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泉州什么時候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海上絲綢之路最興盛在什么時候)

北方和西北方游牧民族，如燕國的魚鹽棗粟，素以東北少數民族所向往。到了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促進了內地與西域之間的飲食文化交流。與此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發展起來。蔬菜瓜果是飲食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歷史上比較常見的百余種蔬菜中，漢地原產和從域外引入的大約各占一半。漢唐以來，中原內地通過絲綢之路與各民族的飲食文化交流，引入了一些蔬菜品種。這個時期引進的蔬菜瓜果以苜蓿、蕓苔、菠菜、萵苣、胡瓜、胡豆、胡蒜、胡荽、葡萄、石榴等為主。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對我國和世界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遠遠不止是向外傳布絲綢，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它把我國古代的發明創造如指南針、火藥、造紙和活字印刷術、瓷器、醫學、中草藥等也象最初傳布絲綢一樣，傳布到世界各地，同時也把外國的飲食文化及其食物品種如龍眼、占城稻、玉米、番薯、煙草、花生、土豆等傳入中國。這種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廣東飲食文化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以絲綢為開端，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國連接在一起，給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廣州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在我國的海外交通和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它城市無法相比的。秦漢時海上絲路已經興起，廣州已是一要港。魏晉南朝時期，通往印度洋的絲路開通，廣州在南海中的樞紐地位得以確立。唐代廣州迅速繁榮，臻于極盛，宋代又有所推進。元朝時泉州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主港，明代外貿中心又回到廣州，一直到清中期。通過這條航線，我國的絲綢以及陶瓷、茶葉等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往沿線國家，同時沿途各國出產的產品或由他國販來的商貨運來我國，所以廣州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航點，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重要港口，它在絲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港口無法取代的。

據史料記載，唐宋時期，外國人沿海上絲路前來廣州留居者，有大食、波斯、天竺、獅子國、真臘、訶陵等國商人，據說有十余萬之眾。有的留居數十年而未歸。于是便出現了歷史上的所謂蕃坊。蕃商和華人相處甚洽，有的還嫁娶相通。當時同住廣州的人，語言、風俗各異，海外的舶來品充塞市場，一派國際性港市的氣氛。這時陶瓷從海上絲路的大量輸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品種繁多，名窯輩出。1977年在珠江口外伶仃島附近打撈到唐代的陶瓷，小四耳缸及碗均套在大四耳缸內。海南島東部陵水縣海灘出土的青瓷碗，也是十個一捆堆放著，體現當時包裝運輸的高超水平。宋瓷遠銷日本、占城、真臘、三佛齊、閣婆、天竺、大食，以至遠達東非海岸的層拔(今坦桑尼亞)等廣大亞非地區。

這些資料充分說明古代廣州在促進廣東飲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飲食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

海上絲綢之路最興盛在什么時候

海上絲綢之路最興盛在宋元兩代。

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歷史階段。一是唐代中期以前為形成時期，隋唐以前，海路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二是唐中晚期是轉型時期；三是宋元兩代為極盛時期。四是明朝時期為衰落期。

宋代

宋朝商業科技高度發展，指南針和水密封艙等航海技術的發明和之前牽星術、地文潮流等航海知識的積累，加上阿拉伯世界對海洋貿易熱忱，使海上絲綢之路達到空前繁盛

。據文獻記載，在宋元符年間（1098年~1100年），中國海船已經用羅針導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羅針導航；當時掌管船只航行方向的舟師都備有秘密的海道針經，詳細列出從廣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針路。宋朝先後在廣州、杭州、寧波、泉州、膠州、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蘇州、溫州、江陰、海鹽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其中廣州為當時的第一大港，泉州在南宋后期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之一、東方第一大港。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理、蒲哩魯、遏根陀國、斯伽里野、木蘭皮等總計五十八個國。出現了《嶺外代答》、《諸蕃志》，記載與中國通商國家情況的專著。

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南朝而發展于唐朝。唐宋之交，中國經濟重心已開始轉到南方，東南地區經濟快速的發展。宋朝有

三大對外貿易主港，分別為廣州，寧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對海外客商很重要，北邊日本和朝鮮半島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盡量靠北，而貿易量更大的阿拉伯

世界和南海諸國則希望港口盡量靠南，兩股方向的合力點便平衡在當時地處在南北海岸中點的泉州，正是這一南北兩面輻射的地理優勢使得泉州在設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開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寧波），后追平廣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為第一大港。

元代

元世祖忽

必烈在位時由于連年對外征戰和失敗，因而先后進行了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發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從公元1292年到

1294止。第二次海禁1303至1308年止。第三次海禁從1311年到1314年止。第四次海禁從1320年到1322年結束。1322年復置泉州、

慶元（寧波）、廣州市舶提舉司，之後不再禁海。中國大航海家汪大淵，由泉州港出海航海遠至埃及，著有《島夷志略》一書，記錄所到百國。

葡萄牙是何時占領澳門的?

一、是在1533年；

二、公元153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前去澳門的外國商人借口商船遇到風浪，海水打濕了貢物，要求上岸晾曬。葡商乘機混入其中，并冒用外國商人名義，以千兩銀子的代價買通廣東海道官員答應他們上岸的要求。葡人才能登岸「暫住」，但卻從此「常駐」下來到了公元一五五四年，葡國船隊司令蘇薩對廣東海道副使汪柏行賄后，葡人進入澳門的活動開始增多，葡船抵泊澳門日益頻繁，并企圖將澳門作為固定停泊地。葡萄牙人運來磚瓦木石，蓋屋成村。至一五六四年，葡人蓋建的住所已有千間以上，在澳葡人也近千人。至一五七0年，葡人在澳門又興建了三座教堂、一家醫院和一間仁慈堂。使澳門由臨時泊口變成了葡萄牙人在中國進行商業貿易和停泊船只的永久居留地。

葡萄牙人在澳門站住腳后，就加緊賄賂握有軍政實權的廣東海道副使汪柏等人，每年饋贈白銀五百兩，以鞏固葡人在澳門的地位。直到汪柏調離廣東，接任的海道副使才發現其前任受賄事，并將葡人交來的五百兩賄銀作為地租上繳國庫。自此，葡萄牙人每年向明朝政府交納地租銀五百兩，不久又另加火耗銀十五兩。

葡萄牙人向明朝政府交納地租，表明他們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他們不過是租居而已。與此同時，明朝官府接納這筆租金，而將之載入萬歷年間刊行的《廣東賦役全書》，則表明中國官方已正式允準葡萄牙人租居澳門。

公元1578年，明政府重新開放廣州的對外貿易，澳門一時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隨著葡萄牙人定居澳門日眾，勢力漸強，別國商人相繼離去，澳門遂為葡人所占據。他們在此筑城建寺，獨享其利。于是，澳門已由原來的各國船只停泊交易之所變成了葡萄牙人在東方的貿易基地，被劃入了葡萄牙的勢力范圍。一六二三年葡萄牙任命了首任澳門總督；賦予其統治澳門的權力，但仍向中國繳交地租。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國戰敗；葡萄牙人也以中國軟弱可欺，從此不再向中國繳交地租。一八四五年，葡萄牙女王更片面宣布澳門為葡萄牙殖民地自由港。

三、、葡萄牙是一個面積不到10萬平方公里的歐洲小國,而一度卻成為面積相當于其本土上百倍的殖民大帝國。它是憑借一支強大的船隊,橫闖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征服非洲、亞洲和美洲大片土地,一躍成為世界海上霸主。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止于什么時候?

止于1840年鴉片戰爭前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歷代經海路同外國所進行的商品交換活動。它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造船航海業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成為古代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一個主要渠道。

歷史沿革 中國的海外貿易歷史悠久。早在秦漢之前，中國已同近海國家有了貿易往來。漢代商船已遠達印度東南海岸，并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貿易關系。魏晉時期，北方曹魏同日本、江南孫吳同印度支那半島諸國也經常有貿易往來。南北朝時期，中國同沿中印航線各國的貿易更為頻繁。

隋唐時期,因“絲綢之路”阻塞和陸路交通困難,海外貿易空前繁榮。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中國商船的遠航已由印度半島延伸至波斯灣。中國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印度半島和阿拉伯半島等國的貿易頗為發達。唐代同日本、朝鮮的貿易也十分活躍。自630～894年,日本遣唐使來華達13次以上,往返均攜帶大批商貨。宋元時期，海外貿易更加繁榮。據南宋寶慶元年(1225)趙汝適《諸番志》記載，宋代與50～60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據元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元代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海上貿易關系。這些國家和地區涉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闊海域。

明代，據《明史·鄭和傳》記載，自1405～1433年，鄭和（1371～1435）七次出使“西洋”，遍及今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包括孟加拉灣及其沿岸，印度半島，阿拉伯海及其沿岸的30多個亞非國家，中國船隊直達東非海岸。這一壯舉，使中國古代官方貿易達到高峰。明中葉后至清代前期，中國海外貿易因“海禁”和“遷界”而走向衰落。與此同時，歐美各國相繼來華貿易。葡萄牙(1518)、西班牙(1575)、荷蘭(1604)、英國(1637)、法國(1660)、美國(1784)以及丹麥、瑞典和德國等均先后與中國通商貿易。它們在中國建立商館、開設商行，成為清代海外貿易的主要國家。

[鄭和西航示意圖]

貿易港口 隨著海外貿易關系發展，中國貿易港口遍及沿海各地，進出口商品不斷增多。主要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福州、漳州月港（今福建龍海海澄）、杭州、揚州、明州（又稱慶元，今浙江寧波）、楚州（今江蘇淮安）、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縣）、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澉浦（今浙江海鹽南杭州灣北岸）、上海、登州（今山東蓬萊）和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等。其中，以廣州、泉州、杭州和寧波最為重要。出口商品多為手工業品和農產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土布、金銀器皿、金屬制品、錢幣及各種生活用品等。進口商品多為奢侈品，主要有：各種珍寶、香料、藥材、毛織品、棉織品、棉花及各種雜貨等。18世紀以后，還有大量鴉片輸入。

[元代泉州港]

經營方式和管理機構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爪哇市場上的中國商人（明代）]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有市舶司和海關。自唐迄明是由市舶使、市舶司進行管理。唐于 714年在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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