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日本貿易赤字形勢(日本的經濟狀況)

，缺乏“誠信”是我國市場經濟難以規范的根本原因，至使今天我們的社會（包括企業）為此付出并將繼續付出沉重的代價。

日本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和”思想。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炮艦轟開日本的國門和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雖然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也涌進了日本，但是日本并不是以完全徹底否定歷史和過去的態度發展資本主義，仍然繼承和保留了封建時代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天皇為中心的忠君愛國的觀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國民心中，即使在二戰戰敗之后，日本也不允許盟國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強烈要求將天皇制繼續保存下去，天皇仍是國民崇拜的偶像，天皇是凝聚全民族的核心。可見，“忠”已深深淀積在日本國民的骨髓之中。

然而，時至今天，皇室，早已不能干預政治了，只能在民間、外交從事一些儀式性活動而已。日本人已成功地把效忠天皇的觀念轉化為效忠企業的觀念。

“忠”，使日本企業中的“終身雇傭制”能得以實行，使員工對企業有著極高的忠誠，在日本企業，如果某個人為滿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會備受人們的責備和歧視的，人們對這種“不忠”之人噓之以鼻，不愿與其為伍。（這與西方的價值觀全然不同。）而員工的利益則要視企業的效益及工齡而定，日本企業普遍盛行“年功序列制”，即薪酬隨工齡的增加而增加，在企業中干得越長，薪酬越高；企業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這樣使員工對企業的忠誠與企業對員工的高度負責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統一體，形成了終身榮辱與共、同舟共濟的關系。

“和”，則從觀念上保證了員工在企業中與他人合作，

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1.實行有力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方針，制訂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戰后日本政策堅持集中領導，實行了國家干預經濟和國家壟斷的管理制度，并在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根據不同階段的特點，確定了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實行循序漸進，由低級到高級逐步發展的戰略步驟。

2.重視科技。發展教育，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戰后日本大力發展教育，長期堅持智力投資，不斷改革教育體制，為現代化經濟的發展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技術工人和科技人才。

3.日本企業實行嚴格而靈活的科學管理制度。在50年代，日本許多大企業推行“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工資制”。使職工利益和企業的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使職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職工在報酬上的差距，使職工感到只有不斷競爭不斷創新才能得到高報酬，從而具有壓力感;再次，企業也十分重視對職工的“感情投資”，主動協調勞資關系，培養職工“以廠為家”的敬業精神，從而使職工又具有親和感。如此種種靈活多樣的管理方法，增強了企業內部的活力和凝聚力，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

4.日本長期實行低消費、高積累的政策。戰后日本經濟發展所需資金很大部分就是來自于居民的高額儲蓄。而經濟的發展和居民的勤勞，使個人收入不斷增長入反過來促進了儲蓄的不斷增長，從而支撐著日本經濟長時間的高速發展。

5.長期保持政局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日本從1955年到1993年，一直是自民黨執政，沒有大的動蕩和波折，基本上保持了國內政局的穩定。

擴展資料

1、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強有力的國家干預措施。正是這種二戰前沒有得到切實發展且極不成熟的重工業在以后的20年得到充實和發展，才使得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一躍成為世界大國。

2、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積極培養國內科技力量。在制定了重化工業方針后，為促進發展所采取的各項措施中，引進科技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人明白，一個經濟上落后的國家，要想后來居上，必須把世界上最先進的東西拿過來，作為自己前進的起點。大規模的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不僅極大地推進了重化工業，也使日本的其化產業和后來的半導體、通訊等業居于世界領先地位。

3、不斷擴大固定資產投資和資本積累。在經濟高速增長期中，日本固定資產投資從1778.4億日元增加到25546億日元，15年間增加了13倍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每年都在1,3左右，高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固定資產的投資絕大部分集中在工業領域，特別是鋼鐵、機械、電力和化學這4個部門。

4、獨特的企業經營管理制度。日本系統引進美國的先進管理經驗，并與本國的傳統經驗相結合形成了一個高效率的企業管理制度。這一科學的、高效率的經營管理制度和先進技術被并稱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兩個車輪。日本獨特的經營管理制度可概括為“三大神器”，即終身雇傭制;與學習相結合的年功序列制;企業內部工會組織。只要企業不倒閉，本企業職工就可以在本企業工作。而企業也關心職工的利益。職工工資可根據自己工齡逐年增加;企業不隨意解雇員工等等，形成了企業的凝聚力。使職工與企業利益緊密結合。

5、二戰后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布局對日本極為有利。日本是自然資源極為缺乏的國家，除了淡水之外幾乎什么都缺乏。發展重化工業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燃料都要從其他國家進口。二戰后，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紛紛獨立，各國大力開發并出口資源，尤其是石油的大量開采引起能源革命。

日本的經濟狀況

實際，日本經濟在衰退

近來，日本經濟形勢格外地引起人們的關心，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議論。有人認為日本經濟出現了戰后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也有人認為日本的“所謂經濟衰退是日本政府對外宣傳上實施‘哀兵經濟’的策略之一，目的是隱蔽本國經濟實力，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借口”。

筆者認為，一國經濟蕭條或衰退，是全國性的現象，主要須依據統計數字、而不能憑“感受”作出判斷。日本政府的GDP等經濟統計雖然存在這樣那樣問題，但基本上可以說是反映了日本經濟的實際情況。據日本的經濟統計，1999-2000年日本經濟經過短暫復蘇后，于2000年10月又轉為下降，進入蕭條局面。2001年4至12月(即從4月1日開始的日本2001財政年度的前3個季度)，日本GDP連續3個季度呈負增長。在經濟學上，當一國的經濟連續兩個季度下降，就可認定為經濟陷入衰退(在二戰后的美國，經濟衰退一般是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在至少兩個季度內下降1．5%。以上，同時失業率上升到6%以上)。從統計數字看日本經濟確已陷入衰退局面。

盡管日本經濟經過長達十年的低迷狀態，又進一步陷入衰退，但無論是從日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看，還是從日本的經濟規模、國際收支、民間儲蓄、外匯儲備、對外債權、制造業的技術水平等等來看，日本經濟發展的水平確實很高，至少比中國要高得多，國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比我們高得多。但是，經濟蕭條也好，衰退也好，指的是經濟發展的動態，反映了經濟現狀從原有水平(靜態)倒退的程度。2001年1、2、3季度日本的GDP名義值(未去掉物價變動因素)分別為513．5萬億日元、505．8萬億日元、501．8萬億日元；實際值(以1995年價格為基準)分別為539．7萬億日元、533．2萬億日元、530．3萬億日元，這說明日本的GDP無論是名義值還是實際值都在減少。一個國家經濟是否衰退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是兩回事，經濟發展的原有水平再高，只要它是在明顯倒退，出現了經濟活動全面下降的情況，就意味著經濟衰退。

事實上，日本經濟的實際狀況比上述的實際增長率所反映的程度更嚴重。首先，消除價格變動因素前的名義增長率比實際增長率下降得更厲害(例如預計2001年度前者為負2．7%，后者為負1．1%；2002年度分別為負2．2%和負0．5%)，這反映出日本經濟已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即持續的物價下降、需求萎縮)局面。其次，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之所以還能維持超過1%的實際年均增長率，是靠日本政府一再“注射強心針”才取得的，如果政府不是累計10次動用財政手段刺激景氣，而且“景氣對策”總規模高達136萬億日元，接近日本GDP的1／3(這導致日本的政府債務余額達到GDP的大約145%)，那么，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狀況就會更差。再者，日本的失業率連續4個月節節上升，在2001年12月已達到5．6%，政府和民間都預測失業率還將繼續上升甚至突破6%，同時如果計入“企業內失業”，日本的實際失業狀況比失業率統計所反映得的更嚴重。

再一個問題是日本能否對外“隱蔽”其經濟真相。在當今世界，由于國際經濟聯系日趨緊密，可以說幾乎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形勢和實力都處在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密切關注之中，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當然更不例外。在日本，對經濟形勢進行監測的不僅有政府機構，還有一大批民間調查預測機構，如果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有意“隱蔽”真相，民間機構則不能這樣做，因為把好的形勢說成壞的，就會誤導民間企業的投資活動，其結果這些民間預測機構就無法立足。此外，在日本國外，經合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也都在監測日本經濟狀況。從發表的數字看，日本政府以外的機構對日本經濟形勢的估計和預測都比日本政府更悲觀。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OECD最新預測指出，日本在30個OECD成員國中是唯一的GDP兩年連續負增長的國家，唯一的名義增長率為負增長的國家，唯一的名義增長率低于實際增長率、GDP消費指數為負的國家，日本的財政赤字占GDP之比在OECD成員國中最高，2002年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在OECD成員國中最高，大幅度超過一向以財政狀況差而著稱的意大利等等。

還有一個非常關注日本經濟的人群就是世界各國的投資者。因為日本經濟形勢好壞直接關系到他們的投資決策。1998年10月9日，日經平均股價從1990年9月28日的21036．76日元跌至12879．97日元，當時的日本經濟企劃廳長官稱“目前是日本經濟最黑暗的時期”。在2001年2季度日本經濟發生衰退前，日經平均股價曾達到過19835日元，至2002年2月5日卻跌破9500日元，比衰退前下跌了50%以上；比被稱為“日本經濟最黑暗的時期”的1998年10月還要低26%，也是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18年來的最低數字。顯然，低迷的股市是低迷的日本經濟的一面鏡子。

日本經濟現狀當然也逃不過國際上信用評級公司的眼睛。由于日本財政狀況惡化，日本國債的評級被一再調低。美國評級公司S&P于2001年2月將日本國債的信用等級從最高的“AAA”降到“AA+”，于2001年11月又將日本國債韻長期信用等級從“AA+”降為“AA”，在發達國家中與意大利并列“倒數第一”。

值得關注的是，在日本經濟陷入衰退、特別是財政、金融等宏觀調控政策手段幾近用盡、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出現了“走回頭路”的危險傾向，即不是通過厲行結構改革，激勵民間企業開拓高新技術產業，提升本國的產業結構，從而在根本上走出經濟低迷，而是企望通過日元貶值，增強出口企業的競爭力并抑制進口，保護國、內比較劣勢產業，以便在傳統產業領域同追趕它的亞洲國家展開競爭和廝殺。日元對美元匯率在2000年10月為1美元兌108日元上下，至2002年1月已貶至132日元左右。盡管日元對美元貶值主要是市場對日美經濟基礎條件反差作出的反應，但日本政府并非像它自己所聲稱的那樣“沒起任何作用”。“9·11”事件后日元一時升值之際，日本銀行曾多次干預，對日元匯率進行誘導，與此同時日本的外匯儲備也在大幅上升(其中主要是大量拋售日元購買美國國債等)。這不能不令外界懷疑，日本政府是否已經制定或正在實施利用日元貶值挽救日本經濟的策略，日本經濟形勢嚴峻是否被日本政府當作了對匯市進行干預、誘導的借口。

人們不能不但心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經濟上屢屢失策的日本政府可能又一次“失策”和“失算”。事情很清楚，對于亞洲各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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