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新貿易學說認為的新要素包括 ( )(簡述國際貿易的幾種主要理論)

壟斷競爭論（theory of monopolistic 買粉絲petition）,說明一種既含有壟斷因素，又存在著激烈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結構的理論。在這個市場中，生產差別產品并能夠決定自己產品價格的許多銷售者之間進行著價格和非價格（質量、服務和廣告）的競爭

內部化理論又稱市場內部化理論，是西方跨國公司研究者為了建立跨國公司理論時提出和形成的理論觀點，是當前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比較流行的理論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通過內部組織體系以較低成本，在內部轉移該優勢的能力，并把這種能力當作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真正動因。在市場不完全的情況下，企業為了謀求整體利潤的最大化，傾向于將中間產品、特別是知識產品在企業內部轉讓，以內部市場來代替外部市場。

寧建立的所謂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對西方經濟理論中的廠商理論、區位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等進行兼容并包，并吸收了國際經濟學中的各派思潮，包括海默以來諸人的思想，創立了一個關于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非股權轉讓三者一體的理論——通論。

通論認為，企業欲對外直接投資需要三種優勢：

1．所有權優勢

2．內部化優勢

3．區位優勢

外匯市場：是指經營外幣和以外幣計價的票據等有價證券買賣的市場。是金融市場的主要組成部分。按外匯市場的外部形態進行分類，外匯市場可以分為無形外匯市場和有形外匯市場。

外匯市場的參與者主要包括各國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經紀人公司、自營商及大型跨國企業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有哪些

新結構經濟學提出的背景

任何一種新學說的提出，必定是出于對現有理論框架的不夠滿意。因此，在討論什么是新結構經濟學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簡要回顧一下發展經濟學的前兩波大的思潮以及相應產業政策帶來的效果。

發展經濟學的開端是在“二戰”之后，當時的主要目的是幫助許多獨立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開展國家建設。此時出現了第一波發展經濟學思潮——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基于發達國家走過的路徑，結構主義給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是：發展現代化以及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但結果如何呢？——那些采納了進口替代政策的國家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由大規模投資拉動的高增長后，大部分遭遇了經濟危機，甚至長時間的增長停滯。面對這種令人沮喪的結果，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將其歸咎于市場失靈，因此，相應的政策建議是政府應積極調配資源，通過進口替代政策大力發展大規模的現代化工業。但是，事后來看，經濟學界對于第一波發展經濟學指導思想的評價是“普遍失敗”（Krueger and Tuncer，1982）。

上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學迎來了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這一思想誕生的背景是：發達國家市場機制完善，同時政府干預較少；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存在普遍的政府干預，同時尋租盛行、腐敗猖獗、資源配置低效。為了縮小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新自由主義給出的建議是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而1989年提出的“華盛頓共識”中倡導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可以看作這一思潮的具體政策建議。盡管新自由主義的出發動機是好的，邏輯上也沒有明顯破綻，但事實卻依舊殘酷——采納這些建議的國家大多遭遇了經濟停滯或是金融危機，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并沒有像預想得那樣縮小，反而是進一步擴大了。

現實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從上世紀60年代起，亞洲的經濟發展可以用“風景這邊獨好”來概括——尤其是“亞洲四小龍”的發展。不同于以往發展經濟學推崇的進口替代政策，亞洲新興經濟體憑借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充分利用自身的勞動力資源優勢，走出了一條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產業路徑，并逐步向大規模、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發展。

一邊是遵循傳統發展理論發展面臨的失敗，另一邊卻是“亞洲四小龍”另辟蹊徑取得的成功，在此背景下，新結構經濟學作為對以往發展經濟學的揚棄，試圖在結構經濟學的范式框架中給出結構經濟學的新的基礎理論。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思想

“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由三大基石組成：1）“要素稟賦”。在新古典理性選擇的范式下，新結構經濟學從稟賦結構約束出發，將最優產業結構內生化，考察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各種結構變化過程；2）“有效的市場”。市場在新結構經濟學中的作用是保證一個準確的價格機制，以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結構；3）“有為的政府”。政府在產業結構變遷中應做到因勢利導——幫助企業克服外部性及協調問題。下面我們一一加以討論：

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起點是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包括可得的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這是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結構性約束。要素稟賦確定了一個國家潛在的比較優勢，并內生決定了一個最優的產業結構。該國企業只有發展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才能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企業也才具有“自生能力”。以往發展中國家推動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失敗，可以看作是違背自身比較優勢、盲目模仿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發展的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一個給定的經濟體，其要素稟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隨著資本的積累，要素稟賦結構會不斷發生變化，相應的，最優產業結構也會隨之演變。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模仿獲得后發優勢，加快產業升級和結構變遷，而這一過程又會反過來促進稟賦結構的變化，后者的變化將進一步啟動產業升級和結構變遷，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但是，如何保證發展中國家沿著符合比較優勢的路徑發展呢？這就需要一個正確的價格體系。原因在于當要素的相對價格不發生扭曲時，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會自行進入符合比較優勢的行業。但是，這樣一個能準確反映要素稀缺程度的價格體系，只有在完全競爭市場下才可能存在，而這一點很多發展中國家還做不到，因此，政府有必要在改善市場環境、保證產品及要素市場的有效競爭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除了“有效的市場”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隨著要素積累，比較優勢會不斷變化，資源會從現有技術和產業配置到更高技術、附加值的產業中去。在此過程中，總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對于這樣的“試錯者”而言，其失敗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對稱的；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無論失敗、成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都能給后來進入者以有用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激勵，才會有人愿意去冒這個風險；第二點，“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成功與否，并不完全由自身能力決定，而是依賴于多種配套的制度安排，例如相適應的金融、法制、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安排。此外，隨著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資本密集度和規模經濟的提高，市場的范圍和交易的價值會不斷擴大，交通、電力、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和法律、法規等軟的制度環境，也必須隨之不斷完善，這些完善顯然超出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能力之所及。這些軟硬件環境的改善，都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統籌協調，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應的服務。只有這樣，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順利進行。

與“舊”結構經濟學的異同

相較于“舊”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主要在以下幾方面與傳統的結構經濟學存在看法上的分歧：首先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建議不同。盡管“新”、“舊”兩種結構經濟學都肯定政府應在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但在具體方式上，兩者建議截然不同：傳統的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政府應通過直接的行政手段或是價格扭曲，推動資本密集型工業的發展。但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認為政府要做的就是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在產業升級過程中遇到的外部性及協調問題。

其次，針對發展中國家在推動資本密集型產業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境，兩類結構經濟學對其根源也有不同見解：傳統結構經濟學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市場失靈造成的，而市場失靈的來源又可能是壟斷力量的存在、要素流動的障礙或是勞動力對價格信號反應的滯后等。但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難以推動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其本質原因在于這違背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比較優勢，而比較優勢又是由要素稟賦所內生決定的。

第三點主要差異，體現在對國家的劃分方式上：以往結構經濟學傾向于以“二分法”來劃分國家，即：“低收入的外圍國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國家”；不同于這種離散的二分法，新結構經濟學將各國置于一張連續頻譜上，將經濟發展視為一個連續過程，而每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國家都能夠調整到對應階段內的最優經濟結構。

最后，在經濟管理的工具上，雙方也給出了不同藥方：舊結構經濟學傾向于政府干預，具體形式可以是廣義的貿易保護、金融抑制、國企扶持等；但新結構經濟學則將“進口替代”視為符合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看待產業政策

結構主義建議政府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現代化產業，這一指導思想最終帶來了大面積的經濟停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在于這些所鼓勵的產業相對于本國的發展水平、要素稟賦來說太過超前，不符合這些國家的比較優勢。

實際上，不僅是發展中國家如此，包括發達國家在內，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政府都采用了某種形式的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但大多數政府都失敗了。究其原因，都是因為政府的產業政策支持了違背本國比較優勢的產業：在發展中國家，多是為了趕超目的而去支持過于先進的產業；而在發達國家，則主要出于就業考慮而去支持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

當產業政策與一國比較優勢背道而馳時，不可避免地，政府就必須保護那些重點扶持行業中的企業，具體形式可能是：允許壟斷經營、壓低利率、高估本幣或是限制原材料價格等。伴隨這些扭曲政策而來的會是一系列惡果，包括：資金、外匯、原材料短缺。同時，政府指令式的干預模式還會造成資源錯配、尋租腐敗猖獗，這都將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格局。

因此，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產業政策的失敗大多都是因為違背了一國的比較優勢，而隨之而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的產生，都可以看作政府為了維持本不具有自生能力企業生存，而不得不實行人為干預所造成的扭曲。

新結構經濟學對于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

第一波發展經濟學思潮——結構主義，已經用失敗的教訓告訴了我們，發展中國家不能脫離自身的要素稟賦結構，在增長動力機制和產業選擇上盲目模仿發達國家產業發展模式。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實事求是地面對與發達國際的技術差距，認識到在某些稟賦結構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通過前沿創新驅動實現彎道超車是可能的。但是，想過多依賴前沿創新來實現經濟增長至少短期內是不現實的，更可行的是要推動要素結構變遷。

新結構經濟學給中國未來發展的第二點重要啟示是——經濟結構轉型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協同發力，兩者缺一不可。如果僅僅依靠市場自發演化，產業升級速度會比較緩慢，效率可能比較低。較之于處于技術前沿邊界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政府能夠更加“有為”的重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存在一個較為清晰的產業升級圖景。這表明，政府具有一定的認知能力能夠做增長甄別，同時通過解決外部性和協調等問題對產業升級起到因勢利導的作用。隨著經濟發展，技術逼近前沿邊界，政府對未來產業發展的方向和路徑的認知能力會大大降低，政府在產業發展中引導作用也隨之失效。

第三、應該認識到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同階段對應的要素稟賦不同，相應的最優產業結構也會隨之變化，因此，各地政府應以動態的眼光看待產業結構變遷——某一時點上最優的產業結構并不總是最優的。

第一種是追趕型產業，代表性產業包括汽車、高端裝備業、高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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