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穿越明末到海外建國的小說(從現代運物資到建國的小說)

歷史學家A.赫爾曼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路的基本內涵。

沿革 絲綢之路很早就已存在。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考古資料已充分證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那時中國絲綢經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輾轉販運到中亞、印度。公元前60 年漢置西域都護，屯田于烏壘城（今新疆輪臺東），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張騫西使烏孫結盟后，漢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絲綢之路益加暢通，大量絲帛錦繡沿此路不斷西運，同時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輸入中國。魏晉時，東西商業往來不斷，位于絲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5～6世紀時，南北朝分立，但沿絲路的東西交往卻進一步繁榮。北魏建國后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后中亞各國的貢使、商人常集于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東北）。遷都洛陽后，洛陽更成為各國商人薈萃之地，北齊的都城中也聚集著不少商胡。隋煬帝曾派黃門侍郎裴矩到張掖招徠西域商人，說明當時絲路的興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過漢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設立了同于內地的州縣。在龜茲、于闐、疏勒、碎葉設立安西四鎮（后以焉耆代碎葉）駐兵防守，由安西都護府管轄。以后又置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北路的羈縻州府，這為絲路的暢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證。因此唐代長安、洛陽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現出國際都會的風貌。從9世紀末到11世紀，由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南沿海轉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興起，東西海上往來逐漸頻繁起來；同時，中國西北地區各民族政權的分裂、對立，使絲路上的安全難以保障，這就降低了這條陸上通道的重要性。在蒙元時期，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對中亞、西亞廣大地區的直接統治，使東西驛路通暢，許多歐洲使者、教士和商人，都沿此路東來中國，絲路又繁榮一時。明朝建立后，采取閉關政策，雖然出嘉峪關經哈密去中亞的道路未斷，但陸上絲路作為中西交通路線已遠不如海路重要了。

走向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于兩漢時期。大致東起漢長安，西行上隴坂，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先到樓蘭。樓蘭在古鹽澤（蒲昌海，今羅布泊西北部今羅布泊已近干涸，古樓蘭遺址幾全為荒沙所湮沒）。漢代西域有南北兩道，樓蘭是兩道的分岔點。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庫爾勒 、烏壘、輪臺，再西經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今新疆阿克蘇）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車爾臣河，經且末、扜彌、于闐（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東段逐漸沙漠化，伊循、扜泥諸古城均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東段已遠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漢明帝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廬（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后“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魯番盆地）、越天山經焉耆至龜茲，再循漢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時期，南朝與西域的往來，主要是從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龍涸（今四川松潘），經青海湖旁吐谷渾都城，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隋唐時期，又開辟了從瓜州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臺，越伊犁河至碎葉進入中亞的道路，即北新道。在上述絲路干線外，還有許多支路，而且隨著時代變遷，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各條路線在不同時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斷有新的道路開辟。一些學者更擴大了絲綢之路的概念，認為上述道路只是通過沙漠綠洲的道路，因稱之為綠洲道。又將通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地區的道路稱為草原道，經中國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南海道”等等。這些提法雖然對研究東西交通有意義，但已非原來意義上的絲路了。

絲綢之路上的古驛站遺址.唐代�盤陀遺址是絲綢之路必經之地.歷史意義絲綢之路不僅是東西商業貿易之路，而且是中國和亞歐各國間政治往來、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天文、歷算、醫藥等科技知識，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通過此路先后傳來中國，并在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的紡織、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制瓷等工藝技術，繪畫等藝術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過此路傳向西方，產生了影響。絲綢之路是東西交往的友好象征。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商隊圖，描繪了唐代中外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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