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重新強調和討論了(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么是信任？我在這本書里讀到一個最經典的定義：所謂信任，就把自己置身到任由他人傷害的境地。你品一品，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在什么情況下會信任一個人？就是這件事明明有風險，但是你不管不顧，還是把這件事情托付給他了，這就叫信任。比如，你把孩子交給父母照看，這就是一種信任，你相信他會對孩子好。還有，你把錢借給別人，這也是一種信任。你既沒有跟他簽合同，也沒有派一個人天天盯著他看，但是，你相信他會還錢。

你看，信任能夠促進合作，節省大量的交易成本。但是，傳統經濟學很少討論信任這個話題。因為我們都覺得，信任只是小范圍的現象，熟人之間才講信任。現在是陌生人社會，得講利益，只有利益才是一切合作的基礎。至于信任，有沒有不重要，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代替，比如設立第三方監管賬戶，或者開展信用評級。

那么，熟人社會怎么辦呢？比如說，我們東亞文明，都愛搞關系，愛把人分成親疏遠近。這種文明是不是就很難建立大范圍的合作了呢？

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一本叫作《信任》的書里就說：家族企業盛行的地方，比如法國、意大利、中國臺灣和香港，很難發展出大型私有企業。一個地方要想發展，只能走一條路，就是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路。這就是著名的“歷史終結論”。福山的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所以，學者和商業記者一直都在唱衰家族企業。

但真實情況是什么呢？硬邦邦的事實告訴我們，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家族在企業中的角色都沒有下降。不信，你看一下世界財富500強的名單，超過1/3的企業都是家族企業，包括沃爾瑪、米其林、路易威登、寶馬，還有巴菲特的搖錢樹伯克希爾-哈撒韋。你還可以再看一下標普500指數，你會發現，家族企業的業績要比非家族企業好得多，規模也比非家族企業做得大。

這就奇怪了？我們說的可是“家族”，一個家族再大能有多少人？這些人怎么可能管理好幾萬人，甚至上百萬人的企業呢？

你別說，還真有學者做過這方面研究。比如說，有人研究了新加坡的華人企業，發現這些家族企業早期都集中在小型服務業、零售業和進出口貿易行業，但是后來，就擴張到了制造業、銀行業、橡膠采集業，變成了一個既跨國家又跨行業的超級巨無霸。這個擴張是怎么發生的呢？

研究者發現，家族企業的擴張，靠的不是企業本身越變越大，而是它們成立或者收購了很多子公司，然后通過控股和交叉持股等方式，掌握這些子公司的控制權，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型的結構。外來者可以投資，但是沒有發言權，不會稀釋家族的控制。

更有意思的是，在這些子公司里，家族成員是實際控制人，在董事會擔任重要職務。圍繞這些家族成員，又形成了一個職業經理人的圈子，擔任公司的高層管理者。這些職業經理人向家族成員效忠，家族成員又向整個家族表示忠誠。在這樣的社會網絡里，維系合作的是親情和信任，不是什么法律合約。

你看，對家族企業的重新認識和發現，打破了福山的“信任論”和“歷史終結論”。不同國家和地區，發展道路可以是多種多樣的。講究家族團結和熟人社會的東亞文明，也可以通過社會網絡，把小范圍的信任，轉化成建構大型經濟組織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意識到，信任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從朋友之間的信任，到員工和老板之間的信任，再到家庭成員之間的信任，信任都是市場交易的潤滑劑。而信任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是原子化的，而是嵌入在社會網絡之中的。

這是《社會與經濟》這本書里的第二個交鋒。

第三部分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交鋒：社會是怎么演進的？

在經濟學看來，一切社會變遷，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你想，什么是社會？社會只是一個虛頭巴腦的名稱，真實存在的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人。所以，所有的社會現象，都可以通過個體來推測、來理解。

比如說，需求。所謂的需求，就是所有人愿意購買商品的簡單相加。還有制度。所謂的制度，就是個體為了解決特定的問題而發明的辦法。這個觀點，我們可以把它叫作“理性選擇論”。很多經濟學模型都可以歸到這個理論里。

但是，格蘭諾維特說，不對，這種思維方式犯了“化約主義”的錯誤。什么是“化約主義”的錯誤呢？就是，按道理，社會層面的現象只能用社會來解釋，個人層面的現象只能用個人來解釋。從個人的行為，到社會的風尚之間，中間隔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你如果不填平這條溝，斷然地用個人因素來解釋社會現象，就犯了化約主義的錯誤。

這個溝怎么填呢？格蘭諾維特說，你需要在中間搭一座橋，那就是社會網絡。如果說，個人是一個微觀概念，社會是一個宏觀概念，那么，社會網絡就是一個中觀概念，它把社會和個人聯系起來。

這么說，還是有點抽象，我們來看一個例子，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家族，你可能有所了解，他們是14-17世紀歐洲的名門望族，不僅把持著歐洲的銀行業，還出過4位教皇和2位法國王后。這個家族為什么這么厲害呢？我們聽說過各種各樣的解釋。最常見的解釋是，因為某一個英明偉大的人改變了歷史的走向。比如，喬凡尼·美第奇把家族產業從羊毛加工轉移到了銀行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再比如，柯西莫·美第奇奪取了政權，成了佛羅倫薩的統治者；還有，大名鼎鼎的洛倫佐·美第奇，用錢燒出了一個文藝復興。

這些解釋，在格蘭諾維特看來，這些解釋都犯了用個體解釋社會的化約主義錯誤，它忽視了中間的那一層，那就是社會網絡。

美第奇家族在社會網絡中占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叫作“結構洞”。結構洞是社會學中的一個概念。它講的是有兩群人，彼此互不往來，那么，在這兩群人之間就出現了一個空缺，叫作“結構洞”，誰占據了結構洞的位置，誰就能享受到一個特殊的紅利。

那么美第奇家族占據了一個什么樣的結構洞呢？你熟悉歷史的話會知道，美第奇家族天然地橫跨了兩個社會網絡。一邊，是貴族。美第奇家族出身貴族，它通過跟貴族聯姻，拉攏貴族的支持。另外一邊，是新興資產階級，也就是暴發戶。美第奇家族擅長做生意，很愿意結交這些暴發戶，也能跟他們打成一片。

而貴族和暴發戶，這兩群人原本是不相容的。貴族嫌棄暴發戶沒文化、沒地位；而在暴發戶眼里，貴族是沒落的，窮得叮當響。這兩群人互不來往、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美第奇家族就有這個本事，把兩個圈子連接起來，讓貴族的權力為暴發戶所用，讓暴發戶的財富為貴族服務，兩群人都離不開他。所以，一時之間，美第奇家族的風頭可以說是無人能及。

但是，這還不是事實的全部。美第奇家族之所以能夠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更重要的是，它還做了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那就是贊助了文藝復興。美第奇家族贊助了包括馬薩喬、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在內的很多藝術家，還贊助了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和科學家伽利略。那美第奇家族為什么要贊助文藝復興呢？是因為熱愛藝術科學嗎？是為了獻愛心、做慈善嗎？都不對。它這么做，是為了掌握權力。

以往，我們討論“權力”，講的都是個體對資源的占有，尤其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但實際上，在社會學家看來，你占有資源，別人依賴你，聽你的，這只是權力最初級的形態。權力更高級的形態，是合法性權力，也就是你的職位給你帶來的權力，你通過選舉或者上級任命而獲得的權力。而權力最高級的形態，是議程設置，也就是影響人們的觀念和想法。比如“什么資源是重要的”“人們如何看待這些資源”的觀念。影響這些觀念，其實也是一種權力。

舉個例子，老板的話，你得服從，因為你指望他給你發工資，這是基于依賴的權力。部門領導的話，你也得服從，因為領導是公司任命的，這是基于合法性的權力。但是，權力還有剛才講的第三種類型，就是議程設置，換句話說，就是改變大家對一件事情的理解，從而改變歷史的走向。

美第奇家族就很擅長議程設置。它不僅僅是有錢這么簡單，它是把錢變成了一件件偉大的藝術作品，變成了審美偏好和文化軟實力，加速了宗教世俗化的新趨勢，締造了文藝復興的新文化。

回到前面的問題，社會是如何演進的？局部地看，我們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把它歸結為具體個人的努力。但實際上，我們還要看到中觀的社會網絡，看到美第奇家族在網絡中所處的結構洞的位置，看到資產階級興起和宗教世俗化的時代背景。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像齒輪一樣，是環環相扣、層層傳遞的關系。缺掉中間的任何一環，我們對事實的理解都不是全面的。

批評完經濟學，格蘭諾維特又把靶子指向了社會學自己。他說，經濟學家愛犯的錯誤，是用個人來解釋社會。而社會學家愛犯的錯誤，是用社會來解釋個人，認為個人的一切都是由社會所決定的。這也是一種化約主義的錯誤，它有一個名字，叫作“文化決定論”。

文化決定論有各種各樣的版本。比如，我們中國人愛談論的“國民性”，就是一種文化決定論。因為我們的民族有著什么樣的性格，所以，我們每個人具有什么樣的行為方式。

還有學者研究了汽車產業鏈在全球的分布，發現韓國的汽車組裝產業非常強大，中國臺灣的汽車零部件產業非常發達，而阿根廷干什么都不行，這是為什么呢？

學者解釋說，是因為汽車組裝需要大規模的資本投入，韓國的文化傳統更適合建立這樣的超大型企業；而汽車零部件行業，需要的是一批反應靈敏的小公司，這種制造方式在臺灣有著深刻的文化根基。至于阿根廷，既沒有建設大型企業的文化傳統，也沒有建設小型供應鏈的文化傳統，所以，什么汽車產業都搞不起來。

你看，所謂的“文化決定論”，背后其實隱隱地包含了“歷史終結論”的影子。認為，有的地方的制度和文化更加先進，更加適合工業化、現代化；有的地方的制度和文化就是落后，你的工業化、現代化怎么也搞不起來。但是，格蘭諾維特就講，制度和文化的影響，不是決定性的。制度和文化，與其說是個體行動的腳本，不如說是一個可供選擇的菜單。

格蘭諾維特舉了一個例子，就是韓國。韓國的工業之所以發達，是因為文化傳統嗎？不對呀，在半個世紀以前，韓國是一個既貧窮又落后的國家，恰恰是文化決定論者眼中落后制度和文化的代表。但是，1961年，樸正熙上臺，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實行了一系列的鐵腕政策。比如說，政府借貸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扶持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建設大型產業園區和基礎設施，還有大力發展國民教育，最后這些措施帶領韓國的經濟實現了騰飛。

在韓國的身上，你能看到各種各樣的影子：有蘇聯式的五年計劃，有日本式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也有韓國特色的家族財閥。它不是某一種國民性的結果，也不是某一種文化所決定的。它是一顆種子，自帶信息，然后吸收陽光雨露，開花結果。

總結

總結一下，我們前面講過的三次交鋒。

第一個交鋒，經濟活動中的人是什么樣的？格蘭諾維特的答案是，不僅是理性人，更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之中的人。

第二個交鋒，經濟活動是怎么展開的？格蘭諾維特的答案是，經濟活動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在社會網絡中展開的，信任和權力這兩種社會關系尤為重要。

第三個交鋒，社會是怎么演進的？格蘭諾維特的答案是，社會的演進，是個人、網絡和社會三個層面相互作用的結果。社會為個人行動提供了一個背景，個人通過社會網絡影響和改變社會。

你看看這三個句式，都說得不那么干脆。既不簡潔，也不漂亮。但是，它符合真實世界。

真實世界是復雜的。只有復雜才能解釋復雜。

之前，我們追求簡潔的解釋，不是因為這樣的解釋是完美的，而是因為沒有辦法，我們沒有辦法去計算、衡量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現象。

現在，我們有了大數據，有了計算機仿真技術，我們可以繪制出一座城市的人際關系圖譜，可以動態地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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