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歐盟反超東盟再成中國最大貿易伙伴(論述題：自由貿易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對中國的產業發展和區域經濟發展有何影響（答案請簡介明了）)

域合作協議落實到其國內政策的執行層面，加速改革以克服國內經濟發展局限，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成率先批準RCEP國家，這一舉措的背后會帶來哪些意義？

中國成率先批準RCEP國家，這一舉措的背后會帶來很多的意義的，首先從中國自身來說，批準RCEP國家，會給我們的經濟帶來很大的發展，會增強和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聯系，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其次對成員國來說，我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RCEP會給其他的國家帶來更深層級的經濟合作，這樣就有利于其他國家的發展；最后，從RCEP這個組織來過，成員國的增加，會壯大RCEP組織的發展，從而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一、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

首先，中國成率先批準RCEP的國家，會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一個機遇。RCEP成員國很大一部分都是來自東南亞地區，東南亞地區和我國地理位置比較近，發展是比較有優勢的，所以增加我國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貿易往來，會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二、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所以中國成為率先批準RCEP的國家，這對于RCEP成員國來說，是有很大的意義的，RCEP作為占據全球經濟三分之一的組織，如果壯大發展，對于世界的經濟發展都是有很大的好處的。

三、有利于RCEP組織的發展壯大。

雖然RCEP組織只有十五個國家，但是已經占據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經濟總量，其發展的實力是不容小覷的，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拉動其他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僅僅對我們自身是一個機遇，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是一個利好的機會。RCEP組織的發展壯大，也能肯定RCEP在國際上的地位，從而為經濟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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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中國是貿易大國，而不是貿易強國？

貿易大國：生產的東西很多量很大，但產品不一定具有競爭力。

貿易強國：生產的東西質好，有市場競爭力。

現在中國生產的東西雖然很多，但同類產品中高質量的卻不多。拿鋼鐵行業來說吧。中國的鋼鐵產量世界第一，但高質量的鋼材卻還要從日本進口。所以我國是鋼鐵大國卻不是鋼鐵強國。

貿易大國不等于貿易強國

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但還不能說是貿易強國，要成為世界貿易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與其他貿易強國相比，在四個方面還存在明顯差距：

一、貿易增長方式相對粗放，質量和效益有待進一步提高。在中國的進出口總額中，超過一半是加工貿易。

二、核心競爭力不強，缺乏自有品牌和營銷網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產品還比較少。

三、出口產品層次偏低，不少產品仍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的低端，附加值不高。

四、尚未形成一大批管理水平高、綜合實力強、能夠深度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企業。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例只有4％，今年雖然可以達到28％左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甚至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美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例為44％，荷蘭是44％，日本是39％，新加坡是72％。

2020年成為貿易強國

作為一個崛起的世界貿易大國，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差距和面臨的困難。中國的外貿出口正在步入競爭擴張階段，貿易摩擦進入高發期，出口環境日益嚴峻。

要保持中國外貿的健康發展，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實施“科技興貿”和“以質取勝”戰略，運用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盡量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同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按照國民經濟翻兩番的要求，到2020年，中國進出口總額要達到兩萬億美元，相當于當今世界最大貿易國美國現在的貿易規模。這一目標十分艱巨，因為對外貿易不僅受國內經濟的制約，還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制約，可變因素很多。

但是，這一目標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將帶來新的發展空間，中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仍將保持相當的國際競爭力。只要我們抓住機遇，發揮優勢，加快發展，到2020年，我們就能夠實現由“大”向“強”的轉變，成為真正的世界貿易強國。

造成貿易順差的原因，一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市場集中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而制造業的供給出現了向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加快轉移的趨勢，亞洲國家國內需求難以消化快速增長的生產能力，必然擴大出口，造成順差增加較多；二是中國處于加工貿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鄰國的出口要經過中國的組裝得以實現；三是在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外商投資企業所占的比重較高；四是在中國出口快速增長過程中，擴大進口受到了限制。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歷史階段，除了初級產品進口以外，國內市場需要進口越來越多的高技術產品，但這方面受到了明顯的限制。

我國貿易順差呈現“三個集中”特點，第一個“集中”主要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對歐盟貿易順差將超過630億美元。與此同時，我國貿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日本、韓國和東盟地區；第二個“集中”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加工貿易領域。截至目前，我國加工貿易順差超過1250億美元；第三個“集中”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今年前11個月，來自我國集體和民營企業的貿易順差超過600億美元，來自外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接近500億美元。

削減貿易順差，降低外貿依存度，不能盲目追求立竿見影地降低外貿依存度和貿易順差指標而遏制出口增長，這樣除了會讓我們喪失本來可以贏得的市場之外并無好處。削減貿易順差，降低外貿依存度的關鍵是要轉變出口增長方式。我國出口中的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少，低端產品多，缺乏核心競爭力；出口商品中仍存在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產品；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占出口比重不高；出口市場過于單一；出口廠商存在惡性競爭現象等。

對貿易順差貢獻最大的是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在中國龐大的對外貿易額中占到了半壁江山。無論是初級產品、一般工業制成品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商品均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在外資企業的大規模出口中，中國獲得的真實收益并不算高。由于外方控制了收益最高的設計、研發、品牌等環節，中方得到的只是份額很少的加工費。

在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中，還沒有全部覆蓋成本，特別是有些外部成本還沒有內部化，這主要包括社保體系的改革還不到位，最低工資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的支出嚴重低于應該達到的水平，企業研發投入比較低，如果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將使中國的出口產品成本相應增加。

出現的巨額貿易順差必須辯證地看待，必須把中國放在全球化和產業轉移的高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中國作為勞動力和資源相對便宜的國家，吸引了跨國公司持續的投資，外商直接投資(FDI)成為中國出口的主要源動力。而與此同時，今年貿易順差出現空前的增長，折射出我國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并不是由于投資太弱，而是儲蓄太高，消費需求嚴重不足。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醫療、教育等多項改革不到位，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加上證券市場長期低迷，使老百姓不敢消費。因此，巨額貿易順差的出現應該是多方面的綜合反映。而就對外貿易領域來說，當務之急是加快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步伐，而實現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應建立更加合理的政府業績考核體系，對外貿和內貿的待遇要統一。毫無疑問，簡單的數量增長已經不再是中國各行業出口追求的目標，提高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實現出口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年來的經驗教訓有哪些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差不多已經有十年了。當初，中國是進口“全球秩序”：中國吸收了業已存在的、主要是由美國設計的政策、規則和制度。中國當時表現得更像是一個中小型經濟體，只能去適應國際貿易條款。如今，中國已經與美國和歐盟比肩，躋身世界三大巨頭之列。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頭號商品出口國。金融危機過后，中國還對全球經濟的增長作出了最大的貢獻。

為了與中國不斷擴大的經濟規模相匹配，北京希望對國際價格施加影響，并決定國際規則。然而，這就需要北京對其考慮經濟政策的方式做出重大改變，而到目前為止北京抵制做出這種改變。這就為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創造了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并對那些希望中國在全球經濟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其他國家領導人產生影響。

全球貿易問題最好地揭示了中國的政策轉變，也反映出中國的政策困境。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成就。加入世貿組織以規則為基礎的體系和爭端解決程序消除了多個方面的緊張關系，并為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鋪平了道路。北京還通過談判達成了雙邊或地區性的自由貿易協定，比如與東盟的自貿協定。

中國領導人對自由化問題一直持更加謹慎的態度。在旨在進一步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多哈回合談判上，中國也一直是一個超級被動并且不起眼的參與者。被動等待是中國的默認立場，等著其他重要的參與者提出建議。此外，中國對自由貿易協定的政策力度往往也相當不夠。比如，韓國與美國和歐盟的白貿協定包括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完全自由化，而北京與東盟的協定只取消了關稅；這種程度的協定很難解決貨物和服務貿易、投資以及公共采購過程中存在的壁壘。中國其他的自貿協定，比如與巴基斯坦簽署的協定，甚至沒有取消絕大部分關稅。

“不愿單邊開放市場”

與此同時，大約從2006年開始，中國具有歷史意義的向世界經濟開放的步伐一直停滯不前。除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所作的承諾之外，中國幾乎沒有采取什么單邊的自由化措施。反對自由化的利益集團——某些部委、監管機構和復蘇的國有企業——已經變得更加強大。盡管可能是由于中國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并不愿單邊開放市場，一直在努力爭取到相互的讓步。

北京自由化進程的停滯不前也與更大力度的工業政策干預有關系，這種干預旨在推動大約由50家國有企業組成的“核心”的發展。這些企業主要屬于

“戰略性”制造業和以資源為基礎的部門，此外還有幾家主導著金融體系的國有銀行。中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方式——．套動力超強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劃——扶持了公共部門和政府的實力，卻讓私人部門為此付出代價，后者得到的補貼要少得多。北京時常求助于“指令加控制”機制的這種做法，比如利用限價措施來抗擊通貨膨脹，增加了市場改革的難度。

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和計劃經濟式的工業政策在幾個點上匯合到了一起。出口限制——最突出的就是對稀土的出口限制——有所增強。稅收獎勵、補貼和限價措施以及對投資決定的行政“引導”，都被用于幫助國內產品抵御進口產品。中國特有的標準，比如有關第三代手機的標準，為外國企業創造出高昂的成本。中國消除服務業壁壘的速度假如不是零的話，也是非常緩慢的，特別是在金融業和電信服務業。

在有國有企業經營的一系列部門，比如鋼鐵、石化、煤炭、生物燃料、新聞網站、視聽和互聯網服務部門，針對外國投資的限制有所收緊。差別性的政府采購打著推動“自主創新”的旗號偏袒國內公司。外國企業受到的合資和技術轉讓的要求導致本土企業在高速鐵路、電力汽車和可再生能源部門拔得頭籌。最終， “投資民族主義”延伸到中國的“走出去”戰略中：尤其是以資源為基礎的國有企業，它們正在利用國有銀行提供的廉價資本大量買入外國資產。

應推進“超WTO”改革

問題在于，中國的這種政策組合與其全球經濟領導地位是不協調的，中國目前幾乎別無選擇，只能成為全球領導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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