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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繼續的原因徥？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條，那就是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滿足。

《現》文說戰爭的原因，列舉了兩條。一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即外人入城問題)，另一是修約問題。這是兩條表面原因，如果認為是根本原因則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外人入城問題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

1854年，英國、美國、法國都積極活動修約。但是對于英國來說，采取戰爭行動解決修約問題的時機沒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聯盟正與俄國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著克里米亞戰爭，英國的軍力布置在克里米亞戰場上。所以英國政府訓令包含修約談判中要嚴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國承認修約的原則，實際談判不必馬上進行。1855年，美國任命傳教士伯駕為駐華公使，給伯駕的任務，是要他從清政府取得公使駐京、無限制擴大貿易以及取消對個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項主要權利。伯駕知道，《望廈條約》只規定了12年后作細小的修改，但他認為：“為了達到各國政府的最大利益，不僅細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變更是必不可少的”，為此“必須采取強硬手段”。(16)他在來華前，遍訪了倫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見。1855年8月，伯駕希望北上渤海灣，逼迫北京政府舉行修約談判。包令說：“用孤單的行動而不伴以強大的軍事壓力，就沒有希望從中國取得任何重要的讓步”。(17)因為各國軍艦尚未調到遠東來，沒有軍力支持，這次北上行動未能成行。這就是說，用戰爭手段，達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約的目的，這已經是既定決策。

1856年3月，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俄國戰敗。這時候，英、法、俄國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國，各國軍艦都可以移師中國了。在克里米亞戰場上廝殺的對手，在中國成為了合作的伙伴。利用戰爭手段已經決定，侵略者總要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

正在這時候，馬神甫事件發生了。盡管這是一個突發的個別的事件，對于法國來說就是一個好借口，但是，對于英國來說，這個借口還不太有力。不久，亞羅號事件發生了。殖民主義者要尋找侵略中國的借口是不難的。20世紀初法國的研究者研究了資料后指出：包令“要向中國啟釁，不愁找不到合法的借口；如果需要的話，他還有本領找到比劫持‘亞羅’號更好的借口。”(18)

至此完全可以看出，第二次鴉片戰爭是一定要打起來的，并不因為中方的什么態度而轉移。而要打這場戰爭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強要越過條約特權在中國謀取更大的利益。

侵略者沒有程序正義

眾所周知，侵略者的本質就是掠奪。《現》文在評述馬神父事件的時候，拿出了一個“撒手锏”，叫做程序正義優先。文章寫道：西林地方官員把馬神甫處死，“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這不僅否認了侵略者的本質，而且完全混淆了事實。

程序正義優先，頗為嚇人。似乎當時來自歐洲的英國人、法國人最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實際上，這些貌似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的殖民主義侵略者，來到中國從來沒有遵守過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

以馬賴案子為例，馬賴違法傳教在先，而且在傳教地區作惡多端，地方官員未能把違法的馬賴解送領事而加以處死，違法在后。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為什么不是馬賴或者法國首先理虧呢？

又以大沽之戰為例。當法國人知道清政府已經在大沽口設防，仍然決定與英國公使乘炮艦從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英國公使普魯斯給英國政府報告說：“我們不得不在天津給予中國政府另一次教訓……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順從我的要求，我已準備憑借武力威脅來索取。”(19)普魯斯聲稱“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堅持經大沽口溯白河進北京。(20)英法聯軍在充分準備下(僅英國艦隊就有戰艦、巡洋艦、炮艇共十余艘，士兵2000人)，1859年6月25日下午向大沽炮臺突然發動進攻。大沽守軍進行了堅決回擊，激戰一晝夜，擊沉擊毀英法兵船十多只，斃傷英國士兵464人，法軍14人，英國艦隊司令也受了重傷，不得不狼狽撤走。英法軍艦首先向大沽炮臺開炮，大沽守軍回擊，完全是正義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責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一貫同情被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馬克思在1859年9月13日評論道：“即使中國人應該讓英國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國人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地也是有道理的。中國人這種行動，并沒有破環條約，而只是挫敗了英國人的入侵。”(21)

實際上，清政府已經同意在北京換約，并且安排了大臣到北塘迎接英法公使，安排了沿途招待照料，在北京城內安排了公使住處。清政府從安全出發，指定了公使進京的路線，規定可帶隨從，不準帶武器。這些安排完全合乎當時國際關系的準則。歐洲人制定的國際法沒有規定可以攜帶武器到他國首都去交換條約批準書。這些安排完全符合所謂程序正義的要求。當大沽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反誣中國破壞條約，要求英國政府對中國實行“報復”。英國《每日電訊》甚至稱：大不列顛應攻打中國沿海各地并占領北京；英國人應該成為中國的主人。馬克思當時在評論大沽事件時寫道：“難道法國公使留住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法國公使以率領法國遠征隊強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既然天津條約中并無條文賦予英國人和法國人以派遣艦隊駛入白河的權利，那么非常明顯，破壞條約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而且，英國人預先就決意要在規定的交換批準書日期以前向中國尋釁了。”“白河沖突并非偶然發生的，相反地，是由額爾金勛爵預先準備好的。”(22)馬克思是研究了英國公使和記者從中國發回的報道寫下這些評論的。

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不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因在澳門望廈村簽訂，又名《望廈條約》)，是中美之間締結的一項商約。它的第34款規定：“合約已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后，兩國派員公平酌辦。又和約既經批準后，兩國官民人等均應恪遵，至合眾國中各國均不得遣員到來，另有異議。”(23)這里非常明確地規定了《望廈條約》“不得輕有更改”，中美兩國“均應恪遵”，美利堅聯邦各州(“至合眾國中各國”)不得派人前來對此另有異議。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在12年后“稍有變通”呢？條件只是因為“至各口情形不一”(“現文”引用時恰恰把這幾個字刪掉)，涉及到貿易及海面各款時，可以稍加修訂。這實際上指的只是細小的修訂。美國以及各國清楚這一點。中方也清楚這一點。1855年5月，美、英、法三國公使先后照會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在北京修訂《望廈條約》，為此清政府指示說：“各夷議定條約，雖有12年后公平酌辦之說，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過稍為變通，其大段斷無更改”(24)，清政府的認識是合理合法的。按照所謂“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理”，英、法、美各國都沒有提出大段修改條約的權利；即使稍加修訂，也需要通過外交途徑，與清政府商議，“公平酌辦”。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訂，只好等待。以武力逼迫簽訂的條約是無效的。馬克思曾經援引前任香港首席檢察官致倫敦《晨星報》的聲明，那份聲明說：“無論這個條約是怎樣的，但既然英國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強力行動，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顛王國至少已沒有權力享受這個條約所賦予它的優先權利和特權。”(25)這就是程序正義優先。

但是，如前所述，英、法、美、俄各國哪一國遵守了這個原則？

唯物史觀不能動搖

研究和解讀歷史，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讀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紹給廣大讀者，更應該對社會、對讀者抱著非常負責的態度。歷史過程、歷史事實是怎么樣就怎么樣，并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釋，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同時，歷史進程充滿矛盾的運動，復雜的事件是有各種各樣具體的事件組成的，我們在分析、研究歷史事件時不能把握盡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不能抓住歷史過程的本質方面，不能對歷史現象做出階級地、辯證地分析，我們就不能從紛紜的歷史現象中理出頭緒，把握歷史過程的基本規律。如果不尊重歷史事實，對歷史事實、歷史過程作任意的解釋，那就是歷史唯心主義。

流行一種說法：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或者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有思想的人寫出的，上述說法有一定的意義。但我認為，當代人研究、撰寫歷史，還是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觀察歷史現象，認清歷史發展本質，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如果寫成人人心中的歷史，則言人人殊，失去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拿這種歷史去教育青年，就會貽誤青年。

歷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姑娘。《現》文的不正確，在于完全拋棄了唯物史觀，得出許多錯誤的觀點。試舉幾例：

“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這是想當然。列強侵略中國，什么時候都沒有與中國“協議”過。歷次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條約文本或者是侵略者提供的，或者是侵略者強加的，中國談判代表哪里有資格置喙？

“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當代人俯視歷史，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列強是強勢一方，封建的中國是弱勢一方。但是，在鴉片戰爭的年代，有哪一個中國人認識到中國是弱勢一方呢。即使認識到是弱勢的一方，難道弱勢的一方面臨外敵侵略的時候，就不應該反抗嗎？清政府被嚴格限制在不平等條約體系內，什么時候都是嚴格遵守條約的，不遵守、不滿足原有條約特權的，一向就是外國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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