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日本貿易赤字對日本的影響(日本經濟的崛起的原因？？？？)

即被馬克思看作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盡管 “企業文化”的管理思想是美國人最先提出，但卻在日本獲得巨大的成功。

支持日本企業文化的有三大民族心理。1、渴望成為強者的心理。基于傳統的生存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日本民族特別渴望成為強者、成功者（而這里的強者、能者往往是指包括自己在內的成功的團體、民族），崇拜強者、能者，而鄙視弱者和無能者。2、務實心理。亦基于傳統生存的危機意識，日本人特別地務實。他們不喜歡幻夢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傾向于事實、現象、經驗、實證的思維方式，形成“即物主義”性格。3、“忠”、“和”心理。“忠”：現代的日本人已把傳統的效忠天皇、效忠國家這一民族價值觀具體轉化成對關系個人生存的企業的效忠。每個成員都把企業當成自己的歸宿，為企業貢獻自己的青春才華，他們往往自愿超時工作，任勞任怨，鞠躬盡瘁，回報企業對自己的知遇之恩。“和”：絕大多數日本管理者都是緘默、含蓄、安靜、內向和以他人為中心，為了所有企業成員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這種“和”作為管理方式，導致不斷的討論和妥協，以成就企業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諧。

日本宗教對企業文化的影響。日本的宗教是一種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體系，博采眾長。例如既接受了儒家的“忠”、“和”思想，又在企業的經營哲學中，融入了佛教中的“經世濟眾”、“虔誠感恩”等思想，使員工感到工作已不單單是為了個人物質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還有精神上的滿足。

日本企業文化是日本歷史催化出來的。催化日本企業文化的有大化革新，明治維新，特別是二戰之后的正確選擇。日本政府和國民都當時的現實，不得不思考日本未來何在。明治維新贏得的第一次崛起以失敗告終，也必然使日本民族認真思考和縝密選擇如何實現日本民族的第二次崛起！企業文化正好滿足了這一民族思考的需要。正是以這種思考去謀求生存和發展，便做出了與時俱進的選擇——走經濟全球化之路。

日本企業文化的發展，也有有賴于戰后日本政府與日本企業的關系。事實證明日本經濟的恢復與迅速起飛，離不開這個廉正、高效的服務型政府。這樣的政府，有利于形成現今的日本企業文化。

1986年度，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達一萬九千多億美元，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到1987年度時，依靠進口鐵礦砂和廢鋼發展起來的日本鋼鐵工業生產的粗鋼達九千八百五十萬噸，僅次于當時的蘇聯，位居世界第二；汽車產量達一千二百萬輛，如果說1909年至1987年“汽車王國”的稱號屬于美國，那么1985年后，此稱號當之無愧地屬于日本；日本的電器（尤其家電）更是所向披靡，雄“霸”全球。[1]

日本從1951年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到1986年時，投資累計已超過一千億美元。到九十年代，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僅次于美國和英國，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跨國公司遍布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據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唐淳風先生估計，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總資產達到3.2046萬億美元， [2]隨著我國加入WTO及各方面制度的不斷完善，不少日本企業選擇了中國。因此有必要對日本的企業文化作一個分析，以探討日本的企業文化的成功奧秘。

二戰結束以后，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竟在戰爭的廢墟之上，僅用了二、三十年時間，就實現了經濟騰飛，迅速崛起而成為經濟大國，成為創造經濟奇跡的故鄉，也成了美國的主要市場競爭對手，從而引起了經濟學家、管理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深度關注，都在認真研究、探討日本經濟迅速崛起的原因。公認是日本的企業文化對日本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大影響。其中最早提出企業文化概念的美國管理學家威廉·大內，于1981年出版了《Z理論——美國企業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戰》，在此書中，他采用比較研究方法，將美國企業的A型組織管理同日本企業的J型組織管理從七個方面進行對比，提出其著名的“Z理論”[3]。

A型組織：把由領導者個人決策，員工處于被動服從地位的企業稱為A型企業。它的特點：

（1）、短期雇用；

（2）、迅速的評價和升級，即績效考核期短，員工得到回報快；

（3）、專業化的經歷道路，造成員工過分局限于自己的專業，但對整個企業并不了解很多；

（4）、明確的控制；

（5）、個人決策過程，不利于誘發員工的聰明才智和創造精神；

（6）、個人負責，任何事情都有明確的負責人；

（7）、局部關系。

J型組織：（他認為日本企業屬J型組織，具有以下不同特點）

（1）、實行長期或終身雇傭制度，使員工與企業同甘苦、共命運；

（2）、對員工實行長期考核和逐步提升制度（即年功序列制）；

（3）、非專業化的經歷道路，培養適應各種工作環境的多職能人才；

（4）、管理過程既要運用統計報表、數字信息等清晰鮮明的控制手段，又注重對人的經驗和潛能進行細致而積極的啟發誘導；

（5）、采取集體研究的決策過程；

（6）、對一件工作集體負責；

（7）、人們樹立牢固的整體觀念，員工之間平等相待，每個人對事物均可做出判斷，并能獨立工作，以自我指揮代替等級指揮。

Z理論：威謙·大內認為日本的經營管理方式一般較美國的效率更高，美國企業應向日本企業管理方式學習。認為一切企業的成功都離不開信任、敏感與親密，主張以坦誠、開放、溝通作為基本原則來實行“民主管理”。

然而，威謙·大內是從可視的管理形式層面去研究日本的企業文化的，是與日本的企業管理實際相符的，在以美國的管理理念同日本的企業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之后發現，雖然企業文化對日本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但日本的管理經驗卻不能簡單地照搬到美國去，因為兩國文化傳統存在著懸殊差異。但他仍樂觀地認為：只要美國的A型企業按照他設定的13個步驟進行變革，就可以在10至15年內成功地實現向企業文化管理模式的轉變……是耶？非耶？

綜上所述，我認為威謙·大內教授在探討日本企業文化取得成功的原因時，只是從管理模式的表面和表層形式上進行了比較研究和探討，并未能從深層次上概括出日本企業文化這一管理理念之所以能在經濟發展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雖然所有的研究者都一致認為企業文化對企業的興衰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卻不能從日本文化對日本經濟發展為什么會產生獨特的促進作用的深層次上理清日本企業文化為什么會獲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企業文化包括三層內涵：居于的核心位置的是各種經營理念、價值觀、哲學思想等精神意識，中間層是制度及企業人員的行為，最外層是產品、技術、物質。產品技術物質只不過是企業的理念精神等意識形態經過制度下企業人員的行為而外化的表現形式。在整個企業文化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核心部份——即理念精神等意識形態。然而，研究者們所盯著的只是日本的產品、技術、物質，看不到這些產品技術物質的產生根源是來自其文化核心——精神意識。這種精神意識不能離開本民族和國家的文化、歷史及民族心理。

為此，我認為只有從日本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自然環境、日本民族的歷史、日本的民族心理、宗教和政治等層面進行探討，才有可能找出日本企業文化之所以能夠對日本經濟發展產生巨大推動力的深層原因，才能真正揭示出日本企業文化成功的奧秘。

一、日本企業文化中的團隊合作精神與創新精神

日本民族生存在一個四周環海、面積不大、多山的狹長島國里，可耕地只占全國面積的百分之十五，礦產資源又貧乏，且飽受地震、臺風、海嘯等的威協。這種不利于民族生存發展的自然環境，剝奪了日本民族向大自然索取的權利，若說造物主對日本人還有一絲憐憫的話，那就是給了它遼闊的漁場，然而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海洋捕撈是一件風險極大的艱難之事。面對這樣的外部環境，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依靠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個人才能獲得得生存、發展的條件。因此，這種不利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必然造就了日本民族的團隊精神和創造性。這是日本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

1、日本民族的團隊精神

在不利于民族生存、發展的外部自然環境中，每個人都得面對大海和貧乏的自然資源去獲得生存發展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個人融入團體，正如出海捕漁，不是個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要憑借團體的智慧和力量來贏得個人的生存與發展。他們團結、協作、同甘共苦、休戚與共，因此正是不利的自然環境造就了日本民族固有的團隊精神，而且培養了甘愿為團隊、民族、國家不計個人得失，勇于奉獻和勇于犧牲，就形成了從古至今的日本民族精神。

在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時代，生產的糧食尚不足以養活全家人時，為了保證后代的生存和發展，歷史上曾出現過老年人心甘情愿地讓兒子把自己送到大雪封山的山林中，無怨無悔地從容死去，從而節約下一個人的口糧，讓整個家庭延續下去。這種自我犧牲精神是其它民族所少有的。從《十年回憶》[4]這一歷史著作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作為戰后新內閣的第一任首相吉田茂，為了讓日本獲得復興的機遇，他個人不得不違心地屈從于國際環境的壓力，付出了個人尊嚴。總之，為了家庭和團隊、為了民族和國家，從普通百姓到總理大臣都甘愿作出自我犧牲的精神，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團隊精神的體現。這種精神融入到日本的企業中，創造出經濟發展的奇跡，則是順理成章的必然結果。這也是那種如同一盤散沙，每人只顧自己大撈的民族無法比擬的。日本人這種為了團隊、民族、國家寧可犧牲自己的奉獻精神所形成的民族精神，其凝聚力和推動力是不容低估的！

2、日本民族的創新精神。

（1）、吸收各民族之長，建立了日本的多元合金文化。

基于生存危機的憂患意識，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別善于學習和借鑒其它民族的成功經驗。公元7世紀，日本曾全力模仿和學習中國唐代文化。1853年美國艦隊轟開當時落后的、尚閉關鎖國的日本，使日本人猛然驚醒，轉而自覺學習歐美工業化文明文化，為1867年明治維新實行資本主義“文明開發”改革奠定基礎。[5]日本人的學習和借鑒總是與本民族的實際結合起來，為我所用。體現在企業上則是特別推行反求工程、創新工程，即把各國同一產品的優點、缺點列出來，然后集優于一身。兼收并蓄、為我所用、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以創新求求生存。

（2）日本的企業文化是對管理理論的創新和貢獻。

在企業管理方面，從古典主義到美國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法約爾的組織理論、梅奧教授的行為科學理論再到現代管理理論叢林，雖然應用在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的國家、民族、都曾不同程度地促進過生產力的發展，但是他們都無一例外地完全站在管理者的立場上，其目的都是為維護管理者如何獲得利益最大化從而去調動雇傭者（生產者）的積極性服務的，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在形式、方法和滿足生產者需要的不同層面上有所差異而已。卻從來沒有哪一種管理理論可以最終消除或化解企業中雇傭者與企業主（有書籍稱為“勞資”）雙方的矛盾與沖突，而且這些一系列管理理論的共同理念，無一例外地想方設法從物質或精神兩個層面變換花樣作為各種激勵手段和方式去調動雇傭者的積極性。充其量這些理論也僅僅是暫緩“勞資”雙方的矛盾沖突，并不能從根本上在企業中徹底根除勞資矛盾，這被馬克思認為是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

但是，日本企業文化理念及其實踐卻是將企業主的利益與雇傭者的利益統一起來了。雖然“企業文化”的管理思想是美國人最先提出，但卻在日本獲得巨大的成功。

首先是企業主對生產者實行終身或長期雇傭制[6]，消除了雇傭者的失業危機。日本企業主認為以“炒魷魚”這種大棒和特權來威協員工，不如把員工當成企業的主人，形成員工與企業共存亡的憂患意識，更能激發員工的責任感、積極性與創造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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