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服務貿易的影響因素研究(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是如何體現的)

據以上討論，我們建立基本的計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國別下標，t是時間下標，□[,i]表示有一個不隨時間變化的效應，在這個效應中包含了一些回歸方程中不考慮的因素，如各國的文化差異，自然資源等，□[,it]是隨機擾動項。

本文選用12個發達國家和11個發展中國家從1990年至1999年的相關數據進行計量回歸。12個發達國家是：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典、奧地利和新加坡；11個發展中國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墨西哥。

2.回歸結果

這是一個跨國的時間系列模型，這類模型對αi的處理有兩種方法，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方法把α[,i]視為一組具體的常數，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方法把α[,i]視為一組隨機變量，當α[,i]與回歸變量存在相關性時，使用固定效應方法，應用代理變量的最小二乘回歸(LSDV)（注：LSDV(Least Squares Dummy Variable)是用于估計跨地區（跨部門）時間系列數據(Panel Data)的回歸方法，在此類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區（部門）的差別由回歸方程的常數項表示，這樣相當于對每一個地區（部門）設定了一個代理變量(Dummy Variable)，N個地區就有N個代理變量，在估計解釋變量系數值的同時，也要估計代理變量的系數值，具體的估計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一致有效的。我們用Hausman-test檢驗了模型，發現α[,i]與回歸變量SeRNX具有相關性，所以決定用LSDV方法進行回歸。為了消除擾動項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性，我們選用了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體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

表1 23個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2 12個發達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我們用23個國家的數據做了一次總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較穩定，也比較顯著；而人均GDP的系數估計值也是正的，但不顯著；服務業開放程度SeOPEN對SeRNX的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也比較穩定；人口素質HR對SeRNX的影響是負的，比較顯著和穩定。所有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不足0.3，擬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斷，總體上來說，FDI流入對一個國家的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是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人均GDP的影響不是很確定，這與人均GDP水平對服務業比較優勢存在正負兩方面的作用有關；服務業的開放促進其比較優勢的效應非常顯著；而人口素質對服務業的優勢卻有很顯著的負作用，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與所用的數據有關，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質沒有能夠更細致地刻劃各國間勞動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識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關注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因此不再對人口素質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論分析已經說明，跨國投資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斷定，對這兩類國家，揭示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計量方程有不同的結構，也就是說方程3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系數。我們用Chow-test檢驗檢查了方程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確實存在結構變化。因此把這兩類國家分開進行回歸。

表2是對發達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都是正號，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比較穩定；而人均GDP對SeRNX的影響同所有樣本回歸結果一樣，也不顯著，但是為正號；SeOPEN對SeRNX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而且擬合優度比所有23個國家回歸時有明顯的提高。

表3 11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4 不包含埃及的10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對發達國家的回歸結果我們發現，確實如我們理論分析中所預測的，跨國投資進入發達國家促進了其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而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開放也對其服務業比較優勢有正向的影響。

表3是對11個發展中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看出，rFDI對SeRNX的作用變成了負的影響，而且不顯著了；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成了負的影響，也不顯著；而SeOPEN的影響仍然很顯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也有所提高。

觀察我們所使用的數據，我們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埃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它的服務貿易出口遠遠超過了進口，顯示出很強的服務業的優勢，甚至于超過了多數發達國家。因此我們將埃及的數據從中刪除，對余下的1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回歸，而且回歸方程中rFDI變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結果在表4中顯示。

從表4中我們發現，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為解釋變量后，FDI流入對服務業比較優勢的影響顯著性有明顯提高，T統計量的數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這種作用仍然是負的影響，與我們理論分析中對發展中國家的預測一致；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得顯著了，表現出負的作用，表明在發展中國家，隨著人均收入或人均產出的提高，對服務進口的需求增加較多，而對服務出口的促進作用不是很重要，這樣反而導致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下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優勢的建立與對發達國家一樣有促進作用，而且是很顯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

三、結論和政策含義

綜合以上理論分析和計量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跨國投資對一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確實有迥然不同的表現。

發達國家一般在服務貿易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出口國，流入發達國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服務業資本要素的相對增加更加增強了發達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反，發展中國家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進口國，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較優勢的初級產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投入到服務業的比例很小，在初級產業和制造業中資本要素的增加增強了這些行業的比較優勢，相對來說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完全不同的表現，被我們的實證檢驗所證實。而這一結論也啟發我們，國家吸引外資的政策會對服務業的發展造成重要影響，在發達國家，外資流入自然地就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而對在服務業沒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適當的政策干預，大量的外資流入對該國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不利的，這些國家的政府應該制定一定的產業政策，引導一定量的外資投向該國的服務行業，以保證在這個重要性日益增強的行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這個結論也從一定的角度說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并非越多越好，外資的進入會對某些經濟因素造成反面的影響，適當的利用外資水平和正確的外資引導政策是必需的。

各國在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建立其在服務行業的優勢有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研究表明，各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中作出的各項服務行業的減讓承諾，增強了其在服務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所以一國服務業的開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樣會使該國的服務業被國外的服務提供者占領，相反，純粹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開放國內服務市場對發展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有利的。

影響服務業發展的因素

（一）市場開放度。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對外開放對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是有好處的，這是因為開放后國外同行的進入會給國內服務業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從而使國內的服務業改善服務質量、提高服務效率；技術轉移能夠促使服務業引入新技術，不斷進行技術創新，促進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的形成；制度創新效應又有助于完善服務業監管制度，形成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而這些最終又會促進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提高。利用國際貿易學者豪克曼提出的計算開放度的算法可以得出目前我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較發達國家來說比較低，而服務貿易的市場開放度可以反映一國參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程度。因此，我國的服務業應擴大市場開放度，提高國內服務行業的競爭力。

（二）服務業發展水平。作為服務貿易的產業支持，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至關重要，它決定了服務的出口能力。但是，目前我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較低，有些部門還沒有完全市場化，服務業的發展不能同服務貿易的發展同步，目前我國的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徘徊在1/3左右，明顯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服務業的市場化水平較低以及社會化程度不高等因素都阻礙了服務業的發展。例如，服務業中一些行業進入門檻高，甚至存在壟斷現象；某些行業服務質量不高，遠遠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一些供不應求的行業價格明顯高于國際市場同行業的水平，這些都抑制了我國服務業的發展，給服務貿易出口的競爭力帶來消極影響。

（三）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對我國服務貿易有促進作用。外商直接投資會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在實現技術的當地化過程中通過技術的非自愿擴散，促進當地企業技術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從而提高當地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同時，跨國公司具有較高的出口傾向，其出口競爭力一般要高于東道國當地企業。因此，我國服務業應該積極引進外資、合理利用外資、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影響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主要因素

摘自“以商會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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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可能產生的影響

《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簽署與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有經濟方面的，也有非經濟方面的。它的經濟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減少對服務進口的限制，短期內可能導致進口大量增加，造成國際收支惡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自由化的國際環境設法擴大自己的服務出口。由于能夠采用優質價廉的進口服務，發展中國家有可能降低其物質產品的成本，提高質量，增強貨物出口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增加收入。同時，適度開放金融服務市場還將有利于外資的流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

3.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主要有兩個方面：（1）服務貿易本身可以成為技術轉讓的渠道。由于技術進步往往首先發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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