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普五第七代海外版和國內版區別(木盒五糧液珍藏版和普通的有什么區別)

主義政治機制便是這樣建立在各級領主與附庸個人之間很不穩固的行為規范基礎之上。這套規范，本質上是屬于私法范疇內的東西，它們不能與現代國家的那種公共法律混為一談，現代意義上的公法在中世紀的歐洲幾乎完全不存在。故有學者稱“在封建國家里，私法取代了公法的地位”。對此威爾斯作了這樣的補充：“更確切地說是公法淪喪并消失了，而私法則來填補了這個真空；公共責任變成了私下的義務。”[15](p.640)

由于領主—附庸間階梯型網絡的破毀，封建國家的界限也是雜亂無章，一個君主所統治的東西，不是對某個確定的地域的統治，而是他手中所掌握的“權利”之延伸。在所謂的封建“權利”中，由聯姻所致的王朝繼承具有特殊的意義。在中世紀乃至近代早期的歐洲，王朝繼承在國際政治中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通過王朝世襲體系安排的個人繼承是國家生存的自然伙伴，王室成員之間的聯姻可以導致國家像財產一樣合并或甚至瓜分。因此，“外交家們將大量的時間花在嫁妝事宜上，嫁妝事宜乃是有關遺產繼承或潛在遺產繼承的一種國際交易”。[21](p.94)這種情形，在法國加佩王朝(987-1328)時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路易六世(1081-1137)安排其子路易七世(1137-1180)與阿基坦(Aquitaine)家族的女繼承人愛麗娜結婚，有望使普圖瓦(Poitou)、桑頓日(Saintonge)和圭亞那(Guienne)等大片領地并入王室直屬領，使法國王室領的規模擴大整整一倍。但1152年愛麗娜與路易七世的離婚卻一下子使這個成果消失殆盡，而隨后愛麗娜與安茹伯爵亨利（英國國王亨利二世）的再婚更使法王的這個附庸的領地擴大到可怕的規模。[22](p.107)

基于時時變化的聯姻繼承體系和不確定的私人契約關系，封建國家（如果姑且把這些君主的領地稱作“國家”的話）的疆域顯得極其模糊。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統治著英格蘭，同時又是諾曼底公爵、安茹伯爵、圖棱伯爵和曼恩伯爵，他的權限“從北冰洋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脈”，英格蘭只是他的行省之一。但是，他作為諾曼底等領地的領主，又應是法國國王的附庸，因此他得去巴黎拜見法王以示忠誠。[23](pp.184,187)而此時的法國國王名義上是亨利二世的領主，對亨利二世的英格蘭王國并無統治權，就連對諾曼底等地，他實際上也無法行使有效管轄。法國國王腓力普二世在決意控制諾曼底之前，先得在1202年以領主身份剝奪英王約翰在法國的采邑，隨后再派兵攻占諾曼底公國。[24](p.7)而當1213年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廢黜約翰并邀腓力普二世出任英國國王時，法國國王甚至可能把英格蘭歸入他的個人統治。[25](p.32)確定法國國王的統治區域是一件為難之事，雖然法蘭西王國理應含括大致相當于原西法蘭克王國的疆域，但當時人卻往往只把巴黎周圍的那一小塊王室直屬領地視為法國。遲至13世紀末，當法國國王的權力已大大擴展之時，法國南部一些地方如土倫等地的官員還習慣于說“派信使到法蘭西去”，他的意思是派人去巴黎。[26](p.388)同樣，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名義上是德意志、北意大利眾多諸侯的領主，但他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卻極為軟弱。可他作為西西里國王，卻能在這個基督教國度的外圍地區行使著極其嚴酷的統治，剝奪了貴族、教士和城市的諸多權利。此外，他又在1229年加冕為耶路撒冷國王，使自己的權力伸展到地中海東岸地區。[27](p.466)

這些缺乏穩定疆域范圍的西歐封建國家的君主不僅對內無法實行統一的管理，對外也不能以主權者的身份進行平等的交往。一個典型的事例是，1329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訪問法國，在亞眠受到法國國王腓力普五世的熱情接待，但愛德華三世對是否應向法國國王表示臣服（按慣例是采用交握雙手置于領主兩手之間的儀式）遲疑不決，他的謀士建議他等回英國查閱有關古代契約后再決定對待法國國王的禮儀。在查閱了舊有契約后，愛德華三世致書腓力普五世稱：“吾等已查悉〔英王對待法王的〕禮儀若何，故謹致此函告知，吾等在亞眠尊奉法國國王之禮儀應是臣屬朝見領主之禮。[10](p.366)此事件表明，英法兩國的關系主要取決于兩國君主的祖先之間訂立的契約規范，而不是由國家間的平等法規來決定。九年之后，愛德華三世為對抗腓力普五世，積極地追求同神圣羅馬帝國結盟，他與德意志皇帝結盟的方式是向皇帝巴伐利亞的路易斯效忠，自愿作皇帝的附庸，皇帝則封愛德華三世為皇帝在德意志西部的代理，隨后愛德華便召集西德意志諸侯，要求他們出兵為他進攻法國國王。[28](p.22)可見，中世紀西歐國家之間的聯盟也是建立在個人契約的基礎上的，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性質完全等同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不過在層次上有所差別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卡爾頓·海斯聲稱在中世紀歐洲沒有“國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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