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朝為什么禁止海外貿易(為什么明朝末年朝廷要對日本實行經濟封鎖？)

nese Society , pp. 131～182 ,Stanford) 他們也誤以為,中國人既然信奉神、鬼、祖先, 那么, 他們在儀式活動中便也自然而然地會對香在“通神明, 辟鬼神”中的作用表現出特殊的重視。比如,王斯福在《帝國的隱喻》一書中就說, 香火是中國人用來溝通人與具有靈性的神明的“基本象征”。(Stephan Feuchtwang ,1992 , The Imperial Metaphor , p. 193 , London)

為漢學人類學家所不知的是, 在明王朝統治者眼里, 用番香來“通神明, 辟邪惡”,在華夏的風俗中加進“信鬼”的“番俗”,乃是明朝建立之前華夏“夷化”的集中表現。建文年間廣東政府頒布的榜文中對番香的“濫用”做出了以下勸說式的“批評”:香不過辟穢氣而已, 何必取外番之香以為香?只我中國諸藥中有馨香之氣者多, 設使合和成料, 精致為之, 其名曰某香、某香, 以供降神祈禱用, 有何不可?

從字面上看,這表明那時的朝廷所反對的, 似乎并非是焚香敬神, 而是焚香敬神所引起的海外貿易。然而, 禁止用番香來表達對神佛的敬意,背后顯然也隱藏著一種有關禮儀的政治話語。在實行“禮法之治”的過程中, 明朝統治者一方面對包括城隍在內的既有信仰進行改造,試圖使之成為一種道德的震懾力, 借用“陰間”的傳說來對“陽間”的各種“越軌人”進行懲治, 另一方面為了恢復華夏禮教,又面對著清除民間信仰中“夷化”因素的使命。禁香的訓令, 出現于這一治理模式的轉變之中。明朝與此前幾朝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對區分“夷夏”間的文化差異界線有著極其焦慮的關注。明朝的政權創建者朱元璋認為, 宋元時期, 因相繼“遭遼金之窘”和“夷狄”統治,自宋開始“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衣冠禮樂日就陵夷”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九十,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甲午) ,出現“以胡亂華”、“以夷變夏”的局面。為了降低“夷狄”的影響, 明初的統治者耗費了大量精力來號召百姓“克己復禮”,而自身也在致力于恢復上古時期的“禮儀”和“教化”。在這個過程中, 正統的天、地、人神都被官方推行。然而, 對于流行于民間的祭祀方式,朝廷則極其排斥, 特別是對于用番香來

祭祀華夏的天、地、人神, 對于與“番俗”有關的儀式, 更是如此。

怎么研究文化史?眾說紛紜。讀完《禁番香》這篇文章, 我個人有一點體會。文章牽涉的事件甚小, 易于被“大歷史”的書寫者遺忘。可是, 恰是這個小小的事件,濃縮了一個時代的精神追求。不知道顧炎武在羅列禁番香的條文時想到的是什么, 這些條文作為資料,使人想到了中國的禮儀文化有一個與內外關系緊密關聯的意義轉變過程, 被明朝政府禁止的番香, 正是這個進程的局部反映。由此看來,我們若是能關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物件, 對它們的“譜系”加以追究,或許能更準確地把握歷史的脈搏。這是我讀《禁番香》一文時隨意想到的。我之所以將它記錄下來,也正是因為感到香這種司空見慣的物品包含著一部內容豐富的文化史。在祭祀中, 從直接用香木, 到混合來自中外的各種香料,到禁番香;從上古的“天人合一”, 到漢以后華夏世界觀的“天下主義”, 到明代“夷夏”區分中表現出的文化本土主義,這兩種轉變過程息息相關。盡管零星線索不足以構成“史料”,但它們已局部地糾正了人們對于歷史上的社會生活和宗教崇拜方式的某些錯誤認識。這就是我的答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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