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新中國初期對外貿易迅速恢復發展的原因(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成就及其原因)

第二組是以1953年與1940年、1913年進行比較：1953年蘇聯工業的固定生產基金等于1940年的2倍多，等于1913年的22倍。1953年大工業總產值等于1913年的30倍（按可比價格計算）。1953年工業產值比1940年增加1.5倍以上，其中機器制造業的產值差不多增加3倍。重工業各個重要部門的產量從1913年到1953年的增長情形如下：煤從2900萬噸增加到32000萬噸，石油從900萬噸增加到5200萬噸，鋼從420萬噸增加到3800萬噸，水泥從150萬噸增加到1600萬噸，電力從19億瓦時增加到1330億瓦時。機器制造業在工業產值中所占比重1938年為27%，1950年為39%。

第三組是從1951年到1984年的發展來看：1951年至1984年，蘇聯國民收入增長8.9倍，工業總產值增長13倍，農業總產值增長1.7倍，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7%、8.1%和3.1%。而同期美國的這幾項指標分別只增長2.1倍、2.6倍和0.8倍，平均增長率分別是3.4%、3.9%和1.7%。 

建國初期，我國面臨著與當時蘇聯蘇維埃政權同樣的內憂外患，滿目瘡痍的困境，蘇聯經過計劃經濟的實施，成功的鞏固發展了蘇維埃政權，使蘇聯從1918年向德國乞求休戰，變成為一個20世紀80年代初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這不得不讓全世界感到震驚。并且，我國缺少足夠的經濟管理經驗，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蘇聯成功的發展經驗。

但同時，我們也絕不是照搬蘇聯模式。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有著豐富的反教條主義經驗，形成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毛澤東認為，我們應該向蘇聯學習，同時，“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蘇聯所有制過于整齊劃一、部門管理體制過于集中，而我們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公私合營經濟和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的補充，指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仍然有著重要的作用，注意運用價值規律，調節某些生產和流通的價格、稅收和供銷關系，從而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建國初期面臨的帝國主義封鎖是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外部因素： 

建國初期，美國從各方面孤立封鎖新中國，美帝國主義不承認新中國的合法性，并且并操縱聯合國阻撓新中國派合法代表取代被國民黨非法占據的席位。由于美帝國主義的阻撓，國際上只有蘇聯和東歐、亞洲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國家和民族獨立國家承認新中國。

同時，美國阻撓所有國家的商船進入新中國的港口，企圖切斷中國的海上貿易，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眾所周知，美國于1950年6月25日，發動朝鮮戰爭，并派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生政權。為了維護新生政權，新中國在外交上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做出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定。

我們要深刻認識到，政治上的獨立要以經濟獨立為支撐，要想鞏固和發展新生的革命政權，新中國經濟必須獨立自主，為了實現經濟獨立目標，相對于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輕工業發展戰略，我國必須實現內部循環的重工業發展。

二戰后日本經濟實現現代化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對我國經濟建設有何借鑒作用

二戰后日本經濟發展原因:

歷史上，日本憑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發展起來，特別是二戰后的經濟復蘇和繁榮。把其闡述為以下幾點：第一，日本進行比較廣泛的社會改革，進一步消除了生產關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二，美國扶植日本；第三，國民經濟的非軍事化；第四，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和培養人才。教材的闡述如蜻蜓點水式簡略，總有種言猶未盡之感，筆者認為有必要作更為具體而深刻地探究，讓歷史更為鮮活生動，讓學生更能深入問題的本質。

一、美國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日本的獨占和政治改造。二戰后，美國單獨占領日本，長達七年，保證日本領土的完整性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單一性，有利于日本長期穩定發展。美國還對日本進行了以民主、法制為基礎的政治改造。羅伯特?埃德爾斯坦和讓?邁克爾?保羅教授說：“為取得成功，就必須立即進行廣泛的體制改革，即創造性地打破阻礙日本經濟復蘇或經濟增長的那些障礙。”①如解散財閥，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業中以家族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財閥企業的一些封建性弊端，為企業間較為平等的競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領導崗位上。農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農業生產力，擴大農村市場，這使日本進入了一個比較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美國出于在遠東戰略的需要，還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國的“三權分立”原則對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政體進行改革。美國的這些措施為日本戰后走上和平建設，集中精力抓發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戰”需要，對日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給予大力支持。美國放棄了對日本戰爭索賠，撤消了以拆遷日本軍事工業作為戰爭賠償的計劃。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國先后提出兩個新方案，對先前的“賠償方案”進行大幅度修改，將拆遷的工業設備減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賠款。②戰后初期，美國給日本20多億美元的援助和貸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鐵礦石等能源和原料。從而促進了戰后日本經濟的振興，并且美國“核保護傘”戰略大大節省了安全防務的費用。

第二、亞洲的兩場局部戰爭為日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特別是朝鮮戰爭，極大促進日本戰后經濟的復蘇步伐。戰爭引起了“特需景氣”，侵朝美軍大量向日本廠商進行軍事訂貨和購買廉價勞務，使日本企業積存滯銷的1000-1500萬日元庫存產品一掃而空，并一舉改變了財政緊縮中苦苦掙扎的日本經濟被動局面。據統計，從戰爭爆發到1953年，這種特需收入為12.8億美元，廣義上的特需收入為23.8億美元。日本外匯儲備1949年僅為2億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億美元，三年內增長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匯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達38.1%之多，20多萬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產，總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總計達36億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經濟的恢復，增加了勞動者的收入，帶動了有效需求的增長，而且為增加原料進口和先進技術進口，更新陳舊設備提供了有利條件。朝鮮戰爭的爆發及由此引起的國際局勢的變化，促進了日本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朝鮮戰爭賦予了日本實現擴大進出口上的機會，日本通常出口貿易顯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總額增長為7400萬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創造了戰后日本月出口額的最高記錄。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額為5000萬美元，則下半年一下子躍升為8000萬美元。可以說朝鮮戰爭是日本經濟的回生妙藥。③

二、日本政府強有力的國家干預和領導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推動，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國家加強對經濟的宏觀管理。

第一、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根據不同階段的特點，通過各種計劃，促進經濟的起飛。如鳩山內閣《經濟自衛五年計劃》，岸信介內閣的《新長期經濟計劃》，池田內閣的《國民經濟倍增計劃》。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產業的培育與開發、指導、調節新型工業的發展。如先后通過《關于合成樹脂工業的育成》、《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置法》、《合成橡膠制造事業特別措置法》，通過這些規劃的實施，不僅調整了產業結構，確立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和對國內經濟生活的調整達到了落實。當然重要的基礎產業，如果市場選擇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是多余的，對這些產業，政府在確認市場必定不去選擇，便以合適的方法選擇它們，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稅制、中間組織協調利益手段的干預來補足。

第三、政府確定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經濟政策，實現從“貿易立國”至“技術立國”的轉變。日本國內市場狹窄，工業產品依靠大量出口，為此政府提出“貿易立國”的口號，出口貿易增長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3.6%，而出口貿易平均每年增長16.9%。日本政府認為科技是國力的核心要素，適應新技術革命蓬勃興起的形勢提出“技術立國”的戰略思想。日本重視技術對國家發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從模仿到創新的經濟技術發展模式。據統計，從50年代至1977年，引進國外技術達2.9萬多項，然后根據本國的經濟特點和技術基礎加以改進、補充和發展，成為“日本化”的新技術。當然，許多人把經濟增長歸功于強大政府干預，盡管有政府干預，大部分時期日本的經濟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規律發展。據一項重要研究，經濟自由仍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與企業精神的推動。

日本企業實行嚴格而靈活的科學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許多大企業推行“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工資制”，使職工利益與企業利益有機結合起來，職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職工報酬上的差距，使職工感到只有不斷競爭，不斷創新才能得到高報酬，從而具有壓力感。企業重視對職工的“感情投資”，主動協調勞資關系，培養職工“以廠為家”的敬業精神。這種“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養強大的工業能力。⑤企業管理者重視精神投資。正如索尼公司總經理盛田昭夫所說的“日本優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奧秘和秘訣。一個企業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種理論、計劃或政府政策。日本企業管理者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與職員建立良好的關系，培養親如一家、唇齒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經營得有聲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體員工同甘苦，共命運的企業。除日本之外，我還未發現有哪一個國家采用這套簡易的管理方法。實踐已經有力地證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業管理者千方百計地培養同勞動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僅關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關心工人的生活；不僅關心工人個人，還關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結婚、病喪，更是企業“感情投資”的良機。例如，西武集團每年舉行獨特的擦皮鞋儀式，首先由高級職員為新職員擦皮鞋，然后是新職員為前輩擦皮鞋，總社和各分社社長都親臨這一隆重儀式，并由電視臺通過衛星向全國轉播，以培養職工熱愛公司的精神，促進同事間的溝通。⑥日本的現代企業精神與日本傳統的家族主義和家庭觀念有密切聯系。日本的家族主義和家庭觀念不同于中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觀念，其家庭觀念的出發點是：家庭是一個經營單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國傳統的大家族關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帶風”，又可以比西方的結構更和諧、更密切、更團結，成為一種社會凝聚力。日本學者說：西方社會的單位是個人，由個人集合而成為國家，而日本的社會單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國家。⑦所以日本以“勞資一體”，“以企業為家”的宣傳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觀念轉變成了公司本位觀念，形成一種團結奮進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傳統文化和教育的積極影響。

第一、島國文化環境促進了日本的開放。二戰后的美軍占領前，外族從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發生過大規模的外族移入的情況，長期安定和相對封閉的環境，使日本人養成一種特殊的民族意識，在他們的觀念和感情中，異民族與日本民族有著鮮明的分界線，自然形成本民族的親和感與凝聚力，同時形成對外民族“內外有別”的心理，這種心理成為當今日本企業團結對外競爭的集團意識的基礎之一，也成為日本樂意吸收外國先進文化的文化，包括敵對國家的先進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傳統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種開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復和體。當然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它總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輕思辯重實用的文化心理與有效吸收消化外來先進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現實、重實用、重實踐，日本可以稱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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