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叢書(我想找一些關于中醫的書籍最好可以是電子書下載的)

括對農、林、牧、副、漁及水利等各個方面的綜合性論述，提出“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這一重要的農耕思想。《百谷譜》對各種農作物的品種、特性、栽培、種植、收獲、貯藏和利用等知識加以介紹，尤其是王禎將農作物分為谷、蔬、果、雜等6大類，堪稱中國農作物分類學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對于植物性狀的描述，也是此前書籍不曾有過的。而《農器圖譜》則是《農書》的重點部分，該部分就田制、倉廩、舟車、灌溉、蠶桑、織纖、麻芒等20門類，詳細介紹了257種農業機械，而且配繪圖譜306幅并加以文字說明，其價值超過以往所有農業機械書籍，甚至中國古代后來在這方面的論述，亦無超越王禎者。

在活版印刷術方面，王禎設計出木活字及轉輪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縣志》；其《造活字印書法》（附于《農書》書末）是最早的系統性介紹活字排版印刷術的科技文獻。 明朝科技成就燦若繁星，在各行各業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涌現了許多名家巨作。

1、科學著作

李時珍《本草綱目》（1578年）；朱載堉《律學新說》（1584年）；潘季馴《河防一覽》（1590年）；程大位《算法統宗》（1592年）；屠本畯《閩中海錯疏》（1596年）；徐光啟《農政全書》（1633年）；宋應星《天工開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游記》（1640年）；吳有性《瘟疫論》（1642年）。

在短短的60多年中出現了這么多優秀科學專著，其頻率之高和學科范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正如研究者指出的，當時被運到中國的西洋書籍數量十分驚人，幾乎包括了文藝復興運動以后的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各學科的所有知識”，而這個時候，哥白尼的“日心說”和西方的“地球觀”，也和天主教的神學一道隨之傳入。

2、翻譯之作

在徐光啟“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 的思想原則和“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 的目標指導下，以及明政府的組織支持下，中國人對西方的數學工程等書籍進行有意識有目標的大規模翻譯。其中可知翻譯的書目中有（包括譯者或作者）：

《測量法義》利馬竇和徐光啟，1607年《表度說》熊三拔，1611年《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啟，1612年《幾何原本》 利馬竇和徐光啟，1613年《同文算指》 利馬竇和李之藻，1613年《乾坤體義》 利馬竇，1614年《圓容較義》利馬竇和李之藻，1614年《天問略》 陽馬諾，1615年《職外方紀》艾儒略，1623年《遠鏡說》湯若望，1626年《寰有詮》傅泛際和李之藻，1628年《名理探》 傅泛際和李之藻，1631年《主制群征》 湯若望，1636年《寰宇始末》 王豐肅，1637年《五緯歷指》羅雅谷，1637年《性學粗述》 艾儒略，1637年《坤輿格致（礦冶全書）》德國礦冶學家喬治·鮑爾，湯若望、楊之華、黃宏憲譯《建筑十書》古羅馬建筑學家維特魯維《數學札記》 荷蘭數學家軍事工程學家西蒙·史特芬《各種精巧的機械裝置》意大利工程技術專家拉梅里《原本》（拉丁文本）科隆版《測量全義》羅雅各《天體運行論》 哥白尼《哥白尼天文學概要》開普勒《地中海航海術》 羅馬版《比例規解》 羅雅谷《地球表周與其直徑的關系》《宇宙儀》 雅克·貝松《皮埃爾+勒孔特發明陸，海雙用幾何天文測輻儀制造與用法》《磁石測量法》 紀堯姆·德諾噸涅《神功催吐藥》 薩拉·安吉魯著《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鹽度，漲落潮海流流動因果實論》克洛德·舉雷

當時翻譯和創作的還有《遠西奇器圖說》（從書集，鄧玉函和王征，1627年）《泰西人身說概》（1635年）、《人身圖說》（1635年）、《西國記法》（1595年）、《性學粗述》（1623年），《崇禎歷書約》、《物理小識》、《數度衍》、《泰西水法序》、《旋韻圖》、《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資》、《學歷小辯》、《日月星晷式》（天啟年間陸仲玉著）、《渾蓋通憲圖說》、《經天該》……等七千余冊。

3、幾何原本

徐光啟認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可見在其心目中，“會通”中西是第一步手段，“超勝”西學才是目的。在徐光啟的科學思想中，翻譯是基礎，是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必由之路。在當時條件下，徐光啟極其重視翻譯等會通工作，注重通過翻譯工作培養自己的西學人才。讓天文生學習西法并親自傳授，“令后之人循習曉暢，因而求進，當復更勝于今。” 對此，紀志剛評價說：今天，當中華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當我們認識到“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創新也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的時候，徐光啟“會通超勝”的科學思想就更加閃射出熠熠的光輝。 1607年春，徐光啟和利瑪竇翻譯出《幾何原本》前六卷。作為皈依傳教士利瑪竇的基督徒，徐光啟并未選擇宗教典籍，而首先翻譯古代西方數學之經典著作《幾何原本》。他說：“《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既卒業而復之，由顯入微，從疑得信，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真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 第一次向中國人說明了幾何學的本質。

4、崇禎歷法

崇禎二年，即公元1629年6月21日，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卻與實測吻合。徐光啟時任禮部尚書，他再次提出修改歷法的建議，是年崇禎帝批準了徐光啟提出的宏大的修歷計劃，下令設立歷局，由徐光啟領導，修撰新歷。并要求他“廣集眾長，虛心采聽，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務求綜合。”徐光啟奉崇禎帝旨，在欽天監開設西局。1629～1634年徐光啟、李之藻和李天經，先后以西法督修歷法，任用西方人湯若望（德）、羅雅谷（意）、龍華民（意）、鄧玉函（J.Terrentius，1576～1630）等修成《崇禎歷書》共46種137卷。

崇禎時也有人反對西方歷法。當時有個平民魏文魁寫了《歷元》、《歷測》兩本書，獻給朝廷，對徐光啟任用西法進行指責，卻未受到行政干涉。政府為他設立一個民間歷法機構東局，和徐光啟組織領導的西法歷局，及原來的大統歷局、回回歷局四家機構平等、公開地辯論。和魏的辯論，徐光啟記在了《學歷小辯》一書中，標題是“歷局與魏文魁辯論文稿”。“在這十幾年的爭斗中，中西歷法進行了八次正面較量，終以西歷八次全勝，而宣告了《崇禎歷法》的正確性。”正是在這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良好氣氛中，徐光啟、李天經等人組織的歷法變革征服了人心。

《崇禎歷書》是在以崇禎帝為首的明朝政府組織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進西方數學天文知識的大型叢書，《崇禎歷書》共137卷，包括《測天約說》《渾天儀說》《恒星歷指》等30余種書籍。其中參考了當時在歐洲都很新甚至尚未被完全接納的天文知識：開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諧論》、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學綱要》、第谷弟子龍果蒙塔努斯（Longomontanus）1622年的《丹麥天文學》等，譯用了哥白尼27項觀測記錄中的17項，介紹了伽利略關于太陽黑子現象，譯出開普勒《論火星的運動》一書中若干材料……并用1/3的篇幅闡述了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則使用了哥白尼和開普勒的西方近代幾何學方法。《崇禎歷書》大量引用《天體運行論》中的章節和圖，并把哥白尼視作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四個天文學家之一。

《崇禎歷書》采用第谷體系后，很快被當時的中國天文界接受，如明末蘇州的薄玨就著有《各重天有本動、有推動、有帶動論》加以詮釋。 《崇禎歷書》分為基本五目：法原，法數，法算，法器，，會通。

徐光啟在主持改歷的時候，提出了一套發展天文學的方法，他說：“欲明天事，只有深倫理，明著數，精擇人，審造器，隨時測驗，追合于天而已。……除此之外，無他道焉。” 在徐光啟看來，修編《崇禎歷書》不僅是為修歷，他說：事竣歷成，要求大備，一義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從流溯源，因枝達本，兼能為萬務之根本。此其書必愈數倍，其事必閱歲年。既而法意既明，明之者自能立法，傳之其人，數百年后見有違離，推明其故，因而測天改憲，此所謂今之法可更于后，后之人必勝于今者也。《崇禎歷書》正是按此目標來編寫的，作為基礎理論部分的“法原”，用以介紹基本天文理論，討論各天體運動的幾何模型及其建立方式，并把這部分內容排在“五目”首位。“法原”占據了核心部分，共有40余卷，占《崇禎歷書》的1/3。這在中國歷代修歷中是絕無僅有的。

在《崇禎歷書》中，《大測》、《測量全義》、《割圓八線表》、《八線表》、《南北高弧表》和《高弧表》等引入平面和球面三角學，《比例規解》和《籌算》引入兩種計算工具。

《崇禎歷書》所達到的成就，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最先進的。《崇禎歷書》不僅代表“西學東漸”的學術成果，還代表著中國對西方天文學的接納。可貴的是，明朝科學家對西方的科技知識加以批判地吸收，政府為科學研究提供良好的環境氛圍。

《崇禎歷書》于1634年修編完成，徐光啟時任“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他于崇禎五年當上內閣大學士，深受崇禎信任。他生病了，崇禎卻不放他回家，以至讓他死于任上。“崇禎皇帝對徐光啟去世深表悲痛，聞喪后輟朝一天，追贈‘少保’，謚‘文定’。又派員賜給辦喪事所用物品及治喪錢等，還特派禮部尚書李康主持喪祭祭，并派人護喪回上海。”以表示對他的哀悼。而1633年被譽為近代科學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身監禁，其晚年極其悲慘。可以說，中國明朝政府對科學研究尤其是數學、天文學研究的支持超過歐洲。

5、皇家科技

明代不僅文人對科學有極大的興趣和研究成果，朝廷對科學研究的積極支持，甚至統治者階層本身也對科學有著很大的興趣，并做出了巨大貢獻。除最明顯的官至尚書的徐光啟和李天經、李之藻等人的例子外，我們再來看看另外幾個。

朱橚（約1361～1425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個兒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其母馬皇后。曾被封為吳王，后改封為周王。由朱橚組織和參與編寫的科技著作有《保生余錄》、《袖珍方》、《普濟方》和《救荒本草》。

朱載堉（1536～1611年），系朱元璋九世孫，仁宗帝六世孫，鄭藩王族嫡世。是明代著名的律學家、歷學家、數學家。一生撰述了大量音樂、數學著作。其父朱厚烷精通音律學，對朱載堉的影響和啟發很大。朱載堉對科學有巨大的貢獻，他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富有創造性的學者，是明代科學和藝術上的一顆巨星，中外學者尊崇他為“東方文藝復興式的圣人”。朱載堉和郭沫若一起被列為“世界歷史文化名人”。

崇禎年間曾任兵部尚書的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學的學者之一，著有《格致草》一書，其特色：“不但對于個別自然現象作了科學的研究與記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從這些個別研究中尋找出通則與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謂的‘恒論’‘演說’。如卷一有‘原理恒論’‘原理演說’。”熊明遇的兒子熊人霖也是西學名家，著有《懸象說》、《地緯》和《函宇通》。熊明遇對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響也非常大，方以智對自然科學和西學的興趣，即與熊明遇的啟蒙有關。

利瑪竇1610年（萬歷三十八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9歲。其生前信徒已達200多人。按慣例，外國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門。但是中國人為了紀念利瑪竇，上奏朝廷，申請賜地、下葬北京。明神宗破例準奏，親賜安葬祀費，賜北京西郊“二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葬利子”“立石為文記之”，墓碑由順天府尹王應麟所立。這年十月下葬時，文武百官都參加了葬禮，非常莊嚴隆重。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曾記載，“時有內宦言于相國葉文忠（引者注：即內閣首輔葉向高）曰：‘諸遠方來賓，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如無論其它，即其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可見明朝的統治階層對科學的重視和不凡的胸襟。 清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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