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糧食貿易危機解決方法(經濟危機是如何解決的)

主糧產品如小麥、玉米、稻米等的生產價格跟國際市場相比并不高，但它們在流通、外貿領域中至少增加了30%的成本(徐小青，2003)。而對于非糧食類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中間費用遠大于生產成本，如蔬菜的中間費用占整個價格的90%。進一步講，農產品流通效率還直接關系到作為農產品增值系統的產業鏈運轉，關系到生產者收益、運銷商利潤和消費者福利，以及資源配置效率。因此，消減瓶頸制約，提高流通效率，對于中國農業轉型、農業國際化進程和農民增收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流通效率：來自制度瓶頸的挑戰

我國入世承諾到2005年完成過渡期。應對WTO挑戰，關鍵是要加強對外開放的承受力，而加強承受力的關鍵是加緊完成對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整合和完善，從根本上提高我國經濟運行質量和競爭力(汪堯田等，2004)。市場流動性的提高，必定會通過降低收集信息費用，或者由于規模經濟，交易量增大，降低流通費用，從而可以顯著降低市場運行成本。對于轉型國家，普遍認為，這種規則和體制上的促動意義遠遠大于開放所帶來的效應。

研究發現，中美糧油產品在競爭上的優劣，除了兩國產品在質量上的差距外，關鍵是我國流通效率低下，流通費用高，從而削弱了生產成本優勢。而對于勞動密集型農產品，運銷成本高，流通差價大則更為明顯。如蔬菜的零售價格比批發價格高80%-100%，銷售者的利潤比生產者高2-3倍，生產者收入為零售價格的1／4～2／5。流通費用高是影響出口的直接因素(翁鳴、陳勁松等，2003)。另一份研究顯示，與季節性差異相比，我國農產品價格地區的顯著性差異是運輸因素和體制因素(柯柄生，1995)。的確，體制轉型和制度變遷，給我國農產品流通增加了許多額外的成本。諸如：國有部門的壟斷使流通成本居高不下；流通體制的不暢導致不具備自足的地區以超額投入實現自給，抬高了成本；米袋子省長負責制不利于區域分工的深化，加劇了供求的地區矛盾；貨物的轉運和后勤服務受到嚴格管制等等。這些都構成了對農產品物流的挑戰。其結果是，我國農產品未能充分發揮其優勢。

進一步分析，由于農業食品鏈的效率、增長和調整受到阻礙，影響則更為深遠。因為產業鏈系統的和諧運作是農業經濟政策的一個戰略目標，也是小農參與市場競爭的重要途徑。價值鏈中間環節低下的效率將會影響價值鏈的上下游，使其得不到健康發展，當他們在中國市場和其他市場上同外國產品進行競爭時，競爭力會受到削弱。只有農業產業鏈隨市場經濟一同發展時，農產品流通才會起到提高產業鏈運轉效率的作用。

制度瓶頸帶來的挑戰和影響，也反映出流通制度和管理創新的滯后：職能和結構的不完整、不完善與機構的職能重疊并存，能進行有效規劃、服務、監管一體化運作的管理模式并沒有建立起來，而與生產力發展相悖的部門尚未取消。以目前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檢驗為例，有三個危險的傾向(陳錫文，2003)：第一就是借食品安全而猛增消費；第二是借食品質量安全的檢驗，部門之間進行新的權利爭奪；第三是借著食品安全問題，在國內設置地區之間的市場壁壘，不許別的地方的產品進入。現在這三個現象都有外延擴大的趨勢。

三、消減制約農產品流通效率的制度瓶頸

(一)制度瓶頸消減之一：維系競爭和市場一體化

目前國內某些地區在捐稅征收、交通管理、產品銷售等方面存在地方保護和區域歧視性政策，既難以實現國內各類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必然造成市場的錯誤訊號，其結果是，減少了生產者收入，增加了消費者支出，也減少了選擇機會。下面用案例來說明行政管轄和市場割據對我國農業食品鏈的挑戰，以及對資源配置的影響。

(1)案例一：農產品物流和農業食品鏈面臨的挑戰

市場整合(Market Integration)，也稱為市場一體化，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商品流轉的效率。然而，即使是物流這樣典型的講究規模效益和統一標準的產業，現在也出現了區域和產業間的條塊分割情況。因市場秩序混亂，渠道不暢，環節多，農產品價值受損嚴重。據統計，中國水果蔬菜等農副產品在采摘、運輸、儲存等物流環節的損失率在25%-30%左右，也就是1／4強的農產品在物流環節被損耗了。無疑，除了物質設施制約外，行政管轄和市場割據是導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主因。由于物流的支持手段受到幾個政府部門的管轄，各部門采取行動時都以其附屬的商業機構的利益為依據，不能達成統一的標準，不能分清管轄范圍和商業活動范圍。正是供應鏈中產銷結合問題導致中國高價值的農產品未能充分發揮其優勢，原本有巨大潛力的食品加工業績效不佳。Brang Gilmour、程國強(2004)等還預言，如果不同機構的經濟管轄權力被解除或受到約束，而且增值鏈效率能有所改進，到2015年中國食品加工業產值是現在的3倍，到2030年是現在的5倍。

可見，農產品物流交易沒能真正開展起來，除了設施不足、市場本身的發育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供應鏈的計劃經濟色彩和管理體制的滯后。研究表明，制度環境，經濟和社會激勵因素，管理人員的教育和工作經驗、才能和偏好，使得價值鏈的中間環節受到過多的管理和過多的干預(Brang Gilmour、程國強，2004)。另一個直接的事實是，多年來由于對糧食流通的競爭力缺乏信心，寄希望于對流通領域的壟斷來保護市場，其結果是強化了國有糧食流通企業與政府博弈的能力，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嚴重滯后(胡小平等，2004)。

(2)案例二：市場整合和資源配置效率

進一步研究發現，強化市場的統一性，不僅可以提高營運效率，而且對優化資源配置和合理產業布局有重要影響。將這種優化配置的過程逐步深化到整個產業活動范圍，可以使全國農業區域布局更加合理、有效。中國長期以來的“南糧北調”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轉變成“北糧南運”，再逐步發展為“北出南進”，這種供求的地區結構變動實際上是區域分工的深化，有利于比較優勢的發揮。然而，某些政策卻強調地區的自足，忽視了比較利益的原則；各種互設障礙的地方策略阻礙了市場優勢的發揮，使互利的行為得到約束。

對于大國來說，國內區際分工狀況會影響該國的整體競爭力。我國幅員遼闊，資源省際差異大，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特別是地方貿易壁壘所造成的國內市場扭曲不但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而且嚴重制約了產品市場的擴大。研究表明，省際貿易比重近年來呈下降趨勢，省際互相調入的消費品由 38%降到35%，相互調出的消費品由47%降到38%，呈現與世界市場化反向的變動趨勢(林森木， 1999)。這樣，一個可能的結果是，國際競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國內市場自然擴張的延伸，國際貿易的發展與國內區際貿易嚴重滯后形成對比。

以上分析的結論是，維系競爭和市場一體化，既是農產品實現其價值轉換的關鍵環節，也是提高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的重要手段。

(二)制度瓶頸消減之二：完善市場功能

1.便于消費者能夠做出合理的選擇，尤其是衛生標準的控制和應用。強調食品安全有利于國內消費者，也有利于中國勞動密集型高附加值產品的貿易。與此相聯系的是分類標準的設計和實施。要按照食品質量安全標準和國際通行的標準，對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性建立一套科學的評價標準，并在生產、加工、銷售和使用中加以嚴格執行。

2.對流通活動的調查和研究。這個領域中，一些研究包括涉及到一些流通技術方面，是由流通組織自身來承擔的，而另一些基礎性研究則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以流通科技供給為例，重大農產品流通技術攻關、一體化流通體系的建設、流通技術推廣和技術培訓等農產品流通科技活動，作為內生因素，大大地改變我國傳統的農產品流通模式，拓寬流通的可能性邊界，進一步降低農產品流通對稀缺性自然資源的依賴(韓松，2004)。值得探索的是，如何構建和培育良性的供給模式。

3.市場信息的提供。信息充分和暢通是維護市場有效性的前提條件。要集中統一全國的農產品商務信息平臺，實現信息資源共享，消除“信息孤島”，以便提供實時、適用的信息和分析、買粉絲等服務，還應注重對農村市場流通主體的信息化培訓。而且，與私人提供信息相比，政府容易喚起人們對公平的信任。另外，作為市場化避險手段和價格引導機制，期貨市場的合理利用是有效途徑之一，但其效率也取決于市場信息的可獲性和分布性。

4.流通管理科學化。流通制度和管理創新中要注意：以市場為導向，整合傳統商貿業，真正發揮流通產業的市場效能，帶動相關產業的一體化發展；對相關管理機構和職能進行調整并對其功能進行再造，實行農工貿融合、內外貿合一；增加管理的成本意識，實現管理機構效率化；整合管理資源，改變職能交叉狀況，形成管理的統一性。

5.對于轉型國家，必須在透明原則和加強財產權基礎上發展經濟，以提高市場主體利用市場機會的能力。規范市場秩序的政策能提高市場效率，降低市場力量的濫用，減少信息不對稱以及盡量將外部效應內在化(Lohmar等，2004)。這些政策可以降低無效率的風險，同時便利市場活動和合理投資。

改革經驗表明，創建市場和確立財產權是取得增長和效率的最好方法。其中，政府職能轉變至關重要。為此，要改革與政策相關的管理體制，使其與市場原則相一致，以尋求低成本的農業服務和降低市場不確定性為目的，以政府提供服務的質量和范圍符合農產品生產和滿足消費者有效需求為條件。

(三)制度瓶頸消減之三：培育中間市場組織

“小生產、大市場”是對我國農業市場結構本質特征的一種直接和通俗的表達，揭示了農戶進入市場的現實障礙：流通和交易成本高、效率低下。這種競爭結構表明，小農缺乏經濟實力和市場信息，經營能力較弱，又處于完全無組織的狀態，他們在市場中討價還價的能力是很弱的。可見，放開市場只是進入市場軌道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市場制度需要有獨立的市場主體和相應的市場組織，否則無法有效地運作。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構建單個農戶和市場之間有效的連接機制。

適應外界環境和市場的變化，對現有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基層供銷合作社及社辦企業--進行連鎖經營改造，是完善農村商品流通網絡可能比較現實的一種方式。應注意的是，改造基層供銷社時，要重點考慮中小農產的利益，使農戶在與公司的利益博弈過程中享有充分的話語權，保障農戶的自身權益(中國人民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2004)。

另一種方式是由農民自己組建一些機構，典型的如農業產業化中的組織形式：銷售合作組織的橫向一體化，以提高農民的議價能力；農產品營銷者和農民之間產銷合同制，給雙方一個穩定的預期；產業化組織中的縱向一體化，實現市場關系內部化。近年來，合同農業也賦予了新的內容，大規模的流通超市和零售組織對相同品種定期供應的要求，在垂直一體化的經營中才能得到滿足。

但是，對于合同農業的持續吸引力使農民寧愿加入各種合作組織，而不愿成為單個農產。目前中國龍頭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公司和農戶”組織機制的轉換以維持產銷一體化的組織形式為主，并以利益風險機制轉換為突破口，旨在使公司和合作社(或農戶)成為真正的共同體。同時，合約的不完全性，合同的簽訂并非是市場風險的全部轉移，當市場發生重大變化時，在某種程度上是需要部分免責的(劉鳳芹，2003)。如果此時強制執行合同，會違背共同和效率的原則。

改革實踐中，政策調整常常會產生偏離改革目標，甚至是相去甚遠的結果，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率的市場組織與治理機制(張曙光，1995)。對產業鏈中農民合作組織的支持是重要的，包括通過法律法規支持和保護，在管理和技術方面提供培訓，以及在稅收方面給予適當的優惠等。農民合作組織既能協助政府完成相關農業發展計劃，又能增強農民的談判地位，還通過農民組織的規模經濟和輻射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從而在農產承包經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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