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朝海上貿易呈現出繁榮景象的原因(明清時期商業發展的表現有什么？)

官鬻爵，吏治昏暗，“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于是“文武將吏，爭輸貨其門，顛倒功罪，牽制兵機，紀律大乖，將吏人人解體，征兵半天下，賊寇愈熾”。

嘉靖時期，明廷庫藏不抵邊費一年所需，而嚴嵩的臟私，可供數年邊費。嚴嵩被籍沒時，得“黃金可三萬余兩，白銀三百萬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

嚴嵩還將御倭重任委之無所作為的義子趙文華，使得大批抗倭將領朱紈，張經等慘遭殺戮，致使“至浙，軨轢官吏，公私告擾，益無寧日”結果“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繩臣下，而弄權者借以行其私，……而武備隳矣”。

2、土地兼并嚴重。隨著明朝政治的腐敗，皇族、勛貴和官僚地主對財富的掠奪日益嚴重。在中國古代,由于小農經濟的影響,因此對土地的大量占有往往被看成是富裕和權力的標志,這點在明朝體現得更為明顯。因此，相比于其他朝代，明朝的土地兼并也更加嚴重。明朝初年，由于改朝換代調整了元朝的土地占有關系，加上積極推行墾荒政策，因此小農經濟大量復蘇，自耕農占有很大優勢。但半個世紀后統治階級利用強大的中央政權，肆無忌憚地兼并土地，到處建立“皇莊”、“藩王莊田”和權貴們的“莊田”，他們名義上是請乞，實際上是強占；名義上是奏求，實際上是巧取豪奪。不僅如此，他們還往往利用自己的特權，一家兼并數十家。明朝中葉土地占有關系變動的主要趨勢是大量土地向皇室、勛戚和官宦勢要權勢階層集中，這種趨勢尤以嘉靖時期為著，農民的大量土地被兼并。財富的大量集中，導致當時社會貧富差異懸殊。造成這種兩極分化的原因，固然有社會經濟自身發展的內在因素，譬如經濟結構和生產模式的調整以及生產力的發展,但主要還在于皇室、勛戚和官宦勢要階層依仗其政治權利以至暴力等手段，肆意侵奪小農土地。這種以超經濟的手段聚集財富的結果，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迅速尖銳化，使得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被迫逃往他鄉，或入深山為“流民”，或占據山險為“盜賊”，或入大海為“倭寇”。即如史書記載的“夫夷寇之為濱海患者，非倭夷敢自犯中國，乃中國自為寇也，官府平日無教養撫字之方，饑寒所迫，驅而為盜，又不能設法散之使去，招之使來，比致養痛勢成，聯舟結寨，虜官兵焚漢船”。

3、賦稅繁多。伴隨土地集中到皇室、勛戚和官宦之家，自耕農民紛紛破產，而不得不轉變為租種土地的佃戶。明中葉，由于土地的集中主要是官豪勢要之家憑借權勢而實現的，因此當時佃農在租種地主土地的關系中，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人身依附色彩，尤其是當他們面對皇室、勛戚等權貴，更顯得無能為力，生活的處境也更加凄慘。

隨著政治的日益腐敗，官僚地主還串通里書胥吏，用飛灑，詭寄，移換等手段，巧取豪奪，把沉重的賦稅全部轉嫁到貧苦農民頭上。明初政府曾規定，每畝征銀二分至三分，但到了明中葉，貴族私自征租，有的畝收五分，有的高達八分，比原來規定的增加了二至三倍以上，使農民要承受嚴重的田賦和徭役。

縉紳地主與普通的民間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也相當嚴重。即使在素稱富庶的江南一帶地區，人民亦困極無聊，“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嘉靖年間，東南沿海一帶的人民生活極端貧困，為了生活，他們往往變賣自己的房屋、田地、牛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兒女都賣了，廣大農民紛紛破產，掙扎在死亡線上。嘉湖蘇松一帶人民因稅賦太重，官吏，土豪劣紳又多方盤剝，被迫出走謀生。在兩浙三吳之地，更是連年荒旱，歷來一片繁華的江南，在明朝政府的壓榨之下,竟然呈現一片蕭條景象。

除了正賦之外，還有官吏的私加捐稅，如江南，福建等地區的農民，有向地主貢獻薪米雞鴨蔬菜等物品，名曰“冬牲”；曲阜孔府的農民要向公府交納“年例布花”，“年例豬錢”；在徽州、湖廣、江西等地更有大量佃仆和莊仆存在。

面對上述種種困境，明朝統治者不僅不予以賑恤，反而加派段匹工料等項銀兩大約二十余萬。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自永樂皇帝后，統治者奢侈揮霍，對王公和皇帝寵兒的過多賞賜，致使發費倍增。與此同時，由于管理不善，經濟混亂，物價飛漲，偷漏稅收，貪污賄賂和濫用資材，致使國家收入銳減。

在封建統治階級的橫征暴斂之下，廣大貧苦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瀕于死亡的邊緣，再加上官兵荼毒，以致造成求生無望的饑民不得不四處流亡，下海為盜。這些迫于貪酷，苦于役賦，困于饑寒的小民不僅相率入海為盜，而且每次聽到倭寇到來，又都樂意隨從。故當時不少人認為倭寇之盛衰，其主要原因在于朝廷，而不在于蠻夷。“夷寇之為濱海患者，非倭夷敢自犯中華，乃中國自為寇也”。這個分析一針見血，符合實際。

伴隨著明朝政府沉重的苛捐雜稅的是天災人禍，特別是1448年黃河的決堤，導致接踵而來的洪水泛濫，100多萬人被迫無家可歸，淪為乞丐或者海盜。

（二）軍事方面：海防廢弛，衛所空虛

明朝初年，自北方到南方沿海，倭寇存在很大威脅。洪武初年，“倭奴數掠海上，寇山東，直隸，浙東，福建沿海郡邑”。在山東沿海，倭兵數次侵擾海濱，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因此，對于海上的防務，朱元璋一直非常重視。洪武元年，他便開始著手部署，對日斷交后，他更重視海防的建設。

1、首先，在沿海地區眾建衛所，廣修城池。

在沿海地區加強海防力量，劃分鴨綠江，遼東，山東，直隸（今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七個海防區。在萊洲府，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建立了“三衛，八所，七巡檢，十六寨，一百四十七墩堡”的防海總訊。

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在山東，江南、北，浙東、西等海防要地，筑城列寨，建立永久性防御工事，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前往福建、興、漳、泉四郡查視要害，筑海上十六城，以防倭寇。

為保衛沿海地區，每年都有春巡和夏巡，“衛所既設官兵，又制有數百料大船，把擼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漿飛船兒五等，以三四五月出哨，謂之大汛；七八九月出哨，謂之小汛。蓋倭船之來視風所向，清明后風自南來，重陽后風自北，皆不利于行故也”。倭寇作亂的時間和地點，受制于風向的變化，不同季節的防御任務也有所不同。而明海軍都能根據這些特點制訂相應的措施，因此取得不錯效果。永樂年間的望海堝戰役是明初對倭作戰的第一次大勝利，從此，倭寇不敢大規模的侵擾。

2、籍張士誠、方國珍舊部及沿海之民為兵，增加沿海兵力。

洪武四年（1371年），靖海侯吳禎將蘭秀山無田糧之民111700余人編配各衛所為軍。洪武二十年（1387年）周德興修筑城寨時，采用民戶三丁取一的方式，集15000余人為沿海衛所的戍守兵員，做到了統一指揮與分海守備相結合，機動巡剿與近岸殲擊相結合的作戰策略。

3、大造戰船，加強水師建設。

在朱元璋及其永樂帝的努力下，明朝建立了一支高效率的海軍，它擁有數千艘船只，其中有一半是戰船，另一半是巡邏船，游弋于中國沿岸的水域，確保了沿海的安全。

洪武三年（1370年）建立的七衛水軍，每衛自己備戰船50艘，平時派350名軍士繕理保養，若遇戰事，則益兵操之。

4、建立賞罰制度，鼓勵將士奮勇殺敵。

明初海軍人員士氣高漲，斗志昂揚。如1417年一艘由宦官張廉指揮的船只，成功的突破了倭寇船隊的包圍，以此振奮人心。

由上述可以看出，明初大力加強海防，由于措施得力，明朝在千里海防線上，建立了一個強大的防御系統，因此沒有釀成大患。但到了嘉靖時期，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明嘉靖時期，由于政治日趨腐敗，加以政策上的失誤，海防設施失去了應有的功能。衛所形同虛設，不堪一擊。正像《明史》上形容的：“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泊主，輒望見逃匿。而上又無統率御之，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

嘉靖時期,在海島設以據險伺敵的水寨,均因將士憚于過海,自海島移置海岸,而原來的水寨卻被海寇據為巢穴。在漳、泉沿海的衛所，軍糧不足，船只壞損，兵士短缺等現象極其嚴重。據《明史》記載，“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如銅山寨原戰船20只,只存1艘；玄鐘澳20只,只存4艘；浯嶼寨40只，只存13艘。由于這些船只不是被禁錮在港口內，就是很少使用，于是腐爛加劇且沒有進行更換。

至于巡檢司，由于朝廷不重視海防，海軍軍餉一減再減，促成兵員逃亡現象非常嚴重。烽火基地的4068名駐軍，有3000人逃跑；小埕的4700多名駐軍，逃了2557人。沿海地區防衛站的士兵70%被派去務農，有的甚至要到50千米外的內陸。剩余的30%本應肩負戰斗任務的人員，還被要求去建筑和修理船只。水軍幾乎形同虛設，衛所司寨將大都屬于世襲，不習武藝，不懂兵法，亦不會帶兵打仗，戰斗力特差。

海防廢弛到如此程度，當然談不上什么御倭。譚綸說：“比來法令廢弛，行伍空虛，各該衛所官兵，大都桀驁不馴，玩鈍無恥。驅之戎行，則恍然自失。責之城守，則恬若罔聞”。在浙江寧、紹衛所的大小官員，竟然坐視倭寇縱橫來往于封城之內，殺戮攻劫達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絲毫沒有受到抵御。

三、倭寇泛濫的導火索：明政府嚴厲的海禁政策

但是，面對著海外私人貿易，明政府卻持相反態度。明初，朱元璋即頒布了“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嚴禁私人海外貿易。但是隨著明政權的日益鞏固及沿海軍事防御力量的加強，流亡于海上的日本海盜相對人數較少，已經不敢公開為寇，他們大多轉向以從事海上貿易為生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禁海防倭實際上是禁止中國人出海經商，禁止中國和日本等國正常的海上貿易往來。特別是嘉靖初年（1521年）以后，明王朝借口寧波“爭貢事件”，更下令嚴禁造違式大船，凡是屬于違禁海船的盡數毀掉，規定“自后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舍不舉者連坐”。企圖斷絕一切海上聯系和貿易往來。然而，出乎明朝政府意外的是，到了嘉靖二十年（1540年）后，反而出現了“禁越嚴而寇越盛，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恒滿載而去”，私人海外貿易規模反而更大，“倭寇”在東南沿海迅速泛濫的情況。

明朝政府為控制這種局面，派出當時朝廷最強硬的禁海派大臣朱紈前往鎮壓。朱紈采取了“革渡船，嚴保甲”等一系列措施，加強海禁，但由于其損害了沿海官僚地主及農民的利益，招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汪直“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使“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從此，倭寇更加泛濫。

明朝的海禁政策不僅阻礙了中日之間的正常貿易，同時也損害了世代居住在沿海一帶的農民的利益。

沿海民眾一向有從事海上貿易的傳統，作為維持生計的重要手段，然而沿海地區自然條件又是很不利的，地狹人稠，土壤貧瘠，五谷稀少。據《漳州府志洋稅考》記載：“閩地斥蹺確，田不供食，以海為生，以洋舶為家者十而九也”。是以越洋到外國去貿易，是其生命所系。

然而，明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嚴禁沿海民眾打撈捕魚，出海貿易，使得沿海居民被迫放棄原來擅長的采捕漁樵的島民生活，去適應他們所不適應的內陸山區的耕作，他們不適應那里的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因此，有一部分人不顧明朝政府的禁令，千方百計的潛回家鄉。由于他們的所為屬于違法行為，隨時都有被殺頭的危險，迫于無奈，他們在海上貿易一本萬利面前，雖然有明禁，而利之所在，“故民不畏死”參加了武裝走私的隊伍，正因為嚴厲的海禁政策激化了社會矛盾，使倭寇更加泛濫。

曾參與平倭的譚綸說：“閩人濱海而居民不知其幾也，大抵非為生于海則不得食。海上之國方

很赞哦!（52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