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朝貢貿易與中西關系(晚清外交改革的意義是什么)

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六朝時期的發展海外貿易的國家有哪些

據史書記載，六朝時，前來廣州與我國通商的國家計有大秦（在今地中海東岸）、天竺（在今南亞次大陸）、師子國（在今斯里蘭卡）、ｊì＠⑨賓（在今克什米爾）、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金鄰（在今泰國）、頓遜（在今馬來半島）、狼牙修（在今馬來半島）、盤盤（在今馬來半島）、丹丹（在今馬來半島）、訶羅單（在今爪哇島）、干陀利（在今蘇門答臘島）、婆利（在今印度尼西亞巴厘島）等十余國。

六朝時期，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具有以下有利條件。首先，航海造船技術的進步，改變了海上航路，使廣州得以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埠。漢代，由于造船、航海技術的局限，商船需沿海岸線航行，瀕臨北部灣的徐聞、合浦是當時重要的通商口岸。廣州商船先沿廣東海岸線至徐聞、合浦，再從這兩個港口出海。《漢書·地理志》中明確記載了漢代從徐聞、合浦啟航，沿北部灣折南，經中南半島東岸，穿越馬六甲海峽，入印度洋，而至黃支國(印度東南部)的航線。六朝時期，中外造船技術都有了明顯進步。《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引《南州異物志》記述了海外諸國的造船技術：“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長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萬斛大約相當于千噸。這些海舶航行速度甚為快捷，因其“隨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后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余，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風激波，所以能疾。”〔1〕 此類四帆之舶的出現大大加快了航行速度。當時，在東南亞地區還出現了七帆船，如果順風航行，一個多月就可扺達大秦(羅馬)。〔2〕六朝時期，中國南方亦制造出了載重千噸的大舶，《荊州記》云：“湘州七郡，大盤艑之所出，皆受萬斛。”〔3〕東晉，占據廣州的盧循農民起義軍曾作八槽艦“起四層，高十余丈。”〔4〕六朝時期，中外造船技術有了提高，船舶載重量大，不僅速度快，而且較能扺御海上風浪的襲擊，故能勝任遠洋航行。商船已無需象漢代那樣沿海岸線航行，而開始選擇快捷的航線，即從廣州啟航經西沙群島海域直達東南亞。晉代求法僧人法顯從印度附乘商船回國，其所著《佛國記》提到有商人云從耶婆提(爪哇或蘇門答臘)“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可知晉代從廣州直趨東南亞的航線已經開辟了。1975年，廣東省博物館在西沙群島考古調查中，在西沙北礁發現了南朝時期沉船遺留下來的六耳罐和陶杯，〔5〕證實了商船曾從這一海域通過。�

其次，廣州便利的交通和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其作為海外貿易中心的基礎。當時，海外貿易中進口商品都是珍寶奇貨，這些舶來品多不在嶺南地區消費，而要轉運到內地銷售。以絲貨、陶瓷為主的出口商品，其主要產地也不在嶺南，它們多由內地商人販運而來。這就要求作為外貿港口的地區，經濟發展，交通便利，以利于進出口商品在本地銷售和轉運。公元217年，孫權把交州州治從廣信遷到番禺(廣州)，此后廣州便成為嶺南地區政治經濟中心。自東漢黃巾起義后，北中國陷入連綿不斷的戰亂之中，地處南方邊陲的嶺南則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中原人民開始輾轉南遷，避亂于此。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漢人紛紛南渡，徙居嶺南。縱觀從東漢末年至陳亡的三百多年間，中國北方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六朝時期大量漢人徙居嶺南，他們從經濟相對繁榮的中原居于荒蕪的南陲蠻邦，生存的需要促使他們致力于經濟上的開拓。這樣不僅增加了開發嶺南的勞動力資源，而且還帶來了先進的勞動工具和生產技術，漢人的大量南遷給嶺南提供了一次學習中原文化的機會，廣州經濟正是在這種有利因素下，獲得發展。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的北緣，南濱海洋，通過珠江水系，經靈渠道、萌諸嶺道、桂陽道、武水道、大庾嶺道及海上通道與內地進行商業貿易。此為廣州港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再次，南方政權向外發展的需要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中心的形成。割據江東的孫吳在致力開發東南地區經濟的同時，十分重視向海外發展。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求夷洲及亶州。”〔6〕亶州即呂宋。孫吳時交州刺史呂岱也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使南海諸國。吳國的海上活動，為此后海外貿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東晉、南朝的貴族，生活奢華，喜搜求異國珍寶，但由于偏安江南，與外域通商的西北陸路交通斷絕，于是謀求海上通商之路。《宋書·夷蠻傳》曰：“晉氏南移，河隴[HZ（][XCZ6.tif;%35%35][HZ）]隔，戎夷梗路，外域夭斷。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汛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眾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并世主之所虛心，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反映了南方政權統治者為追求奇珍異寶，不惜遠航海外諸國的情景。廣州的六朝墓葬中，曾出土了大量玻璃、瑪瑙、珊瑚、玳瑁飾品。南京和長江下游的大型墓葬中，也常見有玻璃、瑪瑙、珊瑚、玳瑁飾品以及隨葬所焚熏的雜香。這些都是南方貴族所追求的海外奇珍異寶。�

六朝時期，廣州不僅是全國海上貿易的中心，幷且也是一個國際港口，在國際海上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當時的廣州“舟舶繼路，商使不絕”，〔7〕不僅匯集了南海諸國(東南亞各國)的商使，還有遠至天竺、波斯、阿拉伯、大秦等遠海諸國的商人。�

大秦在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遣使從海道來朝，開始了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三國時，大秦商人秦論于公元226年從海道至交趾。到晉代大秦商使開始在廣州登岸，《藝文類聚》卷八十五載：“大秦國奉獻琛，來經于州，眾寶既麗，火布尤奇。”可見，晉代，大秦和廣州已有了直接的貿易往來。�

在六朝時期的廣州，還可以見到來自阿拉伯的商船。這一地區造船的特點是以椰子或桄榔樹皮搓成的繩子代替鐵釘來縛船。晉代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狀》載其特征云：“(桄榔)其皮可作綆，得水則柔韌，胡人以此聯木為舟。”唐劉恂《嶺表録異》中更詳細地記載：“賈人船只，使桄榔須系縛，以橄欖糖泥之，糖干甚堅，入水如漆也。”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認為《嶺表録異》中所載的賈人船是阿拉伯船。由此觀之，六朝時期，阿拉伯商船已航至廣州，其造船特點遂為時人所注意而記載之。�

六朝時期，廣州與東南亞各國貿易往來的情況，可從史書中知其大概，據魏晉南北朝諸史記載，南海諸國經廣州來朝貢的次數如下：三國吳1次，東晉9次，宋23次，齊缺載，梁39次，陳14次。來貢諸國有林邑、扶南、占婆、盤盤、丹丹、狼牙修、阇婆、婆利、干陁利、訶羅單、婆皇、獅子國等。其中扶南、占婆在晉至南朝各遣使二十多次。南海諸國遣使朝貢實質上是一種官方貿易形式。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訶羅單國遣使奉表經廣州來朝貢，表中希望能與宋政權遣使以通商貿易，其表曰：“伏原圣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為禁閉……愿敕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在陵奪。愿自今后，年年奉使。”〔8〕道出了其遣使朝貢的目的。各國使團中，有的是由商人組成的。如“宋末，扶南王姓忄喬陳如，名阇耶跋摩，遣商貨至廣州。”〔9〕實際上是以官方貿易的形式來廣州通商，對這種以遣使為名來通商貿易的情況，馬端臨就曾指出：“島夷朝貢，不過利于互市賜予，豈真慕義而來?”〔10〕�

海外諸國除了以“遣使赍雜物行廣州貨易”〔11〕的方式來通商貿易外，還有民間商人的貿易。晉代天竺僧人法度，其父為商人，“久停廣州，往來求利”。〔12〕宋蕃僧求那跋摩曾附商人船至廣州。這些都是有明確記載的民間商人。又《梁書·王僧儒傳》曰：“郡(南海郡)常有涼生口及海舶每歲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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