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朝貢貿易什么時候開始解體(中國到底是什么時候開始落后于西方的)

工業革命使歐洲各國強大起來。這個時候他們已經有了蒸汽機,極大的增加了生產力，武器也精良了起來。

火藥和火炮都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到了明末我們只能仿造西方國家制作鼎鼎有名的“紅夷大炮“和能連續發射的佛郎機炮。這個時候中國還處于封建制度的統治之下以中國為天下中心自居，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力量強弱已經發生了變化!

公元1687年，23歲的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時，大清的康熙正在御花園練習書法，他還陶醉在“收復臺灣”的豐功偉績，而當時的中國人還以為太陽落山是沉到大海里。

1798年，病重的乾隆讓術士計算自己還有幾年陽壽時，法國的傅立葉正在用級數理論為拿破侖的火炮做優化設計……更可悲的是，乾隆年間，中國人仍沉浸在“天圓地方”的神話時代。當時，當有人對紀曉嵐說地球是圓的，他還興致勃勃地把這種觀點當作一個“奇聞”記載了下來。

由此可見，明朝中后期與西方世界的差別，不僅僅在于“船堅炮利”的表面現象。真正的差別在于數學、物理、化學、材料學、彈道學和冶煉技術……這些基礎學科，這個差別是極其深遠的，可謂天壤之別。實際上，明清之際，西方火炮技術就已經遠遠把中國甩在了后面。

擴展資料

我國近代之所以會遠遠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原因

一、重農抑商

重農抑商是利用政策手段抑制商品經濟發展，鼓勵農業生產的一種政策。最早推行這項政策的是戰國時期的秦國，重農抑商政策是商鞅變法中的一部分內容。商鞅變法是我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改革之一，它讓秦國從一個中原諸國看不起的弱國，迅速強大起來，成了一個讓六國都忌憚的強國。

商鞅之所以會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是因為我國古代社會以農業為主，商業為末，經濟形勢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農業是封建王朝的經濟基礎，所以國家鼓勵農業而打擊商賈。

重農抑商政策也有不少弊端，例如地主官僚強取豪奪、土地兼并等，讓農民失去了可耕種的土地，生活難以為繼，容易揭竿而起造反。

重農抑商政策也影響了我國的商品經濟的發展，遏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晚清時期，西方國家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出現了新航路開辟和工業革命，但清政府還固守重農抑商政策，將農民捆綁在土地上，雖然穩固了統治，但卻害了國家。

二是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施行之前，統治階級主要采用的選人制度是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這導致階級固化，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做官的人多為世家大族和豪門出身，而底層出身的人才。

科舉制度在早期階段，是一項很先進的選人制度，但到明清時期，它就逐漸落伍了，主要是科舉制度考試內容、形式固化了，不再適應該時代的選人標準了。

明清時期的科舉制度，主要以四書、 五經為考試內容，考試形式也八股文化，逐漸讓考生變成了答題機器，束縛了考生的思想和創造力，導致讀書人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四書五經上，影響了他們天賦和才能的發展。

三是閉關鎖國政策

閉關鎖國政策始于明朝時期，當時明朝倭寇嚴重，所以明朝開始實施海禁，目的是穩固海疆，但明朝開了通商口岸，依然可以和外國商人進行商業往來，外邦還可以通過朝貢貿易等。

與明朝進行商業往來，而但到了清朝時期，由于商品經濟、航海技術的發展，很多外國的商人、傳教士來華經商和傳教，清朝害怕西方的自由思想影響百姓，不利于自身統治，所以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

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基本是將自己隔離起來，與世隔絕，這影響力中外關系，減少了中國和外邦的聯系。

導致我們無法吸收西方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使我們在科技、文化等方面逐漸落后于西方各國，還影響了國內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的結果是，讓清朝錯過了工業革命，逐漸落后于世界各國。

明宣宗時期為什么要廢除鄭和下西洋？

你說錯了吧？

明成祖死后，太子朱高熾即位，他就是明仁宗。并且停止鄭和下西洋和對外戰爭，以積蓄民力。更鼓勵生產，寬行省獄，力行節儉。明仁宗死后，長子朱瞻基即位，他就是明宣宗。宣宗基本繼承了父親的路線，繼續讓鄭和下西洋，實行德政治國，國家進一步強大。在這一時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監不得干政的規矩，一些太監開始干政，為英宗時期的太監專權埋下隱患。

大明仁宗皇帝為什么廢除了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國策？后來的宣宗為什么又恢復了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國策？

廢除原因：

1、前幾次下西洋不計成本，浪費嚴重，造成國庫空虛

2、倭寇開始侵擾東南沿海

3、北方瓦喇等蒙古少數民族再度崛起，對北方構成威脅，無暇顧及

4、皇帝個人原因

恢復原因：

1、繼續偉大事業

2、皇帝的個人原因

古代中國為什么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呢？

大航海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為跌宕起伏的時代，伴隨新航路不斷開辟的同時，是對新大陸資源的野蠻掠奪與人口遷徙。其在西歐地區引起了商業革命與價格革命，促使了西歐封建經濟體制的解體與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也是西歐國家崛起，我國落后於西方的重大轉折點。

那么我們為何又會與大航海擦肩而過呢？尤其是鄭和七下西洋，其規模遠非麥哲倫、哥倫布可比，其時間又早於西歐各國。鄭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對于世界有了一個新的認識，發現了許多之前沒有的國家。本應該趁勢而上，開啟屬于中國人的大航海時代，但是歷史在這里跟所有人開了一個玩笑，遠洋航海時代不但沒有到來，而且當初強大的艦隊以不堪想象的速度崩潰了。

據現存的史料記載，在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明朝的水師擁有3500艘各種各樣的艦船，單單海外貿易最多的浙江省就擁有了超過700艘艦船組成的艦隊。而到了明英宗正統五年（1441年），浙江省的船只數量就已經銳減到了340艘，其它省份艦船的情況則更加嚴重。而到了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明朝政府更加直接規定，如果建造雙桅桿以上的船只，就是觸犯的死罪；而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明朝政府又下令沿海總督，巡撫摧毀所有能夠遠洋航行的船只，并且逮捕任何駕駛船只下海的商人和百姓。就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中，曾經震驚世界的強大艦隊就這樣從世界上消失了，一代又一代皇帝的忽視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皇帝的原因，明朝水師迅速毀滅的原因還有朝堂上的爭斗。在明朝的歷史之中，宦官集團和士大夫集團始終保持著緊張的關系，兩者關系只有此消彼長和你死我活，誰都想要對對方下死手，徹底打垮對方。

海上貿易和海上航行從一開始就是宦官的范圍，宦官不但得到了大量的金錢而且對士大夫的經濟基礎也造成了實質性的傷害。因此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到傷害，士大夫集團在數次介入海外貿易不能成功之后，決定摧毀海上貿易，截斷了海上貿易，就從根本上截斷了宦官主要的經濟收入，這完全就是我得不到我也不讓你得到的架勢。

宦官集團和士大夫集團之間的爭斗，終于讓海外貿易這個金燦燦的前途成為了犧牲品。宦官集團為了把持海外貿易是無所不用其極，不斷利用皇帝的支持排擠還涉及到海外貿易的朝廷官員，把持海外貿易已經不能夠滿足宦官集團了，他們要將這一部分變成自己的自留地。

士大夫集團當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燈，宦官集團只顧著排擠關于海外貿易的官員，卻沒有顧及到建造大型海帆船的造船廠，士大夫集團以大運河的重新疏通，南糧北運的事情更加重要，各地的造船廠應該把目光轉移到運河之中航行的駁船上面，于是各地船廠建造大型海帆船都被迫停工，這一停工就是二十幾年，所有的生產力都投入到了駁船的建造上而當駁船飽和之后的時候，各地的造船廠已經沒有能力再建造海帆船了，大型寶船的建造技術就這樣失傳了，實在是令人可惜。

除了明朝內部的問題，明朝外部的環境也在惡化。已經被打回到北方草原的北元勢力經過幾十年的混亂之后，再一次將他們的目光投向了富足的中原，明朝北部邊境的防衛壓力越來越大，再加上明朝的首都北京距離邊境實在是太近，不管是于公于私，明朝的皇帝都將全國有限的軍事資源投向北方的長城防線，尤其是在土木堡之變之后，明朝官員對于北方的防范之中包含著一絲恐懼，再也沒有精力顧忌海上的貿易和海外出航。

更主要是深層的文化問題。我國在歷史上是一個大陸國家而非海洋國家。我國雖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也不缺乏優良的海港，卻大多都閑置不用。朝廷經常做的事情就是淤塞港口，并讓沿海居民內遷。我國在歷史上居統治地位的近乎都是北方人，近代以前，北中國的南北的交通運輸主要是依賴於運河，而非海路。京杭大運河曾造就了一批繁華的城市，如揚州、淮陰、古泗州、臨清等，卻無一真正意義的港口城市（大連因俄國而興港，青島因德國而興港，今連云港的主城區離港口約有30公里）。

我國真正能夠跟海洋民族扯上點關系的是閩粵人，而居統治地位的北方人對其不擅長的航海領域帶有先天性的恐懼感。就猶如滿清入關后，其對火器研究的打壓與蔑視是同樣的道理。滿清是以騎射而取得的天下，其武力的自信心就來源於騎射。如果你跟他們講火器等這些他們陌生的領域，他們完全玩不過你們，還能保持啥武力的自信心？索性，不玩火器，一概比騎射，你們農耕民族的騎射還能玩得過游牧漁獵民族的騎射？所以，中國歷史上的長期禁海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2）、“朝貢貿易”的體制，使得航海沒有利益支撐。西歐國家是因為“窮”而大航海，航海是為了“脫貧致富”。而我國卻是因為“炫富”而“大航海”，最終因國庫空虛而廢止了“大航海”。鄭和下西洋的實質意義上就是到處宣揚“我是土豪”而到處撒錢，而隨之也迎來了一大群南洋島國前來天朝朝貢，而天朝都是秉承“厚往薄來”的原則，以其值數倍甚至十數倍相償。

“朝貢貿易”的實質，就是你叫聲“爹”，我給你“壓歲錢”。結果，很多小國三天兩頭過來喊“爹”騙“壓歲錢”。長此下去，就使得天朝的財政越來越捉襟見肘，天朝便越來越懼怕小國們的朝貢，于是便下令為體恤邊遠小國朝貢之路勞頓之苦改一年一朝為兩年一朝為五年一朝，漸漸地希望永遠不要來朝貢更好。如明人劉大夏便說： “ 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這種指責并不是沒有道理的。鄭和下西洋并沒有給中國帶來實質改變，更沒有開創一個新的時代，只是無實質的意義的財政消耗而已。

第（3）、上層階級無組織真正意義上的“大航海”的動機。西方大航海是因追求利益而興起，其背后有各國政府的支持與組織。而中國的上層階級，公開場合都羞于談“利”，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天朝上國奉行的是“仁義之道”，又怎么去追求“利”（掠奪）呢？其實質就是對外邦的“仁義”與“奉獻”都要於國內的百姓來買單。天朝是大國，人口眾多，疆域遼闊，雖百姓未必富足，但在總量上是巨大的。上層階級在本質意義上是不太缺“銀子”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賠得銀子再多，慈禧太后每餐該上多少道菜，還是一道不會少的。這樣的上層階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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