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明代海防與海禁是怎樣的？)

患的實質性問題,它是經濟規律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的結果。海禁與否,只是使掠奪合法化還是非法化的問題。

可見,海禁與倭患的因果關系,前者正是后者引起的。

海外貿易上的矛盾性導致了倭患期間明廷海禁政策的兩重性。

應當承認,明代特別是嘉靖時期的商品經濟發展,一方面使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中國商業資本,大量投放到海外販運貿易上,集中表現為海盜式的掠奪,另一方面又是資本主義的還漸萌芽,使發展對外貿易的歷史要求增強,商舶貿易的興起也成為必然。兩者都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構成了一對特殊的矛盾,從而造成倭患、海禁、商舶貿易三者錯綜交插,致使商盜難分,相互轉化,飄忽不定,一面是海盜,一面是商人。這種海外貿易上的矛盾性,又導致了倭患期間明廷海禁政策的兩重性:

一方面,明初海禁起了維護新政權,安定社會環境,迅速恢復生產的作用,其后各朝海禁,則從客觀上發揮了抵抗葡萄牙等西方早期殖民勢力的作用。

另一方面,這種自明及清的閉關政策,又是進行正常對外貿易的一個嚴重障礙,阻礙了國內商業資本乃至整個商品經濟的發展。如此矛盾的情況,反映到明統治階級內部,就是主張嚴海禁與開海禁的兩派之爭。但是,由于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提供了實施海禁政策的經濟基礎傳統的重農抑商理論,又為之提供了思想基礎多再加上倭寇掠奪,西方殖民勢力侵擾的直接原因,使得明封建統治者無法解決海禁還是開禁的矛盾,而不得不仍采取了海禁政策。如此矛盾的現象,是明代特殊歷史環境的產物,也是明王朝無法避免和克服的。

怎樣評價“倭患”的影響?

評價歷史事件的是非,主要看其繁榮還是破壞了社會經濟,推動還是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明一代的倭患,已經給商品經濟、生產力的發展造成極大危害。

首先,倭寇對城市特別是新興城鎮商品經濟的破壞很大。

明代前期,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一帶的許多城市中,商業和手工業已經逐步發展起來。十五世紀初,出現了蘇州、松江、鎮江常州、揚州、杭州、嘉興、湖州、福州等幾十個較大的工商業城市。與此同時,蘇、松、杭、嘉、湖五府地區,還出現了許多進步反映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城市。它們比舊有城市的商品經濟,有著更大的發展前途,是成長的一個新的天地。但是,集中于東南沿海的倭寇,連年肆掠五府等地區,所謂“無日不焚劫,無日不殺擄”。《倭志》記載，

倭寇蘇郡西關鎮,“大肆焚劫。大家小戶盡遭殘破,煙火七晝夜不絕,西關居民僅存四五”

史載侵上海,

“積尸高者丘陵,卑者溪澗為之不流”,“爾若周浦、閘港、撥賜莊、新場、龍華、下沙、南橋、閔行、馬泥涇諸鎮,焚劫殺掠尤極殘酷”。

總之,“兩浙三吳之地”及聞閩粵等省,一度繁榮的城鎮凋敝至此。倭患的破壞作用,可謂彰明較著,這怎么能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呢？

其次,倭寇對農村商品的經濟破壞也很大。

第一,倭寇在鄉間,或

“剽掠淫污,放火殺人”,“或盡毀農具”,

搶走耕畜,勞動力和生產工具遭極大破壞,致使農人沒工具耕種,“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一望民居田畝,頓成沙漠”。

第二,倭寇登岸,焚燒糧倉和糧船,搶掠糧食的行為，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加上對商民的殺擄,對商品糧集散地的殘破,糧食貿易,農產品市場也盡在被毀之中。如此民不聊生,怎么可以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呢?

結束語

既然倭患的性質是掠奪,王直等走私團隊是封建武裝劫掠集團,倭患對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極大的破壞或阻礙作用,那么,抗倭戰爭就必然是正義性質的。它是一場以日倭和中國海盜為一方,明廷和中國人民為另一方的掠奪與反掠奪、侵擾與反侵擾的斗爭,而絕不是什么海禁與反海禁、壓迫與反壓迫、剝削與反剝削的斗爭。戚繼光等名將的抗倭事跡長期在民間流傳,其蘊含的華夏英風正氣,世世激勵、影響著中華民族的道德文明。

明代海防與海禁是怎樣的？

“片板不許入海”的海禁政策非但沒有阻止倭寇的侵擾，反而斷絕了沿海居民的生路。我們不該簡單沉醉于抗倭戰爭的勝利之中，因為許多“倭寇”不過是被迫“下海”的大明王朝的子民。

海霧曉開合，海風春復寒。

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

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

明朝晴更好，飛翠潑征鞍。

觀此五言律詩，辭旨清麗，構意精巧，意氣昂揚，反映出作者不凡的才情與文學造詣。嘆賞之余，誰也難以想象，此詩的作者竟是一個明朝歷史上令人談之色變的“倭寇”。生活在杭州灣畔的海寧人采九德曾親身經歷過一場所謂“倭寇”劫掠，這一群“倭寇”不過四十余人，其中一位臨走之時，詩興大發，在影壁上題下了這篇詩文。采九德在所著《倭變事略》中照錄此詩后，感慨系之：“觀此四十余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很顯然，即使是日本國內的漢學方家恐怕也難以揮灑出如此高妙的詩文，況且這種日本高級文化人并不多見，因此，這篇詩文的作者定為中國飽讀詩書又懷才不遇的文士。采九德的懷疑確為我們了解明代“倭寇”問題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線索。有明一代，甚囂塵上的“倭患”問題讓朝野上下傷透了腦筋，而所謂“倭寇”是否為純粹的日本國人，頗難一概而論。

古代中國與日本的交往可謂源遠流長，隨著地理知識的豐富與航海技術的提高，彼此間的往來開始變得愈來愈便捷。秦漢時期，日本諸國前往中國一般循朝鮮半島北上，路途相當遙遠，“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但從六朝以后，日本人到中國多從南道浮海而來。如北宋雍熙年間，一位日本僧人由海路到中國后，曾上表陳述其旅途：“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信風的幫助可以使漫長的航路變得輕而易舉。同時，從中國到日本，也相當便捷，他當時是從浙江臺州離開的，“季夏解臺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而日本群島呈南北縱向分布，南部諸島嶼與中國閩、浙沿海地區的交通顯然更是快捷。

日本至中國南路航線的開通，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首先，它為兩國民間交往與海上貿易的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當然，這種民間的交往受到相當嚴重的制約。應當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給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設帶來了新的考驗。長期以來日本群島處于分裂割據狀態，南部諸島的武士與商人開始進入中國沿海，進行走私及燒殺搶掠等海盜活動。日本在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中稱為“倭國”，因而中國朝野便將入侵騷擾沿海的日本海盜稱為“倭寇”。中國海岸線漫長，沿海抗拒官府的綠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諸島為根據地，內外勢力極易聯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邊區發動剽掠。這種嚴重的態勢在明朝初年就已顯露無遺。

元朝末年，江蘇泰州人張士誠、浙江臺州人方國珍分別在當地起兵反元。張士誠占領高郵等地后，控制了作為元朝南北交通樞紐的大運河。同時，方國珍起義軍奪取了元朝運糧船只，以浙江沿海為根據地，阻斷了元朝漕糧北運的海路。這兩支義軍中有不少是熟悉水路、精于海戰的漁家子弟。元朝政府為恢復東南漕運與海運之路，用高官厚祿誘降張士誠與方國珍，但他們往往屢降屢叛，依舊各自占據著自己原有的地盤。如張士誠全盛之時的轄地就“南抵紹興，北越徐州，達于濟寧之金溝，西距汝、穎、濠、泗，東薄海，二千余里”。東南沿海重鎮如寧波、紹興、杭州、蘇州等地，均在張士誠的勢力范圍內。方國珍的地盤，則主要限于浙江慶元、臺州、溫州三路。后來，在朱元璋軍隊的進攻下，張、方兩個割據政權先后敗亡，但其殘部大多逃亡海上，成為出沒無常的海盜。更為嚴重的是，這些“負固海島”、行劫江湖的中國海盜與日本倭寇勾結起來，并為之向導，聯合向明朝沿海地區頻頻進犯，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海患”。他們所到之處，焚燒民舍，擄掠財物，北起遼東半島、山東，南到福建、浙江、廣東，“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

明朝初年“倭患”的出現還有一些客觀背景。14世紀初，日本進入了南北朝對峙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各據一方，為爭奪土地與人口互相攻伐，戰亂迭起。在爭戰中失利的封建主及其武士們組織起來，到中國沿海進行武裝走私，一有時機便大肆殺掠。元末明初中國改朝換代的混亂更給了他們可乘之機，因此，在從遼東半島到廣東、海南數千里的海岸線上，“島寇倭夷，在在出沒”。可見，當時“海患”的性質較為單純，主要有兩股勢力涉及其中，一是敗亡海上與官府對抗的綠林人士，即“島寇”；一是日本方面的武裝走私者。

為解決這種海盜性質的“倭患”問題，朱元璋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他在以重兵武力鎮壓的同時，派遣使者照會日本國王敦促其制止這種侵擾行徑。但日本執政者答辭簡漫，毫無誠意，這使朱元璋十分不滿。不過，鑒于元朝進攻日本嚴重受挫的歷史教訓，明太祖采取了克制與忍讓的態度，力求從本朝內部解決問題。為斷絕中外海盜的耳目與內應，他下令禁止濱海居民私自出海，并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大量招納原張士誠、方國珍部下軍士及瀕海的船戶、島人、漁丁為兵，自淮、浙至閩、廣，共計十余萬人。這可以說是明朝實行海禁政策之始。這種政策雖然斷絕了無數漁民的生活來源，但由于大量漁民被籍入伍，事實上由國家供養起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由海禁造成的嚴重矛盾。

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謀反事發，據供稱，日本幕府與之有勾結。日本貢使伏兵于貢船，并將火藥兵器藏于入貢的巨燭之中，等進宮朝見時，內外一齊動手。事情敗露后，朱元璋無比氣憤，立馬斷絕了與日本官方的關系，開始著手在沿海建設大規模的防務工事。洪武十七年（1384年），湯和等筑山東、江南、江北，浙東、浙西海上59城，以備倭為名，設置行都司。二十年（1387年），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筑海上16城，籍民為兵，以防倭寇。這種海防建設稱得上是朱元璋的創舉，對于保障中央王朝海疆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明朝政府還增置沿海衛所，添造多櫓快船。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從遼東至廣東沿海共有五十多衛，擁有士兵二十余萬，而且防御設施相當完備。如每衛有5個千戶所，備有戰船50艘，每船旗軍50名。也正是由于擁有了強大的海防力量，才使洪武一朝的“海患”得到有效遏制，未釀成大患。

在這些偽裝的“入貢使者”之外，為數眾多的日本海盜直接使用武力對明朝沿海地區進行殺掠，為此，明朝政府進行了積極的抵御，給肆虐的倭寇以沉重的打擊。當時最輝煌的戰役即劉江指揮的遼東望海堝之戰，生擒數百，斬首千余，使來犯的倭寇無一逃脫。這一勝利力挫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倭寇不敢再組織較大規模的武裝入侵。可以說，到永樂年間，隨著中日關系的密切，“倭患”問題也變得日趨復雜。

正統、弘治年間，沿海倭寇入侵屢禁不止。為此，明英宗特下詔沿海地區全力備倭，遣重兵防守要地，增筑城堡，嚴把關口，派兵分番駐屯海邊咽喉之地。嚴陣以待的明朝海防大大減少了倭寇偷襲的機會，使附近居民得到較大的安全感。可以說，從明初到弘治時期，沿海“倭患”問題的性質較為單純，中日兩國的關系在表面上還維持著“朝貢”往來，即使在朱元璋與日本絕交之時，沿海3個市舶司并沒有廢止，也就是說中日仍然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貿易關系。及至世宗嘉靖年間，中日貿易關系及“倭患”問題發生了重要的轉變。

15世紀末，日本諸島又陷入諸侯割據的混亂之中，各大封建主都力爭向中國的所謂“入貢”權，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激烈的沖突。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左京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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