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浙建集團海外部廣西分公司(第二次鴉片戰爭開戰背景)

得知虎門戰事，革除琦善職，授奕山為靖逆將軍，南下統兵。大概也是這一時期，道光帝派“強硬派”的裕謙和顏伯燾分別負責兩江和閩浙，兩人到任后立即開始盡最大力度整軍備戰。 1841年2月24日，本來就毫無希望的談判已經破裂，英軍開始向虎門核心陣地布置進攻。26日清晨，英軍正式發起進攻，到當天下午五時，英軍擊敗全部8500名守軍，關天培壯烈犧牲。由于主要在射程外炮擊，英軍損失輕微。 1841年3月18日，英軍攻入廣州西南的英國商館，后來撤離。由于前兩敗，此戰中國守軍士氣低落，未戰先潰，英軍損失輕微。新任參贊大臣楊芳在奏章里對失敗絕口不提，反而說已屢敗英軍，唯恐其逃竄。 1841年4月14日，奕山到達廣州，耗時達57天，被俄國武官當成笑料。 1841年5月初，各地援軍相繼抵粵，道光帝也反復下令“分路兜剿，務使該夷片帆不留”，如果英軍“聞風遠遁”，惟將軍是問。21日，奕山下令對英軍艦船火攻，英軍略受損失。24日，英軍進攻廣州，至25日，已經攻占廣州城外主要制高點和炮臺。此役英軍戰死9人，受傷68人。27日，清方向圍城的英軍要求談判，于是又暫時停戰。并且交納賠款。從6月1日起，英軍全部撤回香港。在此期間，奕山的奏折對失敗只字未提，反而是打了大勝仗，并說英軍舉白旗乞和。道光得知大喜，允許其求和，同時命令沿海撤防（節省軍費）。正好老天有眼，此時英軍中瘟疫橫行，英艦隊又突遭臺風襲擊，損失慘重。因此老天無意中幫奕山圓了謊。 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民眾與英軍交戰，其采用戰術之成功足以使任何清軍將領汗顏。但英軍最終還是突圍，英軍戰死5人，受傷23人。另有一名少校疲勞過度而死。31日，民眾包圍英軍占領的四方炮臺。時值停戰期間，清方派主戰的官吏余保純將民眾勸歸。（這個倒霉的家伙在當時就被不明真相的人當成了大漢奸，直到現在。） 1841年5月31日，英國外相認為義律對中國過于保守，改派璞鼎查接替中國事務。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到任。從倫敦到澳門，只用了67天，其中還有十天在孟買處理公務，所以路上只用了57天。 1841年8月22日，英軍主力北上廈門，奕山隱瞞不報（他吹牛說英軍已退）。幸虧奕山的牛皮早被廈門的顏伯燾識破，故顏伯燾一直抗旨不撤防。并且在廈門投巨資建立了中國沿海最堅固的防線——廈門石壁。炮臺的火力也相當強大，有火炮四百余門，守軍5680人（僅次于虎門，但遠遠比虎門炮臺堅固）。 1841年8月26日，英軍圍攻廈門。英軍戰術無非是正面佯攻，側面迂回，輕松繞開石壁。如此簡單的戰術，英軍已用過多次，但是由于瞞報嚴重，顏伯燾和道光帝并不知情。守軍一的開始抵抗也較為激烈，但是腹背受敵，且炮臺失去作用，很快不支。到了黃昏，清軍外圍陣地已全部失守。英軍也停止進攻。 1841年8月27日，英軍攻打廈門城。守軍已于夜里逃散，廈門失守。此役，清軍陣亡總兵一名，副將以下軍官7員。士兵減員324名。英軍戰死一人，受傷16人。戰后英軍對石壁炮臺的防御力評價相當高。戰后道光帝首次得知：此次來華的英軍中還有陸軍。 1841年9月5日，主力英軍（海陸軍共計四千人）北上浙江。此時浙江由頭號主戰派裕謙主持，浙東防務與戰前相比也已得到全面加強，降職的林則徐曾一度在鎮海協助組織防務，經歷了幾次戰斗的林則徐認識到定海必然守不住，應該主動放棄。這個建議當然不可能被采納。 1841年9月25日，英軍本來打算攻擊鎮海的主力海陸軍四千余人受到風力影響，集結于鎮、定之間的海面。隨后的幾天，定海清軍與英軍屢有交火，均損失輕微。 1841年10月1日晨，英軍向定海發動總攻，至下午2時，五千多守軍全部被擊敗。定海三總兵犧牲。英軍戰死2人，傷27人。 1841年10月10日，英軍向鎮海發起攻擊，幾小時后，外圍陣地紛紛失守。此時戰斗雖未結束，正在鎮海東城墻指揮的兩江總督裕謙已經知道希望全無，遂跳水自盡。 1841年10月13日，英軍逼近寧波，負責此處的太子太保余步云棄城逃跑，寧波失守。 1841年10月30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步軍統領正黃旗滿洲都統崇文門監督正紅旗宗室總族長雍正帝四世孫前黑龍江將軍前盛京將軍”奕經受封為揚威將軍，調集八省援軍入援浙江。 1842年3月10日凌晨，經過四個多月的準備之后，鴉片戰爭中唯一一次收復失地的反攻在奕經的指揮下打響，四小時后，規模龐大的反攻宣告失敗。 1842年3月21日，浙江巡撫劉韻珂上“十可慮”折，雖未明說，但暗示戰爭已毫無希望，且充滿危險。 1842年5月7日，英軍撤離寧波，集結兵力準備沿長江向內地進攻。 1842年5月18日，英軍2000人攻破乍浦，此役清軍抵抗激烈，戰敗自殺者甚眾。英軍陣亡9人（其中一名中校），受傷55人。 1842年6月16日凌晨，乍浦的英軍全部出動攻擊吳淞。吳淞是江蘇海防重點，新任兩江總督牛鑒親自坐鎮于此。但戰斗至中午12點，清軍全部逃散。清軍陣亡江南水路提督陳化成以下88人，英軍被擊斃兩人，受傷25人。同日，英軍第二期增援部隊到達吳淞口，在華英軍總兵力達到20000人。與清軍相比，不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這都算是一支空前強大的軍隊。 1842年6月19日，英軍占領上海。 1842年7月5日，英軍戰艦十二艘，輪船十艘，運輸船51艘，士兵7000人組成艦隊從上海出發，直撲鎮江。 1842年7月13日，清軍開始增援鎮江。 1842年7月21日，英軍開始攻城。此時鎮江城內駐軍僅有1600人，城外2700人，火炮很少。而英軍僅參加攻城的兵力就達6905人，英軍占絕對優勢。戰斗開始后，英海軍組織火力猛轟城外清軍，城外清軍缺少掩護也沒有任何反擊手段，很快便潰散。英軍組織火力轟擊城墻，可是城內駐軍有1185人是駐防在此的京口八旗。他們安家此地已經200多年，所以仍然節節阻擊。同時英海軍組織小船沿水路攻擊鎮江西門，遭到城墻上清軍火炮的有效轟擊，狼狽退出。最后，占盡火力優勢的英軍從北、西、南三個方向突入城內，守軍一直堅持巷戰到深夜。城內清軍的傷亡率達30%。鎮江的火力兵力遠遠不及虎門，城墻堅固遠遠不及廈門，戰前動員遠遠不及定海，準備周密遠遠不及浙東，但是此役英軍有39人斃命，130人受傷，3人失蹤。多于上述四戰役所斃傷敵軍的總和。 1842年8月2日，英軍離開鎮江，準備進攻南京。在此之前，清方決定求和。 1842年8月31日，道光帝正式下旨同意簽訂條約。可是29日，摸透道光心思的前方大臣已經簽署了《中英南京條約》。 1842年9月1日，清朝負責談判的官員向璞鼎查發出照會，對南京條約提出了十二項交涉內容。這十二項自討苦吃的內容為中國今后的苦難留下了隱患；也為下一次戰爭埋下了禍根。（與此同時，北京的道光帝、杭州的劉韻珂都給南京的官員寫信，內容居然也是要求作出類似的交涉，而這些信件還在路上。） 1842年9月7日，道光帝正式同意簽約的諭旨到達南京，第一次鴉片戰爭早已結束。 1842年10月，奕山奏報廣東仿造西式戰艦一艘，并且提議停止建造舊時戰船，經費用于建造西式戰艦。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英殖民主義者利用“亞羅號事件”制造戰爭借口。“亞羅號”是一艘中國船，曾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國當局注冊，但已過期。10月8日，廣東水師在“亞羅號”上逮捕幾名海盜和涉嫌水手。這純系中國內政，與英國毫不相干。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在英國駐華公使、香港總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兩廣總督葉名琛，稱“亞羅號”是英國船，捏造中國兵勇曾侮辱懸掛在船上的英國國旗，要求送還被捕者，賠禮道歉。葉名琛初據理力爭，但旋又妥協退讓，將全部人犯送到英領事館。10月23日，英艦突然闖入虎門海口，進攻珠江沿岸炮臺，悍然挑起侵略戰爭。接著，英軍炮轟廣州城，并一度攻入內城。當地軍民英勇抵抗。英軍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內河，等待援軍。 為了擴大侵略戰爭，英國政府于 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總督額爾金為全權代表，率領一支海陸軍來中國；同時向法國政府提出聯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國正以“馬神甫事件”（又稱“西林教案”）向中國交涉。所謂“馬神甫事件”，是指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違法進入中國內地活動，胡作非為，于1856年2月在廣西西林縣被處死一案。此案迄未議結。1857年，法國政府將它作為侵略中國的借口，任命葛羅為全權代表，率軍來華協同英軍行動。 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軍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軍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結，準備大舉進攻。美國公使列衛廉和俄國公使普提雅廷也到達香港，與英、法合謀侵華。其時，清政府正以全力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加上“餉糈艱難”，對外國侵略者采取“息兵為要”的方針。葉名琛忠實執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戰守。12月28日，英法聯軍炮擊廣州，并登陸攻城。都統來存、千總鄧安邦等率兵頑強抵御，次日失守。廣東巡撫柏貴、廣州將軍穆克德訥投降，并在以巴夏禮為首的“聯軍委員會”的監督下繼續擔任原職，供敵驅使。葉名琛被侵略軍俘虜，后解往印度加爾各答。侵略軍占領廣州期間，當地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反帝國主義斗爭。廣州附近義民在佛山鎮成立團練局，集合數萬人，御侮殺敵。香港、澳門愛國同胞也紛紛罷工，以示抗議。 廣州陷落后，四國侵略者合謀繼續北上，以便對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脅。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國公使率艦陸續來到大沽口外，分別照會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權大臣進行談判。俄、美的照會還表示愿意充當“調停人”。咸豐帝一面命令清軍在天津、大沽設防，一面派直隸總督譚廷襄為欽差大臣，前往大沽辦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謂“調停”上。英、法侵略者并無談判誠意，只是以此拖延時間，加緊軍事準備。5月20日，英法軍艦炮轟大沽炮臺。駐守各炮臺的清軍奮起還擊，與敵鏖戰。但譚廷襄等毫無斗志，望風披靡，加以炮臺設施陳陋，大沽失陷。英法聯軍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揚言要進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嚇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別與英、法訂立中英、中法《天津條約》。 中英《天津條約》共五十六款，附約一款；中法《天津條約》共四十二款，附約六款。主要內容是：①公使常駐北京；②增開牛莊（后改營口）、登州（后改煙臺）、臺灣（后定為臺南）、淡水、潮州（后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③外籍傳教士得入內地自由傳教；④外人得往內地游歷、通商；⑤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岸往來；⑥修改稅則，減輕商船噸稅；⑦對英賠款銀四百萬兩，對法賠款銀二百萬兩。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調人”身份，以狡詐的手段，分別于 6月 13日、18日與清政府簽訂中俄《天津條約》十二款、中美《天津條約》三十款，攫取了除賠款外與英、法所得幾乎一樣的侵略特權。中俄《天津條約》第九款還特別規定，兩國派員查勘“以前未經定明邊界”，“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以便日后解決，從而為沙俄進一步掠奪中國領土埋下了伏筆。 《天津條約》簽訂后，英法聯軍撤離天津，沿海路陸續南下。咸豐帝此時對條約內容又感憂恐，令桂良等在上海與英、法代表談判通商章程時，交涉修改《天津條約》，取消公使駐京、內地游歷、內江通商等條款，并設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換約。11月，桂良等與英、法、美代表分別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后條約》，規定：所謂的鴉片貿易合法化；海關對進出口貨物照時價值百抽五征稅；洋貨運銷內地，只納2.5％子口稅，免征一切內地稅；聘用英國人幫辦海關稅務。但是，英法方面不容變易《天津條約》的各項條款，并堅持要在北京換約。 英、法政府遠不滿足從《天津條約》攫取的種種特權，蓄意利用換約之機再次挑起戰爭。1859年6月，在拒絕桂良提出的在滬換約的建議后，英國公使普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和美國公使華若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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