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代海外貿易政策的變化(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從1550年到1645年明朝滅亡前的百年間，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14，000噸之多，是這一期間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30]

歷史總有驚人相似的一幕。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加工制造業和對外貿易，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晚明時期類似，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出現了嚴重的人民幣套匯現象。晚明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這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人均產出和收入與西歐相比并不遜色。在銀本位制下，白銀大量流入滿足了國內貨幣需求，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農業、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江南等地早期的工業化也藉此得到了發展。但遺憾的是，晚明政府從打擊海上敵對勢力等政治需要出發，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海外貿易遠未能發揮其對市場開拓、專業化生產和資本形成的推動作用，使得晚明中國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與晚明抑制外貿發展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實行“獎出限入”的傾斜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發展出口，對進口實行一定限制。這些傾斜政策加上勞動工資偏低，社會保障不健全，環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等，都降低了出口企業成本，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近年來，除傳統的加工貿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發展過快，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出口迅速擴大，我國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當前的巨額順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在中外歷史上非常罕見。類似地，美國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間，德國從1880年代到“一戰”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從1981年到最近，對外貿易均長期順差。這些國家在上述階段經濟較快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儲蓄相對投資過剩并不奇怪。當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低，資本對勞動力的比率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資本相對稀缺。此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理應較大，更可能出現儲蓄對投資的不足也即貿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貿易順差導致白銀流入，在銀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促進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且不存在外匯風險問題。目前我國外貿持續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導致的。當前外貿順差過大加大通脹和資產價格波動壓力，我國外匯資產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

從根本上說，晚明和當代中國對外貿易共同問題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影響了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歷史教訓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持續的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我國當前應當調整傾斜外貿政策，減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強內需，否則就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持樂觀態度。

明代海上貿易，受到外交政策哪些好的影響呢？

一、明代的主要外交政策擁有怎樣的內容和特點？

在明代，朝貢體系確實在當時是和外來國關系友好的墊腳石。不過在近現代以來，人們一直詬病明代外交體系的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就是明代政府在這一段外交方式中，把自身形象樹立的太高了，“天朝上國”或“宗主國”等高級地位都是明朝的特點，把來往的其他國家，都作為“附屬國”的地位來交往。

第二種原因就是，在明代朝貢體系下的外交中，是一種在經濟交換上得不到同等的活動。外國供奉的來朝貢品，經濟價值都有限，而明朝的賞賜品，價值都遠超出外來國貢品的經濟價值。

我國封建社會進入近現代的時期，由于西方強烈的侵略戰爭，再加上自身的發展十分緩慢，所以已經陷入了任人宰割的無能時期，在西方和日本的眼中，中國當時是一個非常無能的國度。就是在這種觀念下，才導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在討論中國時——尤其是以前——明代的朝貢外交體系這一話題時，他們帶有蔑視并且先入為主思考來討論。他們嘲笑明代的朝貢外交體系，是一種不切實際、自以為是救世主的虛幻幻想。

長此以往，在20世紀時，就連中國學術界都普遍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治國方針，中國的另一部分學者，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明代的這種想法。他們會帶有蔑視和嘲笑的學術觀點去評論明朝。因此，近現代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學者，他們對于明朝朝貢體系見解，都存在著一種殖民主義的語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一時期的英國“日不落帝國”的政策，還有后面的美國“霸權主義”政策，而美國很少受到后世的蔑視和嘲笑。

在后期，日本對明朝沿海地區的騷擾，為明朝帶來了很大的困惑，卻也在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明朝政府對日本和別的國家，采用了具有長遠計劃的對應政策，那便是在對外實行優渥寬待、“厚往薄來”的政策。

與此同時，與明朝相關聯的內政，也實行了相對比較嚴格的禁止令：“交通外夷”的政策一說。這也就是后期我們常說的明朝海禁。但實際上，明朝海禁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關閉或禁止海外貿易的行為。明朝海禁，它是指在規定的時間內，海峽禁止私人出海貿易，不允許個人的船出海。

二、縱觀世界形勢，明朝的販海政策轉變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像一些著作或者電視劇中有寫出明太祖朱元璋“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但是我們查閱文獻，并沒有找到朱元璋所下的這條命令。所謂的“片板不許下海”是明朝海禁時所使用的官語。在明代的海禁中，他們主要是針對日本國的挑釁和騷擾搶奪，就是所謂的“海盜”騷擾，明朝在設定此令時，就是考慮了大家的生存現狀。

明代當時的這種為了防海盜而設置的海禁，對同一時期的海外貿易來說，它的影響不是很大。因為在15世紀以前，東方國家和地區都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國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時期，商業和海外貿易在人們的生活中占的比重相對比較微弱。而此令的規模也是有限的，它的交易場很大，但是周圍空蕩的小地區還是管理不到的，所以當時人們還可以下海捕撈，不會影響正常生活。

因為當時的歐洲人已經侵占了東南亞和我國的沿海地區，所以這段時期的海外貿易，客觀點說就是東西方爭地方貿易權的一次競爭比賽。明朝的沿海商人們，在積極進取的對抗著外來者，在東西海洋內擴展自己的勢力。共同爭奪海上貿易的所有權。

研究表明，明代后期東南亞海上貿易的所有權還是在自己這邊的，在17世紀后，中國的商船已經遍布了整個東南亞地區，它們從事著各項交易來往，東西海域的貿易權利，還是掌握在我們中國商人手中。

在明代中后期，明朝政府放松了民間的一些販海行為，同時明朝政府也加強了海上防盜的海洋規章制度，卻沒有很大的改變。這就間接的導致了明代朝貢體系漏洞，民間運貨到東西洋，不僅是各個通道還是民間的販海行為。都要受到政府的壓制，民間與政府之間，始終不能合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出一份力。

受到政府禁海令的壓制，明代東南沿海的商人，不得不采用偷雞摸狗的方式進行販賣。在歐洲中世紀時期，西方的海上商人們普遍都會采用亦商亦盜的形式來作為武裝進行貿易。

他們具有很強的掠奪性，因為他們的心性都比較大膽敢做。不一樣的是西方種殖民族的海盜行為就可以得到本國的支持。東南海商人的武裝貿易，雖然能夠在明代后期的歷史空間中有所發展，但隨著王朝的更換和環境的改變，他們的武裝還是不能長久發展。

東南海海洋商人在后來，也沒有形成一支能與西方種殖居民相抗衡的力量。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事實，就會發現，這不正是中國海峽商人逐漸失去、東南亞海上貿易權的重要過程嗎？

三、淺析明朝一系列外交政策體現了怎樣的核心價值觀

明代朝貢體系雖然處在中國與周邊國家地區的和平地域內，但是這種在政治層面的外交政策，通常都會遺忘了深一點層面的外交交流方式。這種帶有政治方式口吻的外交政策，終有一日也會隨著政治的變動而產生變化。政治外交基本上都是有好處的，卻缺乏長遠的過程。因此到了17世紀之后，中東的政治策劃發生了變化，中國對南亞以及西亞還有整個中東的影響力，已經在慢慢衰退。

中國民間海洋商人的行為，讓他們擁有了東南沿海海商人所具備的強大生命力和在惡劣環境下的適應能力，這兩個能力讓他們的貿易活動堅持到底。尤其是在對外移民這方面，他們有著不斷發展擴大的趨勢。

中國移民的向外擴展，直接讓中華的主要內容的文化，也跟著移民散發到了華僑所到的各個國家，讓中國的文化得到傳承和弘揚發展。從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結果來看，結果是讓他們很滿意的。明代后期對中國文化對外發展有兩個層面和兩種途徑，那就是由西方傳達還有中國上層社會知識分子，來進行翻譯后傳播到歐洲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城市。還有讓沿海商民遷移海外，之后進行傳播過去一些民眾的生活方式。

18世紀之后。伴隨西方主義革命的大獲全勝和工業發展的巨大成功。“歐洲中心論”的文化已經在西方成為了核心價值觀。所以歐洲的政治家和學者已經失去了，對中華文化的那種好奇與一顆敬畏之心。

后期大概已經沒有西方人承認他們的文明思想跟中國額儒家文思想有任何交集。從18世紀后，儒家思想為經典為核心的意識已經在整個世界格局，影響力急速下降，對外傳播的信息也逐漸沒有了動靜。

反觀由沿海商民帶到海外，傳播的一般民眾生活方式，它們在一段艱難的困境中傳承了下來。而中國商民向海外遷移的動作，隨著兩個國家的交往擴大和資本市場的合并，數量也是不計其數。中國在很多年海外移民的艱難掙扎，已經在世界各地逐漸擁有了顯著成果的“唐人街”、“中國城”。這兩座城市可以說是最能體現出中華文化的建筑，這種彰顯了中國的建筑，正表示了由沿海商民遷移海外之后所帶過去的中國文化的成功。從前被人們所遺忘的由沿海商民遷移海外所傳播的一般民眾生活方式的基層文化發展，實際上已經成為了18世紀后，中華文化向海外市場傳播的主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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