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朝官方并不認可朝貢貿易對不對(為什么明朝從不和親？)

表機構為最高決策機關，代表們按月輪流處理政務(“惣國月行事”)。這個被稱為“山城惣國”的新政權將本所領所得年貢的一半(“年貢半濟”)作為政權經費來源，從而行使了守護的職權。

四、“山城惣(總)國”政權的性質

36名代表中有不少原是各莊園莊官級土豪。[注5]最初國人之所以聯合農民，目的無非是要借農民之力趕走守護勢力，取代守護、莊園領主而實行對農民的統治。但是他們又不能完全無視農民的基本要求，這在施政方針的第二、三項都有所反映，尤其本所領地由本所直接支配是苦于代官苛斂誅求的百姓名主的迫切希望。作為補充規定的后半段內容則毫不掩飾地表明了國人的目的：拒絕其他國出身的人充任這里莊園代官，是為了恢復他們自己的莊官地位；在這里莊園領主的統治早已有名無實的情況下規定農民必須向寺社、本所交納年貢，實際上就是要以法律形式保證這些國人對農民的掠奪。此后把持政權的國人日益把依靠農民力量建立起來的政權變為統治農民的工具。明應元年(公元1492年)2月幕府任命伊勢貞宗為山城國守護，這又導致國人內部的對立。反守護進駐派據守稻八妻城，但旋被守護軍擊敗，維持了8年的南山城自治政府至此告終。這個自治政府雖然由于脫離了農民而垮臺，但它的建立確實是農民斗爭的產物，標志著農民的反封建斗爭進入新階段，即進入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農民戰爭時期。

第二節 一向宗農民戰爭

一、一向宗的興盛

所謂一向宗農民戰爭(“一向一揆”)，總的說來，就是以農民為整體的、包括有寺院僧侶和國人參加并參與領導的凈土宗本愿寺派信徒發動的反封建武裝起義，其目標是奪取地方政權。它發生在本愿寺教團大幅度發展的時期和地區。

一向宗的大發展，從時間看是在南北朝動亂期之后迄室町后期之際，從地區看主要是在近江一帶、北陸地方(加賀、越中、能登、越前)、東海地方(三河、尾張、美濃)、越中美濃接壤的飛蟬地方以及中國地方(安藝、播磨、備前、備中)。這些地區大部分屬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先進地區和中間地區。一向宗發展的時期正好是“惣村” 在這些地區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可以說它正是以“惣村”的農民作為社會基礎而發展起來的。[注6]在很長時期內一向宗主要體現為它的主要流派本愿寺派和佛光寺派的發展。這些流派形成于親鴛死后，它們適應人們的精神需要采用新的傳教方法。佛光寺派宣揚說，一旦人的名字記在名簿上，他就得以“往生極樂”，并且倡言念佛可愈病，擺脫貧困，獲得現世幸福。因此佛光寺派等流派獲得渴望現世幸福的人民群眾歡迎，廣為傳播。相反，擯斥此說，自認為擁有親鴛祖廟而以正統派自居的本愿寺派則發展緩慢。及至第八代法主蓮如(公元1415年—公元1499年)采納上述說教并親作宣傳后，一向宗各派僧侶、門徒很多轉歸本愿寺派，本愿寺教團在上述各地才有了飛躍發展，時當應仁之亂之際。

二、本愿寺教團的基層組織

本愿寺教團的發展，為一向宗僧侶、信徒發動武裝起義創造了必要條件。該教團最基層的組織是“講”。一寺院一道場至少有一個“講”，多則四、五個“講”，也有跨郡的“講”。每一個“講”擁有信徒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蓮如組織“講”就是要加強信徒的宗教生活，加強信徒對彌陀本愿的信心。但是“講”逐漸失去原來的性質，變成信徒們集會發泄對社會不滿的場所，進而成為信徒群眾為爭取現世幸福而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戰斗組織。

在北陸地方，本愿寺教團自文明3年(公元1471年)蓮如親自來此進行組織之后，有了飛快發展，在很短時間就壓倒了佛教舊宗派和一向宗其他流派，把廣大佛教信徒吸引到該教團之內。[注7]自認為是彌陀之子、堅信佛力而又獲得教團組織這種依靠力量的農民信徒，思想大為解放，開始無所顧忌地積極行動。他們否定為封建統治階級所推祟的諸神諸佛，輕蔑守護、地頭等封建武家的權力，拒納年貢，拒服徭役。開始時國人也企圖以武力鎮壓農民信徒的反抗，然而當他們覺察到組織起來的農民信徒力量的強大后，為了保住自己在村內的地位進而實現取代守護大名的野心，便從鎮壓轉為利用的政策，紛紛加入本愿寺教團。

三、加賀宗徒“王國”

由于上述情況，形成了農民信徒、僧侶同國人信徒的聯合。在加賀國，這些信徒在70年代末巧妙地利用守護家的內亂、不斷壯大自己力量。就在此時，尚在北陸地方傳教的蓮如連續發出戒條，要信徒們循規蹈矩，不得違抗守護、地頭，不得拒納年貢，不得輕蔑神佛，還打出“王法為本”的旗號[注8]，妄圖以這些戒條束縛信徒們的手腳；然而信徒們不聽，無視守護職的權威，到處發動起義，拒納年貢，占領莊園，甚至“驅走國務之重職”，“誹正法，毀佛像經卷，搗神社佛閣”，以致出現“無佛世界”，加賀成了“無主之國”。對于這種革命形勢，統治階級驚呼之為”日月墜入泥土”，誣農民革命行動為“前代未聞之無法無天”[注9]。決戰時期終于到來，長享2年(公元1488年)加賀起義者一面向能登、越中、越前各國信徒發出檄文，一面以10至20萬大軍包圍了高尾城。起義者的援軍堵住了越前、越中通往加賀的通路，使幕府軍和兩國守護軍隊無法前來解圍。6月9日包圍者攻克該城，守護大名富鏗政親自殺。起義者旋即迎立富鏗泰高（政親的堂兄弟)為名義守護而接管了加賀國。

國人信徒立即把原守護方面國人的土地奪到自己手里，農民信徒的年貢負擔也得到減輕。《總見記》里的一段話反映了起義勝利后農民的喜悅心情：“武家作地頭事情難辦，一向住持當領主可隨心所欲度日。”[注10]此后加賀國便由有力的國人信徒代表和中小名主出身的寺院住持代表以共議制形成聯合執政；國人代表依靠的是他們的戰斗組織“組”(“與”)，寺院住持代表依靠的是擁有眾多農民信徒的組織“講”。由于“講”發揮了強力的牽制作甩，使國人集團壟斷全部政權、統治農民的企圖未能如愿[注11]此后90多年間，加賀國大體上成了“百姓所有之國“[注12]。

四、石山戰爭

在加賀信徒起義勝利的鼓舞下，能登、越中、越前等國的信徒也都紛紛起事，雖然都末獲勝，但不屈不撓地把戰斗整整堅持了90年。一向宗信徒起義并不限于北陸地方，在飛彈，文明17年(公元1485年)也發生了當地一向宗中心寺院照蓮寺反對有力武士內島一族的起義。起義雖失敗，但內島不得不對一向宗采取妥協態度。進入16世紀，起義烈火更延燒到河內、和泉、攝津、畿內、三河諸國。文明7年(公元1475年)從北陸回來的蓮如在京都山科建本愿寺，以該寺為本山統轄全日本宗徒。本愿寺以其嚴密的組織向各地宗徒征收“志納錢”，充實財政，名義上這是為報“佛恩”的捐獻。16世紀30年代，第十代法主證如又將本山移至石山本愿寺(在大阪)，爾后不斷擴大寺區，讓新興工商業者移居寺內町，積極發展工商業，強化防衛措施。本愿寺教團變成強大的宗教王國，它的存在為爭霸中的戰國大名所不容。永祿6年(公元1563年)三河國宗徒舉行起義，反抗德川家康的苛虐。戰斗堅持6個月，沉重打擊了德川家康，據認為這是他一生所經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本愿寺歷屆法主對宗徒起義一直持反對態度，討好封建主；但當元龜元年(公元1570年)織田信長迫使本愿寺教團決戰，危及這個宗教王國存在時，第十一代法主顯如光佐(公元1543年—公元1592年)便動員全體宗徒為保衛寺院而戰。宗徒們在艱苦條件下把“石山戰爭”(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堅持10年之久。天正8年 (公元1580年)戰敗，宗徒力量消失殆盡。接著，包括加賀國宗徒領國在內的各地起義被逐個鎮壓下去。

第三節 戰國大名領國制

一、戰國大名的產生

應仁之亂后歷經半個世紀，守護大名相繼沒落，一些守護代、守護家臣及地方國人代之而起，形成新的大名—一戰國大名，確立起在各國的統治，繼續承認莊園制的守護大名領國制為根本否定莊園制的戰國大名領國制所代替。這種歷史性的政治變動是整個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結果。室町前期農耕已經逐漸精耕化，施肥日益重要。所用肥料除廄肥、人糞尿和灰肥外，還有需要量日益增大的壓綠肥。這種肥料投量甚大，每反大約投入300貫(183，所用的青草、嫩芽只需從山野索取，但由于莊園制的存在，廣闊山野的青草和嫩芽得不到充分利用。日本農業向以水稻種植為主，它的發展越來越需要大規模的水利灌溉體系，然而在規模小、權力分散的莊園體制下，這種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打破莊園體制而確立一國范圍內強有力的一元統制體制；同時，農業同手工業分工的擴大，在一國范圍內商品流通的發生與發展，也是這種需要的產生因素。

這種歷史任務客觀地落在戰國大名身上。如上所述，戰國大名的前身多數是守護代、守護家臣和國人。所謂“下克上”的實力主義風潮在“應仁之亂”后幾乎風靡全國。例如管領細川氏到第四代細川晴元(公元1514年—公元1563年)時，實權轉到家臣三好長慶(公元1523年—公元1564年)手中，而三好氏實權又被他的家臣松永久秀(公元1510年—公元1577年)奪去。管領斯波氏在15世紀末，其領國越前、尾張分別被家臣朝倉、織田所奪。畠山氏的據點河內也被三好氏所奪。在越后，永正4年(公元1507年)守護代長尾為景進攻越后國守護上杉房能(?一公元1507年)，迫其自殺。在安藝，永正12年(公元1515年)國人毛利元就(公元1497年—公元1571年)殺守護代武田元繁。在美濃，原是山城的商人齋藤道三(公元1494年—公元1556年)從守護土岐氏手中奪取實權，如此等等。

就這樣，至16世紀中葉形成起來的戰國大名，主要有東北地方的伊達氏，中部地方的上杉謙信(越后)、武田信玄(甲斐)、今川義元(駿河)、德川家康(三河)、織田信長(尾張)、齋藤道三(美濃)朝倉氏(越前)，近畿地方的淺井氏(近江)，四國地方的長宗我部元親(土佐)，中國地方的毛利元就(周防)，九州地方的大友氏(豐后)、龍造氏(肥前)、島津氏(薩摩)等。這些戰國大名按地區看，大 體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近畿、東海、北陸、中國等社會經濟較發展 的先進地帶和中間地帶的大名。他們是由戰國動亂中打倒自己主君即守護大名的家臣和在鄉的強大國人成為戰國大名的。第二類、是關東、東北、九州等后進地區的大名。這些人大多是從守護大名轉化為戰國大名的。

二、戰國大名領國制

大名們廢除迄今國內各種傳統的土地所有關系。他們沒收了莊園土地，并以武力和政治手段迫使在鄉武士臣服后，將其土地收歸已有。然后以其中一部分留作直轄地(“料所”、“御藏入地9)，派代官管理，將剩余的一部分寄進給歸順自己的寺院，將剩余的大部分以知行地(封地)名義分授給自己的家臣。獲得知行地的家臣必須絕對服從自己的主君，負擔軍役和其他義務。

大名對自己的家臣實行嚴密控制，經常派出密探監視家臣行動，并在自己制定的本國法律——“分國法”(“壁書”、“家法”、“度法”)中為家臣行動設下許多規定。例如禁止家臣自由處理知行地，知行地只能由一子繼承，這是為防家臣經濟削弱之故；禁止家臣之間互相攻伐，以防內訌；要求女兒結婚不但須經父兄同意，也要得到主君批準，以便把女兒當作大名間政略結婚的工具，等等。違反這些規定要受到嚴罰，甚至酷刑加身。

由此可見，戰國大名徹底擺脫了幕府的束縛，以武力創建自己的領國，取得領國的土地最高所有權，并且以絕對統治者身份在領內實施自己的統一法律(“分國法”)。這就是說，戰國大名是以武力為支柱擁有真正獨立的領主權的。守護大名雖然也曾走上領國私有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受幕府的限制，并未能取得完全獨立的領主權。

戰國大名領國制與守護大名領國制的根本差別就在這里。

三、軍事制度與農民政策

這些戰國大名，因為是在農民起義烽火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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