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概括近代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特點(近代中國茶葉產銷的變化趨勢和原因)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買粉絲．Da．Gama)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為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為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8](p115,109)

龍思泰于1798年(在嘉慶朝)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云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里做著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15]

明清政府為了發展集中于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粵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18]，以至后來發展成為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況、不懂漢語以及不了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的制度的情況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為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外貿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于1830年(道光十年)對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

外國商人對于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于對華貿易的極為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P51)。

這么一來。16世紀中葉至工9世紀初葉，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絡繹不絕前來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為商品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呈現出對外貿易一片繁盛的景象

近代中國的雙重特點是什么？

正像中國自古以來就走著一條與西方迥然不同的道路一樣，當中國告別古代邁步進入近代的時候，也走上了別具一格的獨特路徑。為了把握中國近代的社會結構及其特征，必須客觀而冷靜地把握近代中國的歷史起點。

一、近代中國的歷史起點

與在自身單一矛盾的運動中完成近代突破的西方情形不同，中國在與古代揖別之時，面臨著雙重危機：內部危機和外部危機。中國正是在這雙重危機（亦即雙重矛盾）的交叉作用中開始邁向近代的。因而，理解近代中國歷史的起點，要比理解西方復雜和困難得多。

我們先來討論封建中國末世的內部危機。

封建時代的地主階級處在對立統一的矛盾斗爭之中，形成和激化這一矛盾的最本質的經濟根源乃是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地主階級利用手中權力不斷大搞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即是貧富的兩極分化，加深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階級矛盾，從而導致廣大農民以革命戰爭的方式迫使封建統治進行新的調整。明清以降，各地起義此起彼伏不斷發生，正是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每次起義都直接地打擊封建統治，極大地沖擊了封建土地制度，促進了封建社會的發展。

與農民起義間接相呼應的，明清以來，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了封建自然經濟的分解，并對封建專制制度造成了嚴重的危機。

但是，這種分解與封建經濟乃至封建統治的根本利益不相容，必然會遭受到封建統治的抑制和壓迫。所謂禁榷制度、土貢制度和官工業制度，正是中國歷代行之有效的抑商政策的三大支柱（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下）：《抑商政策的產生根源，貫徹抑商政策的三項制度及其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它嚴重地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萌芽長久地停留在僅僅是萌芽因素的階段上，而不能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點得到茁壯成長，走向高級的經濟形態。

總之，一方面，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兼并與廣大農民階級失去生產資料，導致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更加尖銳；另一方面，代表封建經濟基礎的小農經濟與日益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又互相抵觸和沖突。而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筑——封建專制主義，又運用多種多樣的手段和方式，包括行政的強制或文化的意識形態的，殘酷地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阻止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以使中國社會永久地停滯在封建主義范疇之內。很明顯，不打碎封建專制主義這個桎梏，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可能的。

從歷史哲學角度看問題，我們可以把上述種種危機（例如土地危機、自然經濟分解危機等）概括為中國社會如何擺脫進入封建社會以來長期停滯狀態而獲得的新的發展這么一個問題，這個停滯與發展的矛盾如此尖銳地沖突著：一方面，中國封建社會以其固有的調節機制，發揮著它的自控能力，使其周而復始地停留在封建主義的歷史之內；另方面，這種歷史的循環往復卻并不能從長遠意義上解決土地危機進而解決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固有矛盾，同時又不能使符合歷史方向的商品經濟獲得迅速成長，從而中國社會通過各種危機并且是這些危機的不斷加深，表示著一種必須實現歷史突破的力量。以停滯為其總體表征的矛盾沖突使中國封建社會末世處在異常深刻的危機之中。

當中國社會正在尋求依靠自身的力量來擺脫內部危機、推翻封建王朝腐朽統治的時候，中國又遭受外國列強的侵略，外部危機日益嚴重，中華民族處于危亡之中。

鴉片戰爭前后，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淫威和侵略面前，中國政府站在主權國家的立場上對之進行武力抵抗是無可非議的。為了保障國家主權，清朝當局相應采取和制定的一系列對外國商人活動的限制政策，無疑也是正當的。因為一個主權國家完全有權利在對外貿易中采取什么樣的具體政策和辦法。但是，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雖然在抵御外強的斗爭中從下層到上層，都曾發揮過一些積極的作用，作為封建落后生產關系總代表的中國封建王朝，不可能將抵抗外侮的自衛方針貫徹到底，更不可能把反對侵略與發展本國經濟進而克服自身的遲滯狀態的歷史任務結合起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反對外來侵略者的全部目的，卻在于維護和捍衛歷經千年的封建剝削的生產關系。從本質上說中國封建王朝對西方殖民者也并不是從根本上加以反對，這從受賄將澳門作其居留地、與西班牙人共剿中國海盜，同荷蘭人共同對付鄭成功的軍隊等已略窺一斑。所以，與其說清王朝曾經抵御過外侮侵略，倒不如說這個王朝在竭盡全力對封建經濟、政治乃至整個封建秩序的自保。而一旦當在這一根本點上與西方侵略者有可溝通之處時，它的所謂抵御政策便立即會轉變為投降和出賣的方針。例如當清政府要鎮壓人民時，便立即與外強勾結起來。他們雖然也屢次訂過一系列海禁政策和其它限制外商政策，但一當他們獲得賄賂，便即刻自行破壞之。而當他們在抵制鴉片走私的斗爭中失敗時，便又屈辱地與外強簽訂了《南京條約》、《黃埔條約》和《望廈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出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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