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沈陽智慧城管買粉絲(國內做智慧城市比較好的企業有哪些？)

工筆，記錄了北宋末葉、徽宗時期，首都汴京（今開封）清明時節郊區、汴河兩岸的自然風光，城內建筑和民生的繁華景象。

據齊藤謙《拙堂文話·卷八》統計，《清明上河圖》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動物208頭（只），比《三國演義》的1191人、《紅樓夢》的975人、《水滸傳》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稱價值連城的國寶。顛沛流離《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流傳后世后，以獨具的藝術價值及史料價值，受到后人的關注。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遜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優待條件”庇護，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稱孤道寡，并且監守自盜，乘機大肆竊取宮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為數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賞賜盜國寶

溥儀12歲時，在張勛策動下，重登太和殿寶座，但沒多久便再度遜位，處于“小朝廷”風雨飄搖之中。此刻，溥儀著手下一步打算：留學國外。

他們留學國外的第一步是籌備經費。于是，他便把宮廷內最值錢的字畫和古籍運出宮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運出的字畫、古籍皆為出類拔萃的珍品，大約有1000多件手卷字畫，200多種掛軸、冊頁，200種左右的宋板書。其中，便有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盡管有“清室優待條件”作后盾，但溥儀還是不敢公然盜竊宮中寶物。他便以賞賜弟弟為名，行盜竊文物之實。1922年前后，北京局勢動蕩，他的父親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號路，代溥儀買了一所樓房。從1922年起，他們就秘密地把宮內收藏的古版書籍、歷朝名人字畫等文物，以賞賜為名，分批盜運出宮。

溥儀正式“賞賜”弟弟們，從1922年、所謂“宣統十四年七月十三日”開始。溥儀利用兩名弟弟每天上午“進宮”陪同溥儀讀書的機會，將珍貴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們每天下學時運出紫禁城。從開始“賞賜”起的兩個多月中，有時是逐日“賞賜”，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沒有一天間斷過。這些宮中文物積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運到天津英租界的樓房里存放。攜帶國寶投他國

直到1924年11月5日，當時的北京衛戍總司令鹿鐘麟、警察總監張璧，率領20名短槍手突然闖進紫禁城，攆走了溥儀，拆散了“小朝廷”，溥儀竊取宮中所有文物的計劃因此中斷。

1924年11月5日，溥儀回到父親的“醇親王府”；11月29日，溥儀逃往日本兵營，要求“避難”，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館居住，在日本軍國主義卵翼下恢復“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護衛下，溥儀潛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張彪私宅“張園”中安頓下來。可是，當時的經濟來源遠遠滿足不了他那浩繁的開支，于是，他便打起了變賣宮中國寶的主意。國寶流落偽皇宮

通過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的陰謀策劃、天津日軍的密切配合，將溥儀喬裝成日本軍人，于1931年農歷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經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潛到營口，至鞍山湯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順口，進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儀進入長春偽皇宮，登上了偽滿洲國皇帝寶座。

溥儀從天津出逃，必須經過國民軍的駐扎地區，所以他只能輕裝簡從，大批的宮中國寶，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間，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中將參謀吉岡安直，將存放于天津靜園的法書名畫、宋元善本、珠寶玉翠等約70箱，運到長春偽皇宮內，將裝有書畫的木箱，存放在偽皇宮東院圖書樓樓下東間，即“小白樓”；將裝有古玩珠寶的金庫，存放于“內廷”緝熙樓客廳。攜逃國寶被俘獲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偽滿洲國漢奸們聞風喪膽，各奔生路。當時，一直由日本關東軍擔任警衛的長春偽皇宮，改換成偽滿軍隊警衛。傀儡皇帝溥儀見大勢已去，惶惶不可終日。他最為憂慮的，是不可能將存放在偽皇宮的所有國寶統統帶走，而只能有選擇地將晉、唐、宋、元的法書名畫大批攜逃。為了能夠多帶國寶，他把保護法書名畫的楠木盒、花綾包袱皮等統統扔掉，將這些國寶硬塞進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小田乙三宣布：偽滿國都由長春遷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儀從長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溝；8月17日，溥儀乘坐一架小型軍用飛機企圖逃往日本。當飛機經過沈陽時，溥儀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蘇聯紅軍俘獲。溥儀隨身攜逃的法書名畫和一批珠寶玉翠，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繳獲后，上繳東北人民銀行代為保存。專家揭秘《清明上河圖》

1949年7月7日，東北博物館（現遼寧省博物館）在沈陽成立并開館，成為新中國第一個開放的博物館。東北博物館的大部分展品，為東北人民銀行撥交、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溥儀處繳獲的名貴書畫、珠寶翠玉飾品。獨具慧眼鑒瑰寶

人民鑒賞家楊仁愷先生，是在溥儀攜逃的眾多法書名畫中，獨具慧眼發現了《清明上河圖》。

歷來，以張擇端之名流傳的《清明上河圖》繁多，楊仁愷先生過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從東北人民銀行撥交來的一批《佚目》書畫尚未整理，良莠雜存、玉石不分。當時，楊仁愷先生在東北博物館臨時庫房里整理書畫作品時發現，其中有3件同名為《清明上河圖》的作品。楊仁愷先生當時以為，這些都是過去常見的“蘇州畫片”一類的東西，根本沒想到會在此中出現奇跡。

然而，使楊仁愷先生大為出乎意料的是，數百年來始終埋沒在傳聞中的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真跡，會在這個偶然的時間、偶然的地點被意外發現！楊仁愷先生頓時“目之為明，驚喜若狂，得見廬山真面目，此種心情之激動，不可言狀。”真本解開百年謎

楊仁愷先生當時的激動心情是有根據的：因為在此之前，專家學者們對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究竟是個什么面貌，一無所知。他們只能從經常接觸到的許多蘇州畫片上，推斷《清明上河圖》與其大同小異，以為《清明上河圖》原作大體是蘇州畫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圖》的本來面目，數百年來一直是個不解之謎。難怪楊仁愷先生看到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真本后，“目之為明、驚喜若狂”。

至此，楊仁愷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蘇州畫片的作者根本沒有見到《清明上河圖》原作，只是參照歷來文字記載構圖鋪陳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圖》東水門前的虹橋為木結構，而蘇州畫片則為石頭建筑；人物衣著、民房、鋪面的形制等，也都與蘇州畫片大相徑庭，尤其是船只寫實描繪技巧生動自然，已達到出神入化境地。張擇端能將北宋京城開封的復雜紛繁景象繪入畫圖，要比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敘述得更為概括、更為形象，難怪《清明上河圖》歷代以來一直膾炙人口、經久不衰。仇英臨本辨真偽

3件《清明上河圖》中既然已經發現了真跡，其余兩件自然便是贗品。然而，另外一個奇跡又在楊仁愷先生面前出現了：兩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筆《清明上河圖》，并具名款。該作品參照了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構圖形式，但描繪的是蘇州社會生活現實內容。從此，揭開了“蘇州畫片”的奧秘：明代蘇州坊間所繪制的《清明上河圖》，原來都出自仇英此圖。由于歷來的《清明上河圖》贗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圖》臨本為背景，于是，仇英臨本也就成為衡量《清明上河圖》真偽的一個條件。

1949年7月7日，東北博物館（即現今的遼寧省博物館）開館后，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便始終珍藏在沈陽；1955年，被國家有關部門撥交到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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