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朝中后期海外貿易的三條航線(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洪武十八年（1385），金銀比價變為一當五或一當六[2]，但主要是一當五。“永樂五年，令各處折收鈔，金每兩四百貫，銀每兩八十貫。是高帝時，賜鈔千貫為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而永樂中，賜鈔千貫，為銀十二兩五錢、金止二兩五錢矣。”[27]由是可知，永樂五年時，金銀比價仍是l:5。永樂中期，金銀之間的比價突然拉大，至永樂十一年（1413年）時，金銀比已變成1:7.5。同時，“永樂十三年四月庚寅”條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鹽乞定例召商，許以金銀銅錢中納。于是戶部定議：金一兩給鹽三十引，銀一兩、銅錢二千五百文各給鹽三引。從之。”[28]據此可知，金銀官方比價當時為l:10。需要說明的是，金銀比價1:10出現的地區和時期并不是多，絕大部分時期內是維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萬年間。應當注意的是，在這如此長的時期內，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是官價與市場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銀之間的比價驟升，發生在崇禎朝時期。萬歷時期金銀一當七八甚至一當五，至崇禎中變成一當十，而且江南地區的某些地方還存在一換十三的情況，以后還曾暫時回落到一換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維持在一換十三的價格水平。

由上述金銀之間的比價變動情況來看，黃金是處于較為穩定的升值，銀則相對貶值的狀態。學者錢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紀中外金銀比價變動情況（見表）。本來，整個明朝，黃金平均價格每兩折合白銀6兩4錢7分，約等于宋元時代平均價格（10兩3錢弱）的63%，最低曾達到折白銀1兩6錢7分。[29]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銀大量流入后，中國明清兩朝金銀比價出現了一個明顯變化趨勢，16世紀30年代開始從1∶6左右逐漸上升，17世紀初基本上穩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國市場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變成l:13，這一價格水平仍然要遠遠滯后于同時期歐洲金銀比價。在1492年以前，東方中國和印度的金銀比價還是1:5的時候，歐洲就已達到1:11或l:12。在歐洲頻繁發現銀礦后，從1519-1650年，金銀比價從1:11變成1:15.5左右，僅中間短暫時期內保持在1:10.6。

而中國直到清中葉大概在乾隆時期金銀比價才達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紀中葉，中國金銀比價已經基本上與歐洲拉平，甚或時有過之。日本、印度金銀比價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過程，不過日本銀礦資源豐富，印度與歐洲通商歷史較早，因而其金銀比價與歐洲拉平時間早于中國而已。

結論及比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銀流入，主要是中國通過海上貿易用商品交換而來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經濟體，這種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其貿易保持著很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于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后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3]

除了貿易順差之外，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金銀比價一直低于外國金銀市場的比價，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16、17世紀間，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對白銀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銀價。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從1550年到1645年明朝滅亡前的百年間，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14，000噸之多，是這一期間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30]

歷史總有驚人相似的一幕。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加工制造業和對外貿易，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晚明時期類似，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出現了嚴重的人民幣套匯現象。晚明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這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人均產出和收入與西歐相比并不遜色。在銀本位制下，白銀大量流入滿足了國內貨幣需求，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農業、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江南等地早期的工業化也藉此得到了發展。但遺憾的是，晚明政府從打擊海上敵對勢力等政治需要出發，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海外貿易遠未能發揮其對市場開拓、專業化生產和資本形成的推動作用，使得晚明中國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與晚明抑制外貿發展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實行“獎出限入”的傾斜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發展出口，對進口實行一定限制。這些傾斜政策加上勞動工資偏低，社會保障不健全，環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等，都降低了出口企業成本，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近年來，除傳統的加工貿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發展過快，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出口迅速擴大，我國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當前的巨額順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在中外歷史上非常罕見。類似地，美國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間，德國從1880年代到“一戰”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從1981年到最近，對外貿易均長期順差。這些國家在上述階段經濟較快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儲蓄相對投資過剩并不奇怪。當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低，資本對勞動力的比率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資本相對稀缺。此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理應較大，更可能出現儲蓄對投資的不足也即貿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貿易順差導致白銀流入，在銀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促進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且不存在外匯風險問題。目前我國外貿持續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導致的。當前外貿順差過大加大通脹和資產價格波動壓力，我國外匯資產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

從根本上說，晚明和當代中國對外貿易共同問題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影響了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歷史教訓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持續的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我國當前應當調整傾斜外貿政策，減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強內需，否則就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持樂觀態度。

明代初年,鄭和七下西洋,有什么特殊的歷史意義

鄭和下西洋是指明成祖朱棣命三寶太監鄭和從太倉的劉家港起錨（今江蘇太倉市瀏河鎮），率領兩百多艘海船、2.7萬多人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訪了30多個包括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里、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東非、紅海。[1]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歐洲國家航海時間早幾十年，是明朝強盛的直接體現。鄭和的航行之舉遠遠超過將近一個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航海家，如麥哲倫、哥倫布、達伽瑪等人，堪稱是“大航海時代”的先驅，是唯一的東方人，更是比馬漢早五百年提出海權論[2] ，更有說法稱鄭和最早發現美洲、澳洲、南極洲。[3]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眾說紛紜，一說宣揚大明威德，《明史·鄭和傳》中記載：“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一說尋找建文帝朱允炆，《明史·鄭和傳》中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一說發展貿易緩解財政，有未被抹殺干凈的史料稱鄭和下西洋使“貧民致富”、“國用充足”[4-6] ；另有包抄帖木兒帝國、 掃蕩張士誠舊部、解決軍事復員問題等說法。

政治方面

加強邊防

永樂帝在位24年間，中國西北部的蒙古舊部繼續對明朝產生危機，永

鄭和

樂帝還親征幾次，并在最后一次征途中去世。所以，有人認為永樂派鄭和下西洋是為安定海外，使永樂沒有后顧之憂，以利明朝專注防御北方之亂。

但此說不可能成立，因為當時海外諸國武力都不強，沒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說是，下西洋是為控制遺存在中南亞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國。這也不可能，因在永樂年初，此國之可汗死亡，對明朝已沒有威脅。

鄭和七次下西洋，碰到三次戰役，其一為幫助某一小國政權轉換，一為某國想偷襲鄭和船隊，一為海盜集團，三者都是小戰役（下篇會再詳述）。有人依此視為鄭和下西洋有當“國際警察“之作用。但這些只是順途發生事件，不可能是主要動機或目的。鄭和碑文有言“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略者剿滅之，由是海清寧，番人仰賴者“，可證實此言。

皇位繼承

朱棣

燕王明成祖朱棣以“靖難”之名，最后攻下國都應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燒皇宮，不知所蹤。明成祖繼位稱帝，改年號為永樂，但對于建文帝的失蹤及其遺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掛懷。明朝歷史文獻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沒有被燒死，而逃亡海外之傳言，甚至有說出家于二十年后，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認為永樂帝派鄭和下西洋的主因為尋找建文帝。但此種說法不一定成立，因為鄭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蕩蕩，建文帝若亡命海外，當可聞風而躲藏起來，大規模下西洋尋建文帝絕非有效之方法，而絕大多數學者已不相信此說，但歷史小說常常為了戲劇化，尚強調此可能。

明成祖奪得皇位時，明朝已經建立了三十多年，農業與人們的生活并沒有受到這場政變的影響。這時，中國廣州等沿海的大都市發展得十分繁榮。在經濟獲得良好的發展之后，發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貿易已經是十分迫切的事。另一方面，明成祖也想利用對外的活動，展示自己的勢力，并建立自己的聲望。因此，遠航的活動就勢在必行了。

外交方面

西洋各國對于鄭和龐大百艘巨舶及數萬兵士，浩浩蕩蕩迫臨其海域，當然會有小巫見大巫，戰戰兢兢之感。所以“揚威躍武“作為永樂派鄭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絕大多數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只為海外展示國力，對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費那么大的經費及軍力呢?故“揚威躍武“不可能是永樂帝的“終極“目的。

再者，這共28年間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兩年，故約有一半年月，鄭和船隊絡繹不絕之中國至西洋之間。為什么要如此頻繁呢?

貿易方面

西洋諸國，對明朝出品之陶瓷、絲綢等，都極喜愛，永樂年間確也利用鄭和下西洋之官船，載運這些貨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鄭和官船亦購買或交換一些中國所缺之香料，染料，寶石，象皮，珍奇異獸等等。所以下西洋當然有某程度中外兩方貿易作用。但若貿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寶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萬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設法用最少的船員，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間做為載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潤。鄭和船隊與一船商船隊是背道而馳的。故學界所習用“朝貢貿易”“厚往薄來“為鄭和下西洋動機之說，是把“貿易“重要性過于夸大了。

文化方面

原為中國東南沿海區的媽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對鄭和下西洋人員是很重要的。因為訪問西洋各國有七次之多，媽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傳播到南洋諸國。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響至今的。但這些相互海事與宗教信仰之發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動機。

條件編輯

大明混一圖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勵精圖治，農業經濟恢復了。在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礦冶、紡織、陶瓷、造紙、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國的絲織品、瓷器以至一些歐洲國家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尤其是造船業的發達，航海技術的進步（包括羅盤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航海知識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以及明初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為鄭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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