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主要貢獻(歐洲為什么能主導世界貿易)

王朝"，都把對外貿易政策的原則定在保護關稅上。這樣的政策一直堅持到19世紀中期，使法國制造業逐漸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力，一度成為僅次于英國的世界富國。

美國是后期工業化國家中最早執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國家。美國獨立后不久，1789年，開始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1816年美國通過了第一個明確的保護性關稅法案，對進口的棉花、羊毛制品和某些鐵制品課稅30％～40％。19世紀80年代初，美國的工業生產已經躍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國的工業產量已經占整個世界工業生產總量的36％。在這樣高速的工業發展過程中，美國一直在實行高額的保護關稅。尤其是《1890年麥金來關稅法》使美國整體關稅率從38％提高到49.5％，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后，美國才放棄了保護關稅政策，逐步轉向了自由貿易。當然，在美西戰爭取得勝利以后，美國就開始利用全球市場，享受自由貿易的好處而積累起巨額財富。在甲午戰爭后，美國也是逼迫中國實行"門戶開放"的主要"自由貿易"代表之一。在20世紀美國取得全球領先的生產和貿易地位，成為自由貿易的領袖之后，本國貿易保護主義仍不斷抬頭。在21世紀，面臨著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商品沖擊、尤其是2007年開始的"次貸危機"造成本國經濟衰退的時候，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表現得尤其明顯。2008年大選結束后，美國新一屆政府很有可能出臺一系列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德國的貿易政策一度搖擺于自由貿易政策和貿易保護政策之間。19世紀前半期的德意志關稅同盟所采納的溫和保護關稅，就是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折衷：對出口和初級產品的進口基本免征關稅，對制成品進口征收10％的關稅，對奢侈品征收20％～30％的進口稅。受英國在19世紀上半期轉向自由貿易的影響，德國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經致力于轉向自由貿易政策，降低和取消了許多農產品和工業品的關稅。但是，1879年俾斯麥重新回到保護主義關稅政策，重新征收、并不斷提高了許多工業品的進口稅。貿易保護政策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發展：自從建立了關稅同盟以后，德國的工業化就明顯加快了；而在1879年重新轉向保護關稅政策之后，德國則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一等工業強國。例如，德國工業在1870～1880年間還只占世界第4位，在1880～1890年間就超過了法國而上升為世界第三位，1910年又超過了英國而上升到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工業產量大約占全球的15％。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就宣揚"殖產興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也一直堅持"產業立國"、"貿易立國"。然而，日本一貫堅持對本國市場的保護主義思想，取得了對亞洲以及歐美市場的貿易順差地位。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美的商品一度涌入日本，但是日本人很快扶持起自己的企業，并通過文化、衛生條款等非關稅貿易保護手段確立了本國商品的市場主導地位。

頗值得研究的是，在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的19世紀20年代，美國開始執行扶植本國制造業的保護關稅政策，德國開始執行關稅同盟下的保護主義政策。到19世紀60年代，英國已經實行了進口關稅接近于零的自由貿易政策，美國卻在1857年后不斷提高保護性關稅，德國在1879年后也連續提高各種工業制成品的關稅稅率-而恰恰正是這兩個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分別上升到全球工業產量第一、第二的地位，把英國這個昔日的"世界霸主"甩在后面。

可見，貿易保護主義在上述國家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不可否認的。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安排下，各國才基本上能夠相對公平地逐步消減關稅，并建立了一定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使以高關稅為代表的普遍的保護主義逐漸成為歷史。

如今，一個個后發的市場經濟國家正在融入歐美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上述國家在享受自由貿易福利的同時，千萬不能忘記：那些近代工商業大國，雖然是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但是都曾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先驅，并且至今也仍然在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路線上搖擺。在聽信他們的要求，敞開每一扇大門的時候，一定要謹慎，否則就會像中國汽車業一樣-絕大部分汽車廠都被外資控制，從而壓制了本土技術研發能力和民族品牌，以致在美國汽車公司幾乎都瀕臨倒閉的年代，中國汽車的消費價格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貿易體制和政策的衍生財富效應

在普遍的高關稅政策成為歷史之后，貿易體制、貿易規則及其衍生出來的定價權、貿易利益分配權逐漸成為國際貿易問題的焦點。

此后，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為GATT）逐漸成為富人俱樂部，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新成員的加入。每一次新成員被批準加入前，都必須付出一定的商業利益，并須經過艱苦的談判，被迫接受有利于發達國家的各項貿易規則。

當技術和知識產權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出口收入來源的時候，就有了專門的技術和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定來保護上述發達國家的出口商業利益。當發展中國家的紡織品取得競爭優勢以后，卻有類似于《紡織和纖維貿易總協定》來阻止、限制這些國家的產品出口。尤其是在商品和資源大部分可以自由流動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勞動力流動卻受到發達國家的嚴格管制。不僅如此，在出口商品方面也附帶著有利于貿易規則主導國的各種細則，如勞工條款、衛生和環境保護條款等。

壟斷貿易規則和定價權被政治性地應用到大國財富分配中。20世紀70年代后期發達國家受到石油危機沖擊的時候，恰恰是前蘇聯石油和天然氣作為主要出口創匯來源的時候。此時，美國里根政府通過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的努力引誘沙特阿拉伯等國家不顧OPEC的配額限制，大量超限額開采和銷售石油，從而使1985年國際原油價格下跌50％。這種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強烈干預是后來前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低油價不僅有效地緩解了美國、歐洲的經濟衰退，而且導致了前蘇聯巨額的財富流失，迅速枯竭了其外匯資源。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和印度等能源短缺國家的崛起，國際壟斷勢力開始操縱石油、銅、大宗商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美國等發達國家不僅一直坐視不管，而且漠視本國投資銀行、套利基金參與上述大宗商品操縱和投機。直到石油上漲10倍達到140美元之后，發達國家發現不僅僅中國遭受了大量財富損失、輸入了通貨膨脹，而且美國等其他國家經濟也受到負面影響，才在2008年7月召開的G8峰會開始一致干預油價，美國參議院也開始調查油價操縱，從而使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逐步回落。

在表面的自由貿易思想和自由貿易體制下，那些從資源壟斷、需求壟斷、技術壟斷、政策和行政資源、規模經濟、沉淀資本、商譽等延伸出來的定價權能夠合法地成為超額利潤的來源。于是，擁有競爭優勢與定價權的一方急切地推動該商品的自由貿易政策，而被動接受價格的一方則依靠一定的貿易保護政策來減少自身的貿易利益損失。

在實踐中，所有關于傾銷與反傾銷、壟斷與反壟斷、補貼與反補貼、幼稚產業的定義和相關爭端的裁決都是有關當今國際貿易體制爭論的焦點問題。然而，大部分貿易爭端往往并不能夠得到有效解決，反而演化成貿易國之間相互的報復行動。結果往往是大國對世界商品供求關系施加影響，從而保護了自身利益；小國作為國際價格的接受者而處于被動地位。然而，如果不能有效利用現有的貿易規則，不能掌握貿易體制和規則的主導權，不能利用貿易條件（價格）的內生性來捍衛本國廠商和居民的福利，大國也會在國際貿易中遭受巨大的財富損失。比如，在21世紀初的世界市場上，凡是中國出口的商品都跌價，凡是中國進口的商品都漲價。結果，在全球享受中國提供的低廉商品的同時，中國廠商、居民和政府財政遭受著巨額財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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