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代海外貿易政策的具體措施(為何海外貿易在明朝是生存必須，看明代海外貿易港口的興衰)

，并不受此局限。并對絲綢、茶葉等傳統商品的出口量嚴加限制，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一口通商”，此后閉關政策更加嚴厲，直到鴉片戰爭的爆發，這種不合理的政策成為了矛盾的焦點。清中期廢棄了明末至清初以來形成的傳統主動海防觀念。抑止了中國的海洋貿易，抑制國內工商業的發展。[2]

但另一方面， 從康熙24年（1685年）到乾隆只留下廣州一個口岸的1757年，72年間，到中國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乾隆關閉三個口岸后，從1758年至1838年鴉片戰爭前夕，80年間，到達廣州海關貿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開放4個口岸年代的16倍。從管理效率來說，4個口岸開放時，每個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個廣州口岸時，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顯大大提高，使海關管理成本大大降低。[3]

海禁起因

清朝海禁政策初期主要目的是防范鄭成功反攻。明鄭一直長期依靠海上力量與清朝周旋，并曾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西方人士合作，出口糖與鹿皮并進口西洋槍炮以增強明鄭軍隊的戰斗力，另外更請求英國人訓練炮兵，戰爭時更借用英國炮兵手作戰；而鄭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請求過援助。因此，清廷實行嚴厲的遷界令。

清康熙元年(1662)，為防御鄭成功的進攻，下令在潮州實行海禁，將沿海居民遷入內地50里；至康熙三年(1664)又再遷徙50里(包括今潮安縣庵埠、彩塘、鐵鋪、官塘一帶)，禁止出海捕魚和貿易。康熙五年(1666)撤銷澄海縣并入海陽縣(至八年才恢復)。康熙十年(1671)重申海禁，不準閩粵二省船只過洋。海禁一直延續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收復臺灣之后始解除，準許澄海、南澳等地居民回原籍耕種，準許對外貿易。海禁給潮州人民帶來重大災難，生產、貿易受到嚴重破壞。[3]

康熙時,清朝政府雖然開關與外國貿易,但對外國商船的活動極為注意,對逗留外國的中國人也防范極嚴。康熙下諭地方官要在沿海各地增設炮臺,并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必受其累,國家承平日久,務需安不忘危"。可見康熙對西方殖民主義者始終是存有戒心的。

隨著當時海上商業的發展,清朝政府對外貿易的限制也日益嚴格,清朝的閉關自守,最突出的表現是在乾隆,嘉慶時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英國東印度公司等殖民者對中國進行滲透，從這年開始,只準在廣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廈門,寧波等地。此外，清朝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防范外夷規條）,如外商不得在廣東省城過冬,外商需聽中國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在廣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時也加強了對內地商人的限制,設立了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擁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凡外來的一切人員,船只,貨物及納稅等事皆由保商擔保。

加稅也是限制與西洋各國通商的辦法之一。清朝政府的關稅分船鈔,貨稅兩種。除康熙時曾一度減輕稅額外,以后各種名目的附加稅日益增多。乾隆時,清朝即以加重浙江等地海關稅以抵制外商北上。同時,清朝政府還先后頒行了禁止五谷,金銀,銅觔,絲斤出洋的種種禁令。[3]

歷史沿革

禁海令與遷界令

順治三年(1646年)編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關“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的條文。不過，當時的海禁政策并未真正執行。如康熙十五年(1676年)時任江蘇巡撫的慕天顏在《請開海禁疏》也說：“記順治六七年間，彼時禁令未設”。

但為了削弱、消滅鄭成功等抗清力量，順治十二年(1655年)浙閩總督屯泰奏請“沿海省份，應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置重典。”順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頒布“禁海令”，敕諭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省督撫提鎮曰：“嚴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輯，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然而，海禁實行五年未達到預期效果。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采納了黃梧的“遷界令”，強令東南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遷界令措施對明鄭有一定打擊成效。不過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失所，其后海盜盛行，民生凋敝。[2]

開海與展界令

康熙親政后，一些地方逐漸“開邊展界”，人民回鄉復業。康熙七年(1668年)，鄭氏已退守臺灣，廣東先行松弛海禁。康熙八年（1669年）允許沿海居民復界。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即將結束之際，福建總督范承謨、姚啟圣，江蘇巡撫慕天顏，福建巡撫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等先后上疏，要求廢除海禁，準民出海貿易。其中以康熙十五年(1676年)慕天顏的《請開海禁疏》最具代表性，由其中所述“今則盛京、直隸、山東之海船固聽其行矣，海洲云臺之棄地亦許復業矣，香山、澳門之陸路再準貿販矣”可知此時北方的沿海省份已解除海禁，唯江浙閩粵四省尚在禁列之中，但江蘇和廣東的部分地區已弛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平定臺灣，正式展界。所謂“展界”，就是安排在順治十八年前后被遷界令強遷的沿海居民復歸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將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席柱差往福建、廣東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諭曰：“遷移百姓事關緊要，當查明原產給還原主，爾等會同總督巡撫安插，務使兵民得所。”[4]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開海，準許百姓對外貿易，并在“粵東之澳門（一說廣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云臺山”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作為管理對外貿易和征收關稅的機構。江浙閩粵四大海關總領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關口岸，通常下轄十幾至幾十個海關口岸。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于自開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于是禁止南洋貿易，即“南洋海禁”。

南洋海禁之后，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著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

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但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同年，由葡萄牙國王第一次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清人稱葡萄牙為西洋國，這次稱之為博爾都噶爾國，誤以為初次入貢，接待十分周到。

雍正七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支店于廣州，經營貿易事務。

一口通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蘇州親眼目睹洋商船只絡繹不絕，引起警覺，導致乾隆對西方殖民活動嚴加警惕，以海防重地規范外商活動為理由，諭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亦即乾隆諭令“本年來船雖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廣東，不得再赴浙省”。[5]這一命令，標志著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但該諭令并不對南洋商人限制，因此當時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許到閩、浙、江海關貿易，特別是閩海關。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慶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從南洋西屬菲律賓的呂宋前往廈門貿易。

乾隆二十四年，受到“洪任輝事件”影響，清廷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而制定專門《防范外夷規條》，共有五項，故又稱之為《防夷五事》，主要包括：禁制外國人雇人傳達信息；外國婦女被嚴禁來華；嚴禁在華外商在廣州過冬；禁止借外夷的資本及聘請華人役使；及外商到廣州后由寓居行商管來檢查。

乾隆四十一年諭旨：“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南洋及東洋、西洋諸國，凡沿邊沿海等省份夷商貿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該將軍督撫等并當體朕此意，實心籌辦。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

洪任輝事件

乾隆即位后，在對外貿易方面基本上沿襲了先祖的政策。18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開始工業革命，其海外貿易日益擴張。特別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強烈渴望尋找機會打開中國市場。當時，在中國沿海的4個通商港口，前來進行貿易與投機的洋商日益增多。與此同時，南洋一帶也經常發生涉及華人的事端，這些情況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覺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殺華僑，制造了駭人聽聞的“紅溪慘案”。消息傳來后，舉國震驚。同時，澳門等外國人聚集的地方也經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當時的英國商人為了填補對華貿易產生的巨額逆差，不斷派船到寧波、定海一帶活動，企圖就近購買絲、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熱衷于到江南一帶巡游。據說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蘇州時，從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僅蘇州一個港口就有一千多條船出海貿易，其中竟有幾百條船的貨物賣給了外國人。乾隆還親眼看到，在江浙一帶海面上，每天前來貿易的外國商船絡繹不絕，而這些商船大多攜帶著武器，他不禁擔心寧波會成為第二個澳門。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斷然發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規定洋商不得直接與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廣州十三行”辦理一切有關外商的交涉事宜，從而開始實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絕中外的閉關鎖國政策。

挑戰清朝封關政策，洋商駕船北上告御狀就在乾隆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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