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朝官方并不認可朝貢貿易對還是錯(鄭和下西洋資料)

任比法律條款更可靠。

可見，中國與歐洲的對照是多么的鮮明。政權的分散性和國家之間的競爭迫使歐洲的統治者關注其國民，認可他們的權利，培植財源，而中國的統治者則沒有這種壓力。對此Elvin（1973，pp.22-225）有如下描述：

……是中國廣大的國土面積使明朝統治者的可以采取這些政策。在中國處于諸侯割據的時候，例如五代十國時期（公元907—960年），沒有一個政府能閉關鎖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依賴（后來變成地區間的經濟依賴）會摒棄這種選擇；對外交與軍事聯盟的需要以及對經由貿易獲得的收入的需要也使孤立隔絕難以被接受。如果國家比較小，臣民與國家或統治者之間也可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利害關系，正如處于現代化早期階段的西北歐。在現代化的通訊出現之前，王朝的遼闊阻止了民族主義的產生。

無論各種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結果似乎一直是一種奇怪的格局，即與世隔絕的發展和徒勞的間斷——上上下下，周而復始——社會好像被自我平衡的制動裝置限制著，或是被一層蠶繭抑制著。其結果，如果不是初衷的話，只能是靜止中的變化，或變化中的靜止。創新只被允許到此為止，不能更遠。④

歐洲人對這些干預知之甚少。實際上，在這幾個世紀中，他們進入了令人興奮的創新和競爭的世界，既得利益者受到挑戰和誘惑，保守主義的勢力受到限制。變化越來越多，新事物快速傳播，新的進步和成就取代了對衰敗的權威的尊敬。令人興奮的自由觀念影響著所有的領域。那些年，教堂里傳播著新教新說，普遍的創新精神加速了宗教改革（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新的語言和集體行動挑戰著舊式的社會組織，也對其他政策形成威脅，新的做事方式使求新成為人的優點和快樂之源。

所有這些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教堂在歐洲成為了知識的保護者和培養技工的學校。人們對教堂的印象可能是另一副樣子：有組織的教會，強調祈禱和沉思默想，對技術沒什么興趣，將做工看作是對原罪的懲罰，不關心如何拯救勞工。但現在，每一件事情都是全然相反的：將牧師們從耗時的世俗工作中解脫出來的愿望，導致動力機器的引進和擴散，然后從十二世紀西多會修士開始，又導致雇傭俗家兄弟（lay brothers）來做繁重骯臟的工作，這又反過來引發了對這種繁重骯臟的工作的認識和對時間以及生產率的關注。所有這些最終都造成修道院的莊園里擺滿了動力機器——設計好復雜的連接順序，使大多數機器都能夠使用水動力，并將水力輸送到不同的工作地點。下面是對十二世紀中葉克萊爾沃（Clairvaux）修道院的這種多功能皮革加工過程的描述（引自White，1978，p.245-246）：“晾曬、篩選、切割、搓揉、上水、沖洗、打磨、鞣革，我完全為他的這些技藝所折服。”作者顯然很為他們的成就自豪，他還更進一步告訴讀者說，他要調侃幾句（這位中世紀的牧師說：“如果你們可以原諒我這樣說的話”）。他說，紡錘看來已經免除了對漂洗工的原罪的懲罰；他認為，這樣的發明減輕了男人們繁重的勞動，也使馬省了力氣，這要感謝上帝。

為什么只有歐洲人能夠在發現中獲得快樂，因創新和改進而歡欣鼓舞，有這種在發明上的素養——或者像某些人所說的“發明之發明”？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解釋，典型的解釋落腳于宗教價值。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猶太基督教對手工勞動的尊重，這體現在圣經的一系列訓誡中。一個例子就足夠了：當上帝警告諾亞洪水將要到來并告訴他他將被拯救的時候，拯救他的并不是上帝。“用香槐木造一個方舟”，上帝說；諾亞按神的旨意造方舟。第二個相關的原因是猶太基督教順應人性。這種信仰與廣為流傳的萬物有靈的信仰和習俗大相徑庭，后者認為在神靈存在于每一棵樹木、每一條溪流之中（所以才有水中女神和森林精靈）。這種萬物有靈論信仰對今天的生態學家來說可謂正中下懷，但在基督教的歐洲，人們會對異教徒的自然崇拜充耳不聞。第三個解釋來自猶太基督教的線性時間觀。其他社會認為時間是循環的，時間將回到從前，周而復始。線性時間觀是進步的或退步的，它朝著更好的事物前進或從以前的一個快樂狀態而后退。在當代歐洲，進步論占上風。

但在最后的分析中，我要強調市場的作用：事實是，在歐洲企業是自由的，創新得以進行而且能夠得到回報，統治者和既得利益者受到嚴格的限制，從而無法阻止或抑制創新。成功引發了模仿和仿效；還有幾乎把人提升到神的層面的強力意識。古老的神話流傳下來——被逐出伊甸園，飛得太高的伊卡爾斯，戴鐐銬的普羅米修斯——警告世人不要驕傲自大。正是這一驕傲自大——無處不在的傲慢——證實了人們的自命不凡以及別人對他的努力約束。但是，行為者并未意識到這一點。

二、第二個機會：向列強學習

在歐洲人首次到達印度洋向中國進發的時候，這個神圣的帝國正像它的名稱一樣，是世界上首位的政體——至少在他們自己的眼里是這樣的：面積最大，人口最多，歷史最悠久，文化成就無可比擬，因其道德和精神的優越而鎮定自若。⑤中國人自認為生活在宇宙的中心，周圍的蠻夷小邦沐浴在它的光輝之中，并伸手向它索要陽光，只有通過依附和朝貢才能獲得承認。中國的帝王是“天子”，是獨一無二的神權的代表；少數可以覲見天子的人需叩首以示敬畏——要三跪九叩；對來自天子的任何東西——圣旨，皇帝的手諭，其他人都要向其叩首。他的手跡，他穿過的衣服，任何他觸摸過的東西都稱為圣物。西方的外交官默認了中國人強迫他們做這些姿勢，他們認為這是“對外關系的朝貢制度的重要部分”（Spence，1998，p.42）。通過這樣做，“西方人不自覺地助長了清王朝關于中國優越感的觀念”（Spence引自Wills，1984）。

那些代表帝王管理國家的人都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考試的內容是儒家文學與倫理。這些官員們是高層中國文化的化身，他們享有聲望，渾身都散發著中國文化的綜合性和無比的優越性。他們在下屬面前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自負和傲慢，同樣，在上司面前他們也表現出“令人吃驚的順從”和自卑（Welsh，1993，p.16，他這里的引文沒有注明出處）。沒有什么比早朝更能表現官員們的競相謙卑了，幾百名朝臣半夜集合，無論是雨天、冷天還是晴天，站在露天地里，等著皇帝到來好行禮朝拜。他們并沒有浪費時間，他們的時間是屬于皇上的。他們不敢遲到，準時都還不夠：提前到才能證明他們的熱忱（Landes，1993，另見Huang，1981）。

這種文化上的自負加上日益嚴重的苛政，使得中國尤其不善學習。有什么可學的呢？對新奇的和外來的事物的抵制使他們更想表現出自負，以證明他們所做的是對的。這就是高高在上的矛盾：這是一種不安全的表現。它本質上是脆弱的；培養它、需要它和依賴它的人也正是那些最害怕人家否認他的人。今天的法國人對他們的語言的優越性是如此自信，一想到外來詞就風聲鶴唳，特別是來自英語的外來詞。明朝時的中國也一樣：他們對自己的優勢地位如此堅信，以至于在西方技術的挑戰面前他們戰栗了，而這些技術正是他們應該學習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第一批葡萄牙的來訪者和天主教傳教士正是利用西方技術的奇技淫巧誘開了中國的大門，機械鐘表就是開門的鑰匙。機械鐘表是十九世紀晚期歐洲的重大發明，其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它在當時對時間度量和生產力的貢獻，更體現在它對革新的敏感性以及它在儀器制造和機械技術上所發揮的先鋒作用。相形之下，水鐘笨拙不堪。對十六世紀的中國人來說，機械鐘表神奇莫測，不僅能計時，也充滿趣味。有些鐘表可以演奏音樂，有些還帶有定時會有節奏地舞動的小雕像。于是，鐘表就成了皇帝可能會喜歡看的東西，為了得到皇上的好感就必須呈給他看，而且有心的弄臣一定要先于他人呈獻給皇上。但是，事情并不這么簡單。呈獻給皇帝的并不僅僅是這種奇妙的裝置。按照中國人的本能和習俗，外國人都應該被拒之門外，比如將之限制在像澳門那樣的邊遠地區，只有特殊情況下才允許他們進入中原。然而，要見到十六世紀時的鐘表，還必須見與鐘表呆在一起的鐘表匠和鐘表持有人。

中國人熱愛鐘和表。但他們不喜歡歐洲人。這里的問題是中國人對文化的整體認識，對事物、人與神之間的聯系的認識。最先把這些美妙的機器帶來的天主教牧師是特殊的推銷商。

鄭和下西洋資料

《鄭和下西洋，在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原創）

我最想提的，就是鄭和船隊中海軍陸戰隊的運用。當時的“海軍陸戰隊”，具體說就是艦隊搭載的陸軍。請注意是“陸軍”而非步兵，因為當時鄭和選拔艦隊戰斗人員時，部隊的編成除了傳統步兵（準確講也已不再是只裝備著冷兵器的老式步兵了，而是冷熱兵器兼有）外，還有使用重火器的炮兵，以及騎兵－－用艦船運送“大量馬匹”漂洋過海，也是鄭和船隊的壯舉，如此奇跡實非西班牙殖民者遠征印加帝國時僅僅攜帶了數匹馬所能及也。

最突出的戰例就是，鄭和出使到錫蘭島（今斯里蘭卡），錫蘭國王貪圖鄭和船隊的財寶，意欲對鄭和使團行劫。他一面以數萬之眾阻絕使團歸路，一面分兵襲擊遠在海岸的中國船隊。鄭和隨行衛隊3000，人數雖遠遜對方，但因為武器精良，士卒訓練有素，使得圍困的錫蘭軍隊并未討到便宜。同時，鄭和派出人來，乘“快馬”（騎兵的運用），火速前往船隊錨地，趕在敵發動偷襲前向船隊發出了警報，遂使中國留守部隊嚴陣以待，避免了一場大禍。

與此同時，鄭和手下的明朝軍隊真正開始發威了－－明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進錫蘭王城（史載明軍“銜枚疾走”，顯然也是大規模運用騎兵），一舉生擒錫蘭王，將其扣作人質，并在與敵對峙6天后的一個凌晨，悄無聲息的打開城門，伐木取道20余里（好像又隱含著明軍工程兵的影子哩），最終保護著鄭和使團平安返回了船隊，而幾萬錫蘭軍隊，面對著國王被擒的突變局勢，束手無策。

現代的海軍陸戰隊其實就是由古代和近代“艦隊搭載登陸的陸軍部隊”發展演變而來的。很多人認為，世界上最早的制式化的海軍陸戰隊是成立于17世紀中葉的英國海軍陸戰隊，但我以為“鄭和船隊的戰斗人員，已經具有了實質上的海軍陸戰隊意義”。可以想像，鄭和船隊為了適應遠洋需要，在明朝軍隊中遴選的必定是“熟悉水性，能忍受海上艱苦生活，同時精通步騎作戰”的“復合型軍人”作為艦隊護衛。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登陸部隊與海上力量協同作戰方面，鄭和或明王朝高層必然進行過統籌的計劃與精確的演練――錫蘭島之戰就充分說明了，當年的中國陸海軍在協同一體化方面已經實現了相當的戰術默契。當然這也證實了鄭和那3000奇兵已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登陸部隊。

還有一個戰例就是剿滅海寇陳祖義，這次戰斗主要發生在海上，從單純的軍事角度看，鄭和率領的明朝水師繼承了蒙元舟師的勇猛作風，而在戰術上則表現的更加靈活（比如敵來犯前整個艦隊偃旗息鼓，實施燈火管制，麻痹了對方；戰斗打響后立即依照戰前部署將敵分割包圍，聚而殲之），并且比較充分的發揚了新式火器的威力。對于這次戰斗，現代人經常批評鄭和沒有象西方殖民國家那樣去“主動扶持華人陳祖義而是將其剿滅”，這樣說看似有些道理，但是卻違背了起碼的歷史唯物主義――要知道，在唯利是圖方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是絕對不可能長期仰仗并信任海盜的。當年的西方殖民者在穩固其海上貿易線后，對于無論是本國還是外國的海盜，又何曾再和顏悅色過呢？哪一個不是剿之而后快呢？

而且，在國家利益之上的原則下，我們中國的皇朝不也曾短暫的與海上強人聯手過嗎？鄭和的“本家”（開個玩笑）――鄭芝龍、鄭成功父子何許人也？有人可能會說，當爹的是個賣主求榮之輩，作兒子的倒還算條漢子，更有收復臺灣維護祖國統一之壯舉。呵呵，大家說的都沒錯，只是我要補充一點――沒有鄭芝龍當年鏖戰海上，開創了鄭氏集團稱霸東亞海面的局面，鄭成功哪里來的如此勇猛善戰的水上勁旅呢？這里我們不必諱言――鄭氏集團是地道的海盜發家，最后才走上的與國家力量聯合（我們管這叫“招安”，其實鄭芝龍從未懼服過明王朝）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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