下，歐盟國家開始啟動一項多國框架性合作項目，名為"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文化遺產數字化被確定為基礎性內容。我國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的啟動（1996年）可以說動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還沒有形成國家發展戰略，還沒有將其上升為國家文化產業建設的基礎性工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深層危機。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國際性信息技術集團和文化傳媒集團早已開始著手整合世界各國的數字文化資源，為開發新的世界市場做好準備；中國文化資源關系到對中國文化產品市場的占有，這塊市場也為他們覷覦已久。1999年，美國大片《木蘭》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鐘：中國的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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