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朝貢貿易什么時候開始瓦解(中國閉關鎖國的時間？)

的國際規制中的一個核心結構性元素。英國為避免因“軍事費用過大”，“帝國戰線太長”，“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的窘境，通過國際條約來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是重要的選擇。因此，鴉片戰爭期間，英國接受清政府的和談要求是體面的做法。

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及隨后于1843年簽訂的細則性附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約》，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開放通商。后為國內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所迫，清政府面對英國、法國、美國領事聯合在各自租界征收關稅的事實，設立了海關總稅務司，并在各口岸的海關設立一個外國稅務司。這一海關體系的建立，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提供了一種制度化的保證。

盡管條約是主權國家平等協商、相互妥協的產物，但仍然掩飾不了強勢國家的意志與利益，因為國家的實力（尤其是工業和軍事實力）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實力弱的一方必然在國際上受制于強國。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喪失了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在各口岸設立的外國稅務司，職位與中國的海關官員相同，但事實上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廢除后，各口岸一時洋行甚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它們通過支配和控制買辦階層來開展在華進出口貿易；在關稅征繳方面，英國進出口貨物應繳納的稅率須由雙方議定，即協定關稅。英國對華輸出商品的稅率，總體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中國閉關鎖國的時間？

率先閉關鎖國實行海禁的是元朝

一、元朝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奴隸社會

元朝不是封建社會，而是更接近奴隸社會。元朝所處的歷史階段撐死了算半封建半奴隸社會比起幾百年前的唐朝的封建文明階段來說都是大大的落后。和宋朝人民自由的經濟商業社會更是大大的落后，至少落后幾百年的文明進程。

元朝統治實行領主分封制、工奴制這些都是典型的奴隸社會特征。元朝大量“驅口”（奴隸）極其普遍的存在，證明元朝是奴隸社會。在開設的“人市”可以任意買賣驅口。在元朝一個中等官員就可能有人上百個驅口，一個大使長（奴隸主）的驅口往往成千上萬，忽必烈寵臣阿合馬就有七千多個驅口。

驅口就是奴隸沒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財產。驅口既要向使長繳租，也要向政府納賦。元朝法律規定“驅口與錢物同”。主人可以隨意買賣或饋贈。主人殺死無罪驅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殺他人驅口杖一百七。殺一個“驅口”與私宰牛馬的刑罰幾乎相等。元朝佃戶地位也極其低下，元朝法律規定：主人打死佃戶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農民再度淪于農奴的命運。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赤裸裸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裸裸的宣布同種人的極度不平等。元朝這個由低級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國又回到了奴隸社會。

二、元朝不是中國歷史上武功最強的朝代

目前許多中國人認為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武功最強的朝代，這是一種誤解。大大的認識錯誤。元朝滅了南宋后迅速腐化墮落。其腐化墮落的程度與速度比滿清的八旗子弟有過之而無不及。忽必烈很窩囊，對日本、瓜哇的討伐皆力不從心，死時很窩火。忽必烈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現在吹噓蒙古的人只有吹噓鐵木真，而鐵木真死時根本就沒有統一中國，別說南宋就是金朝都沒完全攻占。元朝對外戰績可謂其差無比。

元朝自統一中國后，其對外戰爭幾乎是次次失敗。眾所周知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至元十一年）、公元1281（至元十八年）兩次發動對日本的遠征，皆以慘敗而告終。從此日本人開始從仰視中國到蔑視中國。公元1282（至元十九年）、公元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元朝軍隊兩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最后的結果還是都以慘敗告終。公元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軍遠征占城（越南中南部），公元1293年（至元三十年）遠征瓜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又是均以失敗告終。忽必烈抱著遺狠耿耿于懷而死，忽必烈之后元朝談不上對外有什么戰績。歷史再次證明，擅長掠奪貧窮的流氓強盜，喜歡不勞而獲的原始游牧民族再搶到富貴的學者文明人的財富，享受到幸福后，它們往往表現得更貪生怕死。

元朝成立后對外戰績是其差無比的。元朝不僅根本沒有給中國增光，反而給中國丟盡了臉。

三、“倭寇之禍”是從元朝開始的

許多國人大概都以為“倭寇之禍”始于明朝，其實“倭寇之禍”是從元朝開始的。公元1308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倭寇在慶元“城郭，抄略居民”。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倭寇欺負中國的記載。元政府對倭寇入侵表現得無能為力。公元1309年（元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官軍不能敵。”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嘗言：“兩浙沿海瀕江隘口，地接諸蕃，海寇出沒。”樞密院官議：“慶元與日本相接，且為倭商焚毀。”元朝統一中國后不到三十年已經被日本人欺負了。

元朝末年倭寇更是日益猖獗，紅巾軍起義時占領遼東的金、夏二州后，“倭人攻金夏州，殺紅軍據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賞賚而撫安之。”此時元政府竟然無恥到派人加賞倭寇。

四、元朝用法律形式規定婦女不許改嫁

公元1311年（元朝武宗至大四年）元政府頒布的法律明令規定“命婦夫死不許改嫁。”這是中國歷史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明確限制婦女改嫁鼓勵婦女守節。在《元典章》記載著“不改嫁誓狀”、“失節不封贈”、“奩田需聽夫家為主”等等壓迫婦女權益的法律。

宋朝婦女改嫁比比皆是，宋朝在法律上從未限制婦女改嫁，在關于婦女改嫁的法律上比唐朝還要寬泛、自由。可是中國有些竟認為宋朝不許婦女改嫁。很奇怪怎么能把元朝的行為怪在宋朝身上呢？

五、率先閉關鎖國實行海禁的是元朝

率先閉關鎖國實行海禁的不是明朝而是元朝。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施行海禁的政府，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四次關閉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貿易。

第一次海禁從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年（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從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從公元1320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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