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代海外貿易轉型的主要表現并分析其原因(明清時期的時代特征)

7]由是可知，永樂五年時，金銀比價仍是l:5。永樂中期，金銀之間的比價突然拉大，至永樂十一年（1413年）時，金銀比已變成1:7.5。同時，“永樂十三年四月庚寅”條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鹽乞定例召商，許以金銀銅錢中納。于是戶部定議：金一兩給鹽三十引，銀一兩、銅錢二千五百文各給鹽三引。從之。”[28]據此可知，金銀官方比價當時為l:10。需要說明的是，金銀比價1:10出現的地區和時期并不是多，絕大部分時期內是維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萬年間。應當注意的是，在這如此長的時期內，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是官價與市場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銀之間的比價驟升，發生在崇禎朝時期。萬歷時期金銀一當七八甚至一當五，至崇禎中變成一當十，而且江南地區的某些地方還存在一換十三的情況，以后還曾暫時回落到一換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維持在一換十三的價格水平。

由上述金銀之間的比價變動情況來看，黃金是處于較為穩定的升值，銀則相對貶值的狀態。學者錢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紀中外金銀比價變動情況（見表）。本來，整個明朝，黃金平均價格每兩折合白銀6兩4錢7分，約等于宋元時代平均價格（10兩3錢弱）的63%，最低曾達到折白銀1兩6錢7分。[29]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銀大量流入后，中國明清兩朝金銀比價出現了一個明顯變化趨勢，16世紀30年代開始從1∶6左右逐漸上升，17世紀初基本上穩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國市場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變成l:13，這一價格水平仍然要遠遠滯后于同時期歐洲金銀比價。在1492年以前，東方中國和印度的金銀比價還是1:5的時候，歐洲就已達到1:11或l:12。在歐洲頻繁發現銀礦后，從1519-1650年，金銀比價從1:11變成1:15.5左右，僅中間短暫時期內保持在1:10.6。

而中國直到清中葉大概在乾隆時期金銀比價才達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紀中葉，中國金銀比價已經基本上與歐洲拉平，甚或時有過之。日本、印度金銀比價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過程，不過日本銀礦資源豐富，印度與歐洲通商歷史較早，因而其金銀比價與歐洲拉平時間早于中國而已。

結論及比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銀流入，主要是中國通過海上貿易用商品交換而來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經濟體，這種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其貿易保持著很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于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后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3]

除了貿易順差之外，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金銀比價一直低于外國金銀市場的比價，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16、17世紀間，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對白銀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銀價。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從1550年到1645年明朝滅亡前的百年間，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14，000噸之多，是這一期間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30]

歷史總有驚人相似的一幕。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加工制造業和對外貿易，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晚明時期類似，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出現了嚴重的人民幣套匯現象。晚明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這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人均產出和收入與西歐相比并不遜色。在銀本位制下，白銀大量流入滿足了國內貨幣需求，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農業、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江南等地早期的工業化也藉此得到了發展。但遺憾的是，晚明政府從打擊海上敵對勢力等政治需要出發，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海外貿易遠未能發揮其對市場開拓、專業化生產和資本形成的推動作用，使得晚明中國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與晚明抑制外貿發展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實行“獎出限入”的傾斜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發展出口，對進口實行一定限制。這些傾斜政策加上勞動工資偏低，社會保障不健全，環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等，都降低了出口企業成本，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近年來，除傳統的加工貿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發展過快，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出口迅速擴大，我國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當前的巨額順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在中外歷史上非常罕見。類似地，美國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間，德國從1880年代到“一戰”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從1981年到最近，對外貿易均長期順差。這些國家在上述階段經濟較快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儲蓄相對投資過剩并不奇怪。當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低，資本對勞動力的比率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資本相對稀缺。此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理應較大，更可能出現儲蓄對投資的不足也即貿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貿易順差導致白銀流入，在銀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促進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且不存在外匯風險問題。目前我國外貿持續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導致的。當前外貿順差過大加大通脹和資產價格波動壓力，我國外匯資產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

從根本上說，晚明和當代中國對外貿易共同問題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影響了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歷史教訓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持續的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我國當前應當調整傾斜外貿政策，減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強內需，否則就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持樂觀態度。

明清時期的時代特征

明代的歷史特點及其經驗教訓

     

       明朝長達276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朝代。弄清其歷史特點， 不僅對深入研究明史具有重要價值，而且對整體把握中國歷史的發展特點具有積極意義。尤其是明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變局，其發展特點如何，不僅直接關系著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且直接影響著中國此后的發展道路，其間蘊涵的深刻教訓和啟示，需要認真總結和汲取。

        明朝歷史的發展特點，我以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表現。

       1.制度建設空前完備。明朝制度建設具有明顯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開創新制的特點。僅以政治制度為例，如經朱元璋大刀闊斧的改革，廢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權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為主體，地方以各省“三司”為主體的官制結構；永樂后，又形成輔佐皇帝處理政事的內閣、司禮監體制；還逐漸形成了旨在統一事權以加強對地方控制的督撫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體系既大大簡化，又體現出明顯的相互制衡的特點，皇權及統治效能皆空前加強。中葉后又形成凡高級官員人選、各部門重大決策等，首先經有關衙門提出建議或會官“廷議”，再由內閣“票擬”處理意見，最后上請皇帝裁決的制度，從而，在保證皇權獨斷的前提下，使決策程序具有了“集思廣益”的特點。又如，在空前完備的科舉和官辦教育體系基礎上，永樂后，科舉和學校功名逐漸成為決定士人仕途和朝廷任官的最主要依據，從而把選官的公平原則貫徹到當時社會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不僅普遍提高了文官的文化素養，而且大大擴展了統治基礎，增強了社會各階層對朝廷的凝聚力。另外，明朝在經濟、法律、軍事等方面的制度建設也都高度完備、獨具特色并占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2.商品經濟空前發展。總體說來，明代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的農業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發展，主要表現在隨著糧食品種的增多特別是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的引進以及植桑、種棉等經濟作物的普及推廣，農業生產力有了明顯提高。在此基礎上，商品經濟和手工業得到迅速發展，出現了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業產品和經濟原料作物產區，涌現出一大批因工商業而興起的著名市鎮；廣大農村的集市貿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區間商品流通十分活躍；私人海外貿易發展強勁；以徽商、晉商等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團崛起，在經濟乃至社會生活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東南發達地區的若干手工業部門中較多地采用了雇傭關系，也即人們所熟知的資本主義萌芽。

        3.階級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社會流動加快。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非貴族地主成為地主階級的主體。而至明代，非貴族地主的數量及其在地主階級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為主體的縉紳地主外，在經濟發達地區還出現了少量的經營地主。市民階層也伴隨著工商業和城市的空前繁榮而興起；與此同時，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進一步提高。社會流動速度空前加快，學校和科舉幾乎成為非貴族地主乃至平民獲得政治身份并進入官紳階層的唯一途徑，尤其是以科舉考試博取身份特權，再以身份特權謀取經濟利益，成為社會流動的主要方式。

        4.中后期社會風氣丕變，思想文化異彩紛呈。首先，出現了普遍重商、“競相逐利”和追求享樂的風氣，“人必有私”觀念和拜金主義流行。其次，程朱理學衰微，王氏心學風行，天下之士由謹守“朱子矩矱”、“格物致知”到普遍“貴疑”、“自得”、“厭常喜新”乃至追求個性解放。其三，文學界提倡“獨抒性靈”，以小說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學空前繁榮，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兩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階層的價值觀念及生活面貌。其四，學風經歷了由樸實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實的變化。史學中野史尤其是私修當代史空前繁榮，標志著史家對現實的高度關注和對經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農政全書》、《本草綱目》、《天工開物》等為代表的實用科技的發達標志著中國科技發展的新水平；明后期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以徐光啟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銳察覺到中國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后與不足，而積極向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學習，于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并出現一大批文化交流的成果。

         5.士大夫敢言之風盛行。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諫為中國歷史所罕見，主要表現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勝數”，如洪武時茹太素、正統時劉球、嘉靖時沈練、天啟時楊漣等，皆為著名諫臣；至于正德許天錫的“尸諫”、嘉靖海瑞的“備棺而諫”、萬歷雒于仁的直斥神宗患“酒、色、財、氣”四疾等，就更富有特色。二是在遇到重大決策分歧時，群臣往往集體進諫，如正統時諫阻英宗親征、成化時勸諫憲宗合葬錢太后于裕陵、正德時諫阻武宗南巡、嘉靖初大禮議、萬歷時爭國本等，皆為顯例。其中，成化時勸諫合葬錢太后于裕陵和萬歷爭國本還取得了最終勝利。盡管他們用以諫君的信念和依據仍是傳統的儒家思想，但其試圖以群體力量限制君權的意向和不懈努力還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6.對外政策崇尚睦鄰友好，但總體保守、落后。朱元璋確立的對外政策有兩大基本原則：一是努力營造以“厚往薄來”為特征的朝貢貿易體制下的睦鄰友好關系，二是嚴禁中外商民自由貿易。永、宣時期的鄭和下西洋，雖是中國遠洋外交和人類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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