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清長途販運貿易的表現(明清時期商業發展的表現有什么？)

者數十年，近亦逾紀”（見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彥孝妻金氏墓碣》）。他們的商業活動以販鹽為主，亦兼營糧、棉、絲、茶等多種貿易，很多人通過與官府的合作演變為豪富特權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陜西商人，他們在明朝通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積累了大量資本，勢力經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還有很多較小規模的商人集團，其經商活動大都帶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點。

宋朝時開始出現的地方性鎮市、集市（草市），在明中葉以后有了更大的發展，幾乎遍及全國，對各地自然經濟起到了一定的調劑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較好的鎮市，明代都市綢緞店人口逐漸聚集，越來越多地吸引外地商業資本，逐漸發展為專業性市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區工商業中心的性質。這類市鎮以江南地區最為普遍，如以棉織業為主的松江朱涇鎮、以絲織業為主的蘇州盛澤鎮、湖州南潯鎮，都是人煙繁庶，名聞全國。到明朝末年，四所規模巨大的專業性市鎮——廣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湖北漢口鎮、河南朱仙鎮合稱“天下四大鎮”，儼然已成為新興的商業城市。它們與作為州縣治所的傳統城市不同，行政級別低下，機構設置簡單，完全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崛起的工商業中心。即使是傳統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廣州之類，由于城市經濟的繁榮，其本身的經濟職能也在明顯強化。由城市到市鎮，再到星羅棋布的鄉村集市，構成了一個個較大的地區貿易網絡。

與商品經濟的繁榮相聯系，明朝中葉以下的社會風氣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來，嘉靖前后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時代。成書于神宗萬歷時期的《歙志風土論》在這方面的論述頗具代表性。其中贊譽明孝宗弘治年間“家居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為“一時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貲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至嘉靖末、穆宗隆慶初“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到萬歷時“則迥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9冊《鳳寧徽備錄》）。這一類對明朝后期百年之間社會風氣變化的敘述，在其他一些地區的方志里也頗不乏見。歸納而言，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人口“棄本逐末”，工商業競爭激烈，金錢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費之風盛行，逾越禮制現象日趨普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受到猛烈沖擊等方面。這些變化趨勢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預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會風氣畢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階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這些趨向即有繼續發展的態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確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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