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武夷巖茶出口貿易規模(中國茶葉的發展歷史？)

水流平緩，江水深度可載大船。由河口順江而下，可到鄱陽湖，經鄱陽湖出湖口，可入長江航道；而由鄱陽湖溯贛江而上，可以到大庾，越過大庾嶺，入廣東北江流域便可直達廣州；由信江逆流而上，到玉山轉陸路就可以到達浙江常山，入錢塘江水系。這條水道連接了閩、浙、贛、皖、湘、鄂、蘇、粵，是這八省貨物的轉運中心，明清時期有“八省碼頭”之稱。

清時乾嘉年間，河口碼頭達到鼎盛，停泊的大小船只延綿不絕，每日過往貨船達到2000多艘，有時江面上的貨船三天三夜都靠不了岸，有“買不盡的漢口，裝不盡的河口”之說。茶葉是河口集散最主要的商品，茶行一度達到300多家，各地茶商云集于此，山西和陜西商人在河口建起了規模宏大的山陜會館，廣設商號、票號。直到光緒末年，陸路運輸和海上運輸有了發展，福建的物產經過海上運輸就可以到達上海，河口逐漸退出了南方八省水運中心的地位。河口的商人很多都遷到了浙江、上海、福建，河口的人口也從5萬降到了8千，江面上規模龐大的船隊只剩下寥寥可數的幾只了。

如今的河口，有許多當年的街道、商店、作坊和民居完好地保留了下來。站在碼頭上看著信江水，江水一直流入遙遠的鄱陽湖。時光倒流200年，從武夷山運來的茶葉，在碼頭工人的號子聲中裝船。河面上桅桿林立、千帆競揚，浩浩蕩蕩向北駛去。從這里出發，晉商們的萬里茶路才剛剛邁出第一步。

TIPS

❶福州至武夷山可以走高速到南平，然后走南武公路，比較省錢省時。從市區或度假區前往下梅村路程差不多都是5公里左右。從武夷山市去鉛山沿316國道過分水關，順國道往上饒方向行駛，看到鉛山指示牌后依箭頭左拐就能到達。

❷武夷山酒店業相當繁榮，武夷山莊環境優美，推薦住宿。鉛山縣西園大酒店條件不錯，價格也比較實惠。

❸武夷山的美食富有濃厚的閩北特色。嵐谷熏鵝香辣醇厚，胡麻飯是武夷山很傳統的小吃，俗稱麻糍�，香甜可口，食后耐餓。吳屯的金糍(以柴灰淋水浸糯米)、金粽，星村、興田的白�也都和胡麻飯一樣，講究糯、甜、滑的風味。

福建外銷茶葉為什么能在清代異軍突起？

迄至清初，福建茶葉除武夷等名茶品種聞名于世外, 其整體生產規模、制作技術均遠遜于江淮、四川等地。然而, 到 18 世紀 30 年代以后, 福建茶獨擅出口之利, 其生產規模遠超其他產茶省份, 開始了閩茶近 150 年的全盛發展時期。原因何在?

制茶技術的變革

至遲18世紀初期, 武夷小種紅茶、工夫紅茶相繼出現。清朝以前,福建與其他地方一樣, 均是炒制綠茶。小種紅茶的制法是以日曬代替殺青, 在揉捻后堆放片刻, 使其發紅明顯, 而后炒和烘, 使其色、香、味異于綠茶。崇安縣令陸廷燦雍正十二年 (公元 1734 年) 所刊《續茶經》引《隨見錄》記載: “ 武夷造茶, 其巖茶以僧家所制最為得法。至洲茶中, 采回時, 逐片擇其背上有白毛者, 另炒另焙, 謂之白毫 ”(Pekoe, 優級紅茶之一種, 不同于政和的白茶) , 這是國內最早的紅茶記錄。《隨見錄》早于 1734 年的《續茶經》, 所反映的史實當更早。

注：英語中的black tea 指顏色較深的茶，半發酵的烏龍茶也包含在內，早期歐洲人沒能力嚴格區分今天意義上的紅茶和烏龍茶。

歐洲人 18 世紀初就記載工夫 (買粉絲ngon) 茶, 小種紅茶產生早于工夫茶。由此推測, 小種紅茶可能產生于清初。由于小種紅茶制法繁復且費工時, 因此, 福建各產區簡化加工步驟, 創造工夫紅茶。這兩種紅茶先為英國人接受 , 隨后風靡歐美, 銷量大增, 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出口茶, 從根本上促進了福建茶的生產。

清廷在福建實施比較寬松的茶葉管理制度

清代在主要茶區實行茶引制度, 茶商需納錢請引, 而后按引購茶, 不許超過所得茶引規定的購茶量。若要增購茶葉, 需再申請茶引, 不但需多納錢, 還得受官員勒索。清代的主要產茶省份中, “ 福建向不頒茶引, 并無征收茶課 ” , 只在康熙十九年 (公元1680 年) 因軍需議加茶課稅銀 35912 兩。福建茶課稅到康熙二十六年 (公元1687 年) 豁免。惟販運崇安武夷茶時, 需在關口“ 照則例納稅, 多寡不一, 匯入商稅項下奏銷 ”。

農村雇工對雇主的人身依附關系松動

萬歷十六年新題例規定: “ 今后官民之家凡請工作之人, 立有文券、議有年限者, 以雇工人論, 止是短雇月日, 受值不多者, 依凡 (人) 論 。”這是說明打短工者不被認為是“雇工人”, 與雇主在法律上平等, 沒有人身依附關系。

清承明律,到乾隆五十三年 (公元 1788 年) 規定：“ 若農民佃戶雇請耕種耕作之人, 并店鋪小郎之類, 平時其坐進食, 彼此平等相稱, 不為使喚服役, 素無主仆名分者, 亦無論其有無文契年限, 俱依凡人料斷 ”。以上材料說明, 從明末到乾隆末年, 農業雇工對雇主法律上的依附關系逐漸減弱, 這對于大量使用雇傭短工的茶葉種植與制作具有重要意義。

雍正年間取消勞動力流動限制

清律規定, 居民只能在向國家登記土地財產、納糧和應役的地方居住, 不能隨便遷徙, 這就是所謂的“ 人戶以籍為定 ”。如離開居住處到外縣、外省去, 必須取得地方官同意及發給路引, 才能持之通行前往, 否則就觸犯了“ 私越冒渡關津 ”律。雍正三年 (公元 1725 年) , 刪除了須發路引規定。雍正九年 (公元 1731 年) 又規定: “ 流民”已傭工得食者, 聽其自便 。茶葉種植與制作季節性強, 每年只在采茶制茶期間需要大量勞力, 非地廣人稀的山區本地勞力所能滿足, 只能大批雇傭外地勞力。雍正年間取消勞力流動限制, 在法律上承認雇工能順利流入茶區, 保證茶葉種植與制作需要的外地勞力。

福建商人的貿易優勢

宋元以降, 閩南商人在遠東貿易中長期居優勢地位。西人東來后, 首先遭遇的也是閩南海商。清初至清中期, 活躍于茶區的商人多是漳泉商人。閩南人經營閩北茶葉由來已久。閩南商人不僅活躍于茶區, 而且直接經營閩茶外銷。清前期海禁開放以后, 福建茶從廈門出口, 經營者多是閩南商人。

1757 年, 清朝閩海關關閉, 實行廣州一口對外貿易。福建茶出口改為由陸路內河運到廣州。販運茶葉者仍多是閩商。“ 閩皖商人販運武夷、松羅茶葉, 赴粵省銷售, 向由內河行走 ”。不僅販運閩茶至粵省多是閩商, 而且與洋商進行茶葉交易者也不乏福建商人。廣東十三行經手所有內地茶葉外銷, 很多福建商人由閩來粵, 直接經營茶葉等中國商品的外銷。乾嘉年間廣東十三行著名行商中, 潘同文 (同文行)、任怡和 (怡和行)、葉義成 (義成行)、潘麗泉 (麗泉行)、謝東裕 (東裕行)、黎資元 (資元行) 各行俱閩籍。劉東生為徽籍, 盧廣利、梁天寶、易服泰、關福隆、黎屆成為粵籍, 閩籍行商全屬漳泉商人。

從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 90 年代, 荷蘭通過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轉口, 向歐洲販運茶葉不下數十萬擔, 經營從中國販茶到巴城的海商, 幾乎都是閩南人。在巴城從事中國帆船與荷蘭人之間茶葉貿易的掮客也是閩籍巴城華人, 如 17 世紀 30- 40 年代的巴城甲必丹（華人頭目）連富光本身就參與與荷蘭人的茶葉交易。 閩籍商人, 特別是漳泉商人長期形成的內陸與海上貿易網絡, 是推動閩茶海外貿易從 而促進閩茶生產的主要動力之一。

18世紀開始，茶葉開始風靡歐洲，隨之而來的是市場需求暴增，中國茶葉迅速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商品。具備以上條件的福建在全國的產茶區中脫穎而出，開啟了近代以來福建茶業的輝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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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掌柜的茶話會

武夷山的人口

從武夷山市的興田、星村、吳屯、洋莊等10幾處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及對武夷山船棺的考古表明，遠在4000年以前武夷山就有人類繁衍生息。清康熙元年（1662年）崇安縣人口3.39萬人。民國19年（1930年），崇安縣有14.60萬人，268年間共增加11.21萬人，平均每年增加421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崇安縣人口再生產處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狀態。人口發展顯波浪式起伏，增長緩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安定，人口逐步增加。據統計，1954年出生率32.92‰，死亡率24.00‰，自然增長率8.92‰。1957年人口出生率上升到39.33‰，死亡率降到11.89‰，自然增長率上升到27.44‰。人口再生產開始進入高增長階段。1959～1961年，國民經濟出現暫時困難，人口增長速度減緩。1961年出生率僅15.71‰，死亡率15.69‰，自然增長率降到0.02‰，是人口再生產的低谷。1949～1961年，崇安縣人口再生產類型仍屬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的類型。年均出生率23.19‰、死亡率12.99‰、自然增長率10.20‰。

1962～1966年，隨著國民經濟好轉，經濟復蘇和發展，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人口出生率陡然上升，連續5年出現人口生育高峰。5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32.24‰。1963年人口出生率43.38‰，出現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1967～1972年，人口繼續高速增長，年平均出生率33.39‰，自然增長率26.49～28.83‰。1962～1972年，人口再生產處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階段，每年平均出生率37.22‰，死亡率7.91‰，自然增長率29.31‰。

1973～1978年，開始宣傳計劃生育，出生率開始下降。但由于措施不力，以及人口的基數高，自然增長率仍高達17.17‰。80年代后，由于計劃生育工作的全面落實，人口再生產逐步走上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正常軌道。全市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979年的11.07‰降至1985年的8.50‰，1993年降至4.70‰。

據《南平市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 ，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時，武夷山市人口數為233557。2010年末，武夷山市戶籍戶籍總人口230419人。 武夷山市西周時為“七閩之地”是閩人聚居之地。春秋末期越人入閩，形成閩越族，為閩越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秦末漢初，部分閩越人北上。漢武帝平定閩越王叛漢之后，漢族居民逐步南移，留存的少數土著閩越族逐步同化為漢族。此后，武夷山居民絕大多數為漢族。少數民族中畬族人口最多。

1990年中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武夷山市有14個民族：漢族205759人，占總人口99.58%；畬族618人，占總人口0.29%；苗族76人，占總人口0.036%；回族74人，占總人口0.035%；壯族29人，占總人口0.014%；滿族20人；京族19人；布依族7人；高山族、蒙古族各6人；土家族5人；彝族2人；侗族、傣族各1人；其它未識別民族4人。

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武夷山市有26個民族，其中，漢族211303人，占總人口的99.60%；少數民族有853人，占0.40%。武夷山市少數民族以畬族居多，占少數民族的61.78%。 市花：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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