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日本對海外收入征稅(日本是怎么收房產稅的)

;控除”包括撫養家庭、醫療、生命保險、社保、捐款等開支，地震、火災、被盜等造成的損失也在扣除范圍內。

日本對于“繳稅收入”的劃定，被認為能客觀反映民眾收入的實際情況，因此得到社會廣泛認可。

不過完善稅制只是一方面，日本把“誰來收”“如何征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日本國稅廳可謂政府機構中的“戰斗機”，工作人員從各個部門的精英中選拔，公務員將進入國稅部門視為最高榮耀。在民眾心目中，國稅廳人員的地位也高于一般公務員。有看過日劇《半澤直樹》的網民曾感嘆說，“國稅廳的工作人員比警察和法官還厲害”。

不同于俄羅斯、意大利等國在警察隊伍中專設一支力量打擊稅收犯罪，日本將稅收犯罪的刑事偵查權交由國稅廳行使。也就是說，該部門公務員可行使刑事調查職能，可以預審案件，權力之大不言而喻。

當然，稅務公務員的權威并不僅靠權力獲得，還有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環球時報》記者一個朋友在東京開酒廊，曾有國稅官員這樣告訴他如何掌握酒廊的實際收入：在寒冬時節，一群出身東京大學等名校的稅務人員每天晚上在門口數進出酒廊的人數，然后再去后巷的廚余垃圾存放處清點酒類品牌與瓶數，這樣一做就是3個月。

在“如何收”方面，日本稅制也有比較細致的設計。企業的經濟往來被要求進行有據可查的銀行轉賬，員工的薪資也必須通過銀行轉賬發放。為進一步加強監管，日本于2015年推出了“個人號碼制度”。個人與企業的任何一筆收入和金錢往來，都需要登記在“個人號碼”下。如果不嚴格執行，將會以“偷稅漏稅”被處以刑事處罰。

日本對偷稅者的處罰在多年發展中越來越嚴苛。1947年4月，日本國會立法規定的有期徒刑是1年以下，同年11月將最高刑期改為3年，1981年的稅制改革提高到5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被稅務部門起訴，定罪率接近100%，近5年來，法院判決無罪的案件只有一起。

對于日本的稅收問題，九州大學一名教授對《環球時報》說出這樣的觀點：“稅收政策固然重要。某些不良政客為了背后的利益集團劫貧濟富，出臺的政策讓人反感和惡心。不過，稅收政策公平與否擺在面上，日本民眾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表達意見。但如果是在同樣的政策下，由于監管不到位、工作不負責，有人交，有人少交甚至不交，這才損害了社會公平這個核心原則，比不恰當的稅收政策惡劣得多!”

日本跟風減稅對我們國家有沒影響？

特朗普減稅“沖擊波”正在擴散。

12月5日，日本政府討論將積極加薪和投資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5%左右，但參考美國等國的減稅動作，日本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幅度。

受刺激，日本向美國看齊？

上述方針將作為2018年度-2020年度的限時舉措，寫入計劃在12月8日的內閣會議上通過的生產效率革命相關政策中。具體的稅率將由執政黨的稅制調查會討論決定。

此舉與美國稅改直接相關。日本政府原本計劃2018年將企業所得稅稅率下調到29.74%，但近期歐美減稅“大手筆”接連不斷，特別是美國本周通過30多年來最大規模稅改方案，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降至20%。

在此情況下，跟進減稅似乎成了保持企業競爭力的必選項。日本政府稱，今后“將根據海外減稅動作，進一步擴大減稅幅度。”

減稅是日本的倉皇之舉嗎？答案是否定的。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采訪時說，特朗普稅改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決策程序，各方面預期已經形成。盡管目前最終方案還未完全落地，但各方一直在密切關注并籌劃對策。因此，日本此次減稅并非倉促決定，而是早有計劃，“只是找合適的時間點公布。”

和以前相比，日本此次減稅草案更加精準。

安倍政府最初為了提高日本企業的競爭力而直接下調實效稅率。不過，雖然企業收益有所改善，卻出現了加薪動作緩慢、手頭留存資金增加等現象。換言之，就是企業沒有把減稅利好用于投資和加薪，政策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在此情況下，日本此次減稅除“獎勤”外，還明確提出“罰懶”政策，要求對那些消極加薪和投資的企業“實施促進其做出果斷經營決策的稅制舉措”，將其從稅收優惠對象中排除。

全球減稅競爭開打？

馮俏彬表示，考慮到美國稅改方案中企業所得稅稅率已低于經合組織（OECD）的平均水平，各國出于維系本國經濟競爭力的需要，“出現全球性減稅浪潮可能性很大”。

實際上，在經濟復蘇“乍暖還寒”情況下，減稅已成為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在特朗普大規模稅改方案“靴子落地”前，不少國家就已經開始減稅。

德國2017年1月宣布對稅制進行徹底改革，通過減稅政策每年為企業和經濟發展減負150億歐元。

利得稅都在降低。此外，為應對“脫歐”沖擊，英國還計劃把企業稅率定在主要經濟體中的最低水平，從現行的20%降至15%以下。

法國今年7月宣布，2018年該國強制性征稅金額將減少約70億歐元，其中60億歐元擬以“企業競爭力和就業凈納稅額減稅優惠”方式給予企業。同月，印度亦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這是該國自1947年獨立以來最重磅的稅制改革，預計將顯著降低企業稅負，上千萬納稅人從中受益。

“全球都已經在減稅，美國是這趨勢中的一員。”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萬喆說。

中國怎么辦？

對中國而言，全球性減稅浪潮當然有壓力，“但沒必要照樣學樣”，馮俏彬說，中國還是要根據自身需要和實際情況，切實推進稅制改革進程。

她提醒說，美國此次大規模減稅也不是“減”字統領一切，為了減而減，而是平衡了聯邦財政支出、債務和收入三角關系之后的結果。

特別是考慮到中國財政的實際情況，即直接稅和間接稅比重一般在40:60，而美國是75:25；中國稅收占全部政府收入的比重約為50%，而美國這一數字通常在90%以上，中國對美國等國的做法“如法炮制”顯然行不通。

萬喆也認為，中國不必對美國稅改亦步亦趨，而應繼續深化適合自己的改革，在新時代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適合中國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如何深化？馮俏彬表示，中國下一步減稅重點應放在“加快”上。

其一，加快推進稅制從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轉型。眼下，中國直接稅改革進度還相對落后，需要加快節奏。

馮俏彬表示，稅收法定是一國營商環境的關鍵所在。現在中國整體稅收法定性不強，18種稅中僅有三部稅法，且執行過程中不斷打補丁，是企業無法形成穩定預期的主要原因。在此情況下，中國需要切實采取行動，以“簡明、中性、方便征管”為原則，全面修訂稅法，爭取在2020年前全面實現稅收法定。

其二，加快整頓稅外收費。在馮俏彬看來，應漸進式推進行政“零收費”，分門別類整并政府性基金，以切實減輕社會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減稅其實一直都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工作的重頭戲。僅營改增一項，減稅規模就超過萬億元人民幣。但企業和民眾的“獲得感”似乎還不夠。

在馮俏彬看來，這是因為各稅種之間存在聯動關系，而減稅動作沒有完全協同，形成合力。今后官方應加緊推動配套改革，抓關鍵性、最核心的制度安排。

多少有點影響，不過我們國家可以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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