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簡述中國古代社會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過程(簡述貨幣演變過程)

動對商品雙重價格的影響，但違背了價值規律，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即實際價值高的貨幣被人們熔化、收藏或輸出而退出流通，而實際價值低的貨幣充斥著市場。為了解決“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資本主義國家采用跛行本位制度，即金銀幣都是本位幣，但國家固定金幣能自由鑄造，而銀幣不能自由鑄造，并限制每次支付銀幣的額度。在這種制度中，銀幣已成為輔幣。

銀幣逐漸退出了歷史的舞臺，貨幣制度從金銀復本位制過度到金單本位制。金鑄幣可以自由鑄造，而其他金屬貨幣包括銀幣則限制鑄造。金幣可以自由流通。黃金在各國之間可以自由地輸出輸入。金單本位制是一種相對穩定的貨幣制度。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在實行金單本位制的國家內，貨幣數量適當。2.在實行金單本位制的國家內，其貨幣的對外匯率相對穩定。

金單本位制使得資本主義經濟獲得迅速發展。首先穩定的幣值保證了商品流通順利擴展，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其次，穩定的幣值是債權債務的契約關系保持正常，促進了信用關系的發展；第三，相對穩定的匯率有利于發展國際貿易，也有利于資本輸出，使國際經濟關系相對穩定。

由于商品經濟規模日益擴大，而全世界的黃金存量有限，價值符號無法兌現金單本位制的制度被削弱。

為了緩解對黃金的需求，使經濟發展擺脫了黃金數量的限制，出現了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金塊本位制是沒有金幣流通的金本位制度，廢除了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流通的規定。由銀行券代替金幣流通，銀行券可以兌換金幣但是兌換的起點很高。金匯兌本位制規定銀行券不能直接兌換黃金，銀行券只能與外匯兌換，然后用外匯在外國兌換黃金。這種貨幣制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對黃金短缺與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

由此可見，金銀這兩種貴金屬在歷史上為推動人類的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貨幣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發展的結果。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幣材不足的問題，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各國普遍實行紙幣制度。紙幣制度是以不兌現的紙幣為主幣的貨幣制度。紙幣的發行基于有集權的民族國家和廣闊的民族市場。因為紙幣的流通需要國家的強制力量來支撐，使得它獲得社會的公認而被廣泛接受。

紙幣是因為流通才有了價值，它必須由廣闊的民族市場來吸收。紙幣本身沒有價值，所以它不能自動地的退出流通，不能自發地調節流通中的貨幣量，也不能執行貯藏手段只能，只具有積累和儲蓄的功能。紙幣靠國家的強制力量才能流通，它的流通無法超越國界，因此紙幣不具有世界貨幣的職能。

紙幣制度是由于其天然的優勢和金屬貨幣制度本身具有難以克服的缺陷產生的。紙幣是以國家信用為擔保而發行和流通的。紙的價值含量很低，即使有磨損，也不會造成財富的浪費。紙幣還具有易于攜帶、保管、計價、和支付準確等好處

金屬貨幣制度需要有足夠的貴金屬作為貨幣發行準備金和貨幣流通基礎，這是貴金屬不能做到的。而且在金屬貨幣制度下，一國經濟受國外影響太大，各國為了維持匯率穩定，須被迫調整其國內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目標，這不利于一國實行獨立的經濟政策。因此，各國要放棄金屬貨幣制度。

金屬制度的不成立并不代表貴金屬從此和貨幣再無關聯。首先，貨幣的貯藏手段職能的執行者主要是金屬貨幣。在金屬貨幣流通的條件下，金屬貨幣能夠發揮自發調節貨幣流通量的作用，當流通規模擴大時，處于貯藏的貨幣會進入流通領域；當貨幣需要量減少時，貨幣會退出流通領域。其次，發揮世界貨幣職能的是金塊和銀塊。作為世界貨幣必須有十足的價值，并按其實際重量發揮職能。

拓展資料：

1. 由政府法律規定強制使用，可充當交易的媒介、價值的標準、記帳的單位及延期支付的工具

2. 作為交易媒介正在流通的東西，包括硬幣、政府紙幣、銀行券

3. 流通中的紙幣

簡述清代思想學術。。。。。

在中國學術思想史綿延不斷而又漫長的發展歷程中，清代的學術思想可以說處于一個輝煌璀燦的重要時期。從明清之際實學思潮的興起，耶穌會士東來傳教，到王、黃、顧等諸多杰出思想家和學者的涌現，拉開了清代學術思想發展進程的序幕，其后的歷史發展，可以稱得上波瀾壯闊、絢爛多彩。由于社會的變化和學術思想自身的邏輯發展，占據思想界統治地位數百年之久的理學逐漸衰頹，實學思潮應運而生，并在明清之際的社會大變動中發展到高峰。一時間，經世致用成為學者的治學宗旨，崇實黜虛成為學者追求的目標。隨著后來清政權的穩固和封建經濟、政治的發展，統治者對思想領域的控制逐步加強，對學術思想的參與也大大增多，清代學術相應進入了一個對既往成果進行全面清理、總結的時代，以考據為特征的乾嘉漢學風靡一時，與此相關的文字、音韻、訓詁、輯佚、目錄、版本等各門學科也迅速發展并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嘉、道以后，社會歷史又發生了新的轉折，今文經學興起，乾嘉漢學走向衰落。伴隨著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清代的學術思想進入了一個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發展階段。可見，從明清之際迄鴉片戰爭，這二百多年的學術思想，在整個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傳統思想文化的總結和集大成時期，又是傳統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轉折和啟蒙時期。清代眾多學者、思想家提出的問題及其思想走向，至今依然是擺在學術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課題。深入地研究清代的學術思想，闡述清代學術的發展與演變，分析其有別于其它歷史時期學術思想的特色，無疑是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鑒于學術界對清代學術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特點，存在著不同的評價和看法，因而，我們這里擬就清代學術思想的特點做一些簡略論述。

清代的學術思想有什么特點，一些前哲與時賢，曾做過概略論述，梁啟超將清代學術思想囊括無遺地稱之為考證學，并認為考證學派“發源于順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風余韻雖替未沫，直可謂與前清朝運相終始”1。在他看來，清代學術思想的最大特點是考證。王國維也曾對之概括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之學新。”2侯外廬則把鴉片戰爭之前的學術思想的主流統稱之為“早期啟蒙思潮”。近年來，隨著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學者們對清代學術思想特點的論述，也更加具體和深人。如有的學者概括說：“第一，富有總結性；第二，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各個成員共同創造祖國的燦爛文明；第三，中西文化互相激蕩；第四，封建統治者極力控制文化事業。”3又有的著作總論明清兩朝的文化特點說：“第一，‘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相繼占據文化宗主的地位；第二，早期啟蒙思潮應運而起；第三，進入古典文化總結時期；第四，進入‘西學東漸，中西文化交匯’的初級階段。”4戴逸在《清代思潮》一文中也概括清代學術思潮的特點“是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轉變的時期”5。如此等等。

上述種種對清代學術思想特點的概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點，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給人以啟迪。不過，我們也覺得上述有些看法未免只從學術思想的表現形式看問題，如把清代學術思想的特點總體上概括為“考證學”，便很難把握清代學術思想的本質特征；也有些論述未能突出清代學術思想獨有的特點，譬如說“封建統治者極力控制文化事業”。其實，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者，都何嘗不是“極力控制文化事業”呢?這并非是清代學術思想獨具的特色。我們認為所謂特點，就是事物有別于其它事物的、自身獨具的，能反映本質屬性的特征。同時，要討論清代學術思想的特點，首先應解決從何處入手的問題。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要研究清代學術思想的特點，不能脫離清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特點，也不能就思想論思想。因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而且，“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些論述，對我們研究學術思想都給予了方法論上的重要啟示。既然要研究清代學術思想的特點，那么，首先就應把握清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特點，而史學界多數學者公認的清代社會政治經濟最主要的特點是：清代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皇朝，已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它既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終結，又是中國近代社會的起點，處在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上；第二，清朝的統治以滿族貴族為主體．它既發揚了滿族英勇驍健、銳意進取的民族風貌，又充分吸收了漢族文化，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此時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也使自明末以來腐朽的中國封建社會重新回光返照，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又有新發展，此時封建社會生產關系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仍居主導的支配地位，但在社會經濟中也存在一定的資本主義萌芽；第三，與清代建國的時間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歐各國已陸續由中世紀封建社會步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和對外進行殖民擴張時期。在這樣的世界歷史潮流下，清代封建統治者想要始終如一的閉關自守，以“天朝上國”自居已不可能。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沖擊，不得不由古代封建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過渡和轉變。這些都是清代社會歷史不同于其它朝代的獨有的特點。與清代這些社會歷史特點相適應，并結合清代學術思想自身的發展和演變，我們認為，清代學術思想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早期啟蒙思潮的興起與發展。

前已述及，侯外廬先生早就提出了“早期啟蒙思潮”，而且這也是侯氏整個中國思想史學說中的一個重要論斷。這一觀點，在1949年以后較長一段時間內，曾得到許多學者的贊同。但近年來也有些論者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包括17世紀的經世致用思潮“理論上沒有擺脫儒家‘修齊治平’的框架，它的理想社會仍是‘三代之制’的模式，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社會理想”。并說清代學術思想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從‘四書’回到‘五經’或‘十三經’，從性理之學回到訓詁考據，從宋學回到漢學”。因而“不同意把這一思潮說成是中國啟蒙文化”6。這種論點還得到一些學者的支持和補充。但我們對這種觀點則表示異議。持上述觀點的人也肯定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自明代中葉出現有稀疏的資本主義萌芽，并肯定在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內也出現了反對封建禮教的活動，主張“人各有私”，提倡“個性解放”的市民意識。但他們卻認為明清之際涌現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思想，是對明中葉以后產生的進步思潮的反動。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未免過于武斷和偏頗。事實上，王、黃、顧等進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學說，乃是在明清之際的社會大變革中，通過對明朝滅亡的總結與反思提出的更為深刻的思想。他們進一步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弊端進行激烈的抨擊，倡導民主，反對獨治。批判封建專制幾乎成為當時的思想潮流，這在許多學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諸如，對封建社會后期居統治地位的宋明理學，從哲學高度作出的總結和批判，使得理學一蹶不振，走向終結；在政治思想方面，黃宗羲淋漓盡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腦”，“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極為尖銳地指出“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盜賊并提，“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8。在社會經濟方面，思想家們提出“均田說”和“工商皆本論”。與時代發展相聯系，應該看到這些思想觀點正是明中葉以來社會經濟中出現的新的經濟因素在思想領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認這些思想觀點的“反封建性質”，僅將其視為“是中國古代儒學的一個構成部分”。尤其不能籠統地認為這些思想家和學者是對明中葉以來進步思想的反動和倒退。當然，就其思想表現形式說，的確仍是披著儒家經學的衣衫，他們的一些閃光的思想，往往是通過注疏經書的形式出現的，似乎是從“四書”回到“五經”或“十三經”。問題在于不能只看這種表現形式，而應看其思想內容。同時，也不能因為提出這些思想的學者有濃厚的封建正統思想，而且他們從總體

很赞哦!（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