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海外華僑商人回國創辦的企業有啟新(福州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1919年 5月，他一回到家鄉，就在同安縣和廈門島進行踏勘，高興地找到一片辦大學最理想的場地，即明代民族英雄鄭成功在廈門訓練軍隊的演武場。廈門是他的故鄉，更主要的是廈門位于中國與南洋的中心地點，又是我國的重要通商口岸與華僑出入國的門戶，在此設立中國人自己的私立大學，于華僑于祖國最適合。而演武場附近山麓背山面海，坐北朝南，范圍廣大，面積達 2000多畝，有利于將來的發展擴充。陳嘉庚擇定校址后即發布通告，召集廈門各界人士，征求意見，開始了籌辦大學的活動。

陳嘉庚之所以創辦廈門大學，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大學才能培養高等人才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質。他說：“國家之富強，全在乎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乎教育。”他分析國民受教育情況，說歐美各國人口中不識字者約占

6－ 7％，日本也在 20％以下，而我國文盲竟超過總人口的

90％。“國民識字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他感慨我國在世界商戰中屢屢敗落在他人之后，以致于“一般命脈，均操于他人”。究其原因，地非不大，物非不博，人非不敏，資本也非不厚，只差“商人不識商業原理與常識。”“今日之世界，一科學全盛之世界也。科學之發源，乃在專門大學。有專門大學之設立，則實業、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輩生。”

1919年

7月他在《籌辦福建廈門大學校附設高等師范學校通告》中寫道，只有創辦大學培養高等人才，才能實現根除專制積弊、完善共和制度、制止軍閥割據、普及國民教育、發展地方實業的愿望。他說自己：“久客南洋，志懷祖國，希圖報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擬倡辦大學校并附設高等師范于廈門。”

陳嘉庚對造就祖國緊缺人才的學校刻不容緩地進行創辦。學校一旦辦起來了，他要求高水準、高質量，辦成省內外、國內外一流水平。對學生，他一方面減免各種費用，提供完善的教學設備和寄宿條件，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另一方面嚴格規定學生必須遵守紀律、尊重師長、知曉權限、努力讀書，不許到廈門跳舞，不得沾染目無紀律、目無尊長和揮霍浪費的惡習，做到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他要求校長、教師對學生要嚴格管理與教導，包括強迫做早操，只許在盥洗處洗臉。對老師，他以誠摯相對待，以優俸酬其勞。為找校長、教師，特別是找好校長、好教師，他費盡周折。在創辦集美學校的過程中，他托人在教育發達的江蘇省代聘，后來由陳敬賢北上江、浙尋聘，也曾面請我國教育家黃炎培幫助選聘，曾函請上海吳淞水產學校選派優秀畢業生去日本留學，并約明修業期滿后回國到集美任教。集美學校在初辦的八九年間，校長、教師多自外省應聘而來，他們或戀鄉不安心工作，或才學平庸不合要求，陳嘉庚不得已而 3次更換校長，調整教員，逐漸以聘用本省人為主，使學校穩步發展。

廈門大學開學不久，陳嘉庚一連發了幾封電報到新加坡敦請林文慶出任校長。林文慶學貫中西，曾獲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和內科雙學士、外科碩士和香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當時身兼幾家大公司董事主席、英國海峽殖民地立法議會議員和幾個土生華人社團主席的職務，擁有家產數十萬元。他與陳嘉庚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收到電報即進行交接，擱置所有既得的優越條件，乘船離開新加坡回國。他于

1921年 7月 4日抵達廈門的當天晚上就與師生見面，表示要把廈門大學辦成生機勃勃而不是死氣沉沉、實實在在而不是空有其名的真正大學。

陳嘉庚作為廈門大學永久董事，對于校長林文慶（當然董事）完全信賴，采取學校行政和進退教員“均權操校長”的作法，不以“董權”干預校政。林文慶擔任校長 16年間（ 1921－ 1937），廈門大學設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和商學院，

24個系，培養 12屆畢業生，共

636名。這段時間，正是外侮日深、政局動蕩、學潮不斷的多事之秋，又是陳嘉庚公司由鼎盛而江河日下、學校經費由每年數十至上百萬元都不成問題，到捉襟見肘每年

2－ 3萬元也難于籌措的艱難時期。盡管如此，林文慶忠于職守，兢兢業業，為廈門大學澆鑄了“南方之強”的堅實基礎。

林文慶對陳嘉庚披肝瀝膽。他對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的遠大抱負十分理解，融匯貫通于他所制定的校訓和宗旨之中。他以“止于至善”作為廈門大學校訓，規范學生的行為，把學校的培養目標定在造就國民的完善人格上。他制定的“廈門大學宗旨”共 10條，扼要介紹如下：

①本大學以振興中華為國爭光為職志，無地方畛域之見，一切教授悉用國語。②以造就應用科學人才為前提，教授科學知識，以期養我國國民之科學精神。③注重科學研究，以期養成真正研究之精神，使各種學術切實達到高深地步。④特別重視教育科，以期養成良好師資及教育界領袖。⑤國文之外，尤注重英文，為有志深造之青年創造研究世界各國學術之途徑。③提倡學生自治活動，以期養成高尚人格，發揚民族精神，在學校里造成模范風氣，為將來服務人群做好準備。①開展推廣教育運動，使教、政、農、商、工各界人士都有求學機會，以期提高國人的知識水準，養成真正的民治精神。③本大學與海外各埠華僑關系甚深，故予華僑子弟以返國求學的機會，彈得發揚其眷愛祖國之熱忱，使國內外同胞增進民族團結精神。②研究南洋及其他各地華僑的情況，以圖發展與進步。①開發福建省自然資源，以期達到振興實業的目的，進而發展國際貿易。

這 10條，是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一位既接受西方完整教育和“洋化”、又認同并極力推崇中華傳統的人物，一位由中西文化合爐陶冶出來的劃時代的人物，對壯懷激烈的愛國華僑實業家陳嘉庚的興學動機所做的深刻詮釋。

勸富僑作善事防僑生被異化

陳嘉庚關心華僑教育事業，關心華僑青年前途。這是華僑重視中華文明的繼承與延伸在陳嘉庚身上的體現。

據記載，早在問世紀時華僑就在僑居地創辦義學或以“能者為師”的方式教育孩子讀、寫、算，使在海外出生的后輩能識中國文字，曉祖先遺訓，有教養、懂信義，長大謀生有路，興家立業。

19世紀末、

20世紀初，華僑教育發展很快。那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主要是西方科學民主思潮與現代社會文明對華僑產生了影響；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華僑中鼓吹興學起了推動作用；同盟會會員以當教員為掩護、以學校為陣地進行革命宣傳活動，直接推動了華僑學校的發展；中國政府制訂了鼓勵華僑辦學的政策，并派官員和教育行家前往視察，華僑學校得到來自祖國方面的扶持與指導；一些土生土長的華僑知識分子開始以主人翁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以提倡孔教為號召，以創辦學校為先導，推進華僑社會的改革。在這種種積極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海外各地的華僑小學紛紛建立。但是，也有許多不利因素妨礙華僑學校的發展。除了僑居地政府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取締華僑學校之外，障礙還來自華僑社會自身的局限性。

華僑社會是以家鄉的省籍和方言分為“幫”的，各幫自辦小學，用方言教學，相互之間缺乏溝通，有錢人雖多而財力不能集中，所以到

20世紀 10年代末，東南亞有華僑小學 400多所，學生近

2萬名，卻沒有中學。在這前后，華僑人口迅速增加，特別是隨著中國婦女出國人數的增加，在僑居地出生的子女——僑生越來越多，學校的發展遠遠跟不上需要。華僑子女在小學畢業之后沒有能夠在當地上中學，要回國升學，一般家庭又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

陳嘉庚對此感慨萬千。他說，西方國家除幼稚園外，孩子 7歲人小學， 13歲升中學， 4年畢業時 17歲，即使不再入專門學校，孩子們所掌握的知識與技能已足以自立營生。而華僑社會沒有中學，孩子到 13歲小學畢業就被迫停學推向社會，要他們自立，不僅他們沒有這種能力，而且一般華僑家庭也不忍心這樣做。如果不抓緊創辦華僑中學，“其貽誤后生，奚堪設想！”

1913 年陳嘉庚在家鄉創辦集美小學時就曾致函當地具有華僑總代言的社團——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建議在南洋（東南亞）的政治經濟中心新加坡創辦華僑中學。他的倡議在當時沒有得到回應。 5年之后，終于有同德書報社和國風幻境劇社的熱心人找到陳嘉庚，將這一倡議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918

年6 月，陳嘉庚聯絡了16 所小學的總理（后來稱董事主席）發起籌辦中學，他自己捐款 3萬元，共籌募

49.4萬元。學校定名為“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即設在新加坡的、向全南洋華僑子弟開設的華僑中學，于 1919年 3月

21日開學，陳嘉庚任總理，校長涂開輿是由黃炎培從上海代為選聘的，學生 78名。

南洋華僑中學是東南亞華僑創辦的第一所師生不分省籍、用國語進行教學的新式完全中等學校。至

1934年陳嘉庚有限公司收盤，陳嘉庚曾擔任這所中學 5屆董事主席職，任期累計達

9年。陳嘉庚總結創辦南洋華僑中學的影響時說：“自那以后，南洋各地不但一些華僑中等學校相繼設立，而且小學也得到發展，‘如雨后春筍’，至

30年代末共約 3000多所，學生數十萬人，比國內任何地方都普及。”

福州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作為福大的一個無名紅十字志愿者，私心推薦一個最近的名人——念可薇學姐

前段時間朋友圈都被學姐刷屏了，因為學姐做了一件很棒的事——她為一個白血病患者捐獻了自己的造血干細胞，給河北廊坊的血液病患者帶來了新的生命的希望

學姐是人文學院的研究生，不僅心靈美，人也非常甜美！

并且學姐以自己的行動弘揚了青春正能量，也帶動了很多的愛心之舉！

福州大學紅十字會以此為契機成立了造血干細胞捐獻服務隊，有很多不了解的人通過此次大力推廣的科普活動也加入了造血干細胞捐獻的隊伍！

溫柔善良的她以自己的力量做了自己能夠做的事，讓世界變得更好。

雖然個人的力量有時候很渺小，但是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

除此以外，她還和弟弟一起帶著父母去歐洲自駕游。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多樣的人生～

愛國主義者的故事

鄧世昌

鄧世昌：“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鄧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廣東番禺人。1867入馬尾船政后學堂駕駛班第一期學習，187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并被船政大臣沈葆璋獎以五品軍功任命為“琛航”運船幫帶。次年任“海東云”炮艦管帶，時值日本派兵侵犯臺灣，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獲升千總。后調任“振威”炮艦管帶，代理“揚武”快船管駕，獲薦保守備，加都司銜。

1880年李鴻章為建設北洋水師而搜集人才，因鄧世昌“熟悉管駕事宜，為水師中不易得之才”而將其調至北洋屬下，先后擔任“飛霆”、“鎮南”蚊炮船管帶。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國定購的“揚威”、“超勇”兩艘巡洋艦完工，丁汝昌水師官兵200余人赴英國接艦，鄧世昌隨往。1881年11月安然抵達大沽口，這是中國海軍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蘇伊士運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線，大大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影響，鄧世昌因駕艦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圖魯”勇名，并被任命為“揚威”艦管帶。

1887年春，鄧世昌率隊赴英國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訂造的“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艘巡洋艦，是年底回國。歸途中，鄧世昌沿徒安排艦隊操演練習。因接艦有功，升副將，獲加總兵銜，任“致遠”艦管帶。1888年，鄧世昌以總兵記名簡放，并加提督銜。是年10月，北洋海軍正式組建成軍，鄧世昌升至中軍中營副將，1891年，李鴻章檢閱北洋海軍，鄧世昌因訓練有功，獲“葛爾薩巴圖魯”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東溝海戰中，鄧世昌指揮“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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