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海外戰略性利益安全包括海外軍事利益嗎(中國海外利益是雙邊利益嗎)

態比較利益代替動態比較利益。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應該向發達國家流動,發達國家的技術,資本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但國際規則是發達國家主導制訂的,他們出于私利,限制勞動力自由流動。所有經濟學教科書按照這種現實,把”勞動力不能夠跨國界自由流動”,作為假設理論前提,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基本區別。理論前提在書本上是假設的,但在現實中卻是真實存在的。在單方面禁止勞動力自由流動以后,“比較優勢”就變成了“比較成本”：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只能物化成為低成本的商品，向發達國家出口，人的優勢轉變成物的優勢。廉價勞動力過不去，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就只能夠過來，否則就無法與廉價勞動力結合，變成現實生產力。

被人奉為經典的所有西方國際經濟學教科書，明白寫著：“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區別，就是勞動力不能夠自由流動，因為國家之間是有國界的”。這就是說：只有國家主權存在，限制外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時候，才會有國際貿易；比較優勢不能直接實現，而以物化形式表現出來----稱為比較利益或者比較成本。在一國之內比如中國的中西部開發，談不上比較成本，因為勞動力是可以自由流動的。許多人使用比較利益原則分析國內中西部關系，說明他們對于比較利益的無知，也可以說是被人誤導，盲目接受并濫用比較利益原則。

真正平等的自由貿易規則，應該是允許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自由進入發達國家打工，此時，國際經濟學就要改寫，中國則會成為最為擁護“自由貿易”的國家。發達國家首先看重的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他們允許技術移民，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自1990年以來，非洲每年有20000名人才流入發達國家，1985---1990年，非洲以12萬美圓培養出來的60000名專家移居美國，歐洲和加拿大，共有150萬名非洲人才在為發達國家服務。中國的北大清華，幾乎成為美國大學的預科班。

發達國家也看中發展(相關,行情)中國家的市場，希望通過進口和直接投資占領之，為此，他們必須要允許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入，否則就沒有貿易平衡。而允許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自由進入，或許在未來可以逐漸實現，那是最后一個實現“自由流動”的。這就是國際規則的不平等。

非常有趣的是，全世界兩個最大的國家，中國和美國，都在人口方面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中國是計劃生育，美國是限制移民。去年，美國把正式移民的名額從每年40000人，擴大到60000人，仍舊限制在高級科技人才的范圍內。象中國的雙重身份制度一樣，在美國也有非常巨大的非法流動人口，大部分來自拉丁美洲。在美國的華人只有100多萬，遠比不上猶太人有600萬。限制移民特別是中國人進入，是美國的“基本國策”。

美國文化有其自身的內在矛盾，這就是文化的開放性，制度的民主性和極少數白人種族主義既得利益集團的矛盾。美國的強大最根本因素之一，就是其文化的開放性，能夠源源不斷把全世界優秀的人才和思想吸引到美國。但移民太多，與有色人種通婚太多，就不能夠白種人的延續，白種人也已經富裕到了不愿生孩子的程度，以至于出售嬰兒正在成為“全球化自由貿易”一個大項目。這對于少數白人種族主義者來說，是根本性的危機。大約半個世紀以后，美國的白人將處于少數地位，那時，美國的民主制度，人權和文化價值觀念，都面臨根本性考驗。

中國不完全融入全球化，其實對于發達國家是有好處的。國家有3要素：人口，國土和人口，中國的政府不被中國人喜歡，但美國人是應該喜歡的。因為它在配合發達國家政府，控制大多數人自由遷徙；在對外國投資實行“超國民待遇”，而歧視民族企業；在壓抑農民的利益-----如果中國農民有美國或者日本農民那樣的國會勢力，美國還能夠獲得如此慷慨的農業條款嗎？

三、大國需要動態比較利益

依靠外資實現原始積累，發揮靜態比較優勢，做發達國家的原料產地和加工車間；利用后發優勢引進先進技術，或者可以成為小國發展模式，或者也可以成為作為世界霸主同盟國和依附國的發展模式，惟獨中國不行。

全球化不可能容納中國大部分人口移民。我們只能夠通過出口產品去實現勞動密集優勢，這是中國的靜態比較優勢，改革開放22年，我們已經充分發掘了這個優勢：在2500億美圓出口中：制成品占80%，其中勞動密集型雜項產品（包括服裝鞋類）占一半，資源原材料產品（包括輕紡，橡膠，金屬制品）占20%。中國的進口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占70%，期于就是越來越多的資源進口，這樣的靜態比較優勢，潛力已經不大。

在需求方面，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已經基本飽和。在供給方面，中國（包括香港和臺灣）的出口產品占國際市場的3%，東南亞出口占3%，到2010年將各占6%；雙方產業結構同構，競爭極為激烈。中國2000年GNP是10000億美圓，出口達到2500億美圓，出口依存度25%，未來5年經濟增長率年增7%，出口依存度即使不提高，出口額每年也要增加7%，將近200億美圓，哪個國家能夠吸收？不僅發達國家要反傾銷，發展中國家更加難以容忍中國產品搶它們出口市場。不是中國自己不愿意繼續發揮勞動密集優勢，而是國際社會不允許。

從中國自身利益來看，強大的資源也只能夠投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和發達國家爭搶“動態比較利益”。脫離產品的性質去講什么“資源替代”是錯誤的，脫離發展去講比較利益也是錯誤的。中國不能繼續以1億雙鞋去換美國1架飛機，何況這個比價隨著鞋的過剩和飛機技術的提高；鞋生產的過度競爭和飛機生產的寡頭壟斷，將越來越不利于中國。我們將陷入“出口貧困增長”：出口越多，國家越窮。

作為經濟和人口大國，中國要利用靜態比較優勢制訂短期戰略，而以動態比較利益為依據制訂長期戰略，經濟主導部門能反映世界產業結構發展的基本潮流并且相對獨立。國家對國內外有關國計民生要素的流動方向，對國內外經濟產出的方向，具有控制能力。在對外關系中，應該表現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存在著：無法融入國際社會的自身利益，這個利益也是國際利益的一部分：中國能夠以自己的國土養活如此眾多的人口，自身就給國際社會解決了問題，并提供巨大的市場空間。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不能以所謂“國際慣例”嚇唬和擺布中國。規則和不規則，是互相影響，互相適應的。5000億美圓進入中國投資并賺錢，難到不是一直在適應中國的規則嗎？中國應該適應國際規則特別是其中關于透明度部分，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并積極參與世界經濟游戲規則的制定，在制定中體現中國的利益。

以數學模型論證虛假命題，是經濟學界一大發明。中國也有人使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計算比較成本，論證“零關稅最好”。其理論錯誤在于：用僵死的眼光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生產成本越低。美國人早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考慮到學習效應，正好論證了動態比較利益和適度保護的意義。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低于發達國家，相對成本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而要使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它們。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受到進口產品和引進外國設備的競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生產無法進行，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相對生產效率永遠不會提高。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我們必須真正理解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利益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發展到要素稟賦理論就變成了”土地、勞動和資本”多種要素理論；但里昂惕夫發現了悖論：美國出口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進口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與比較優勢相反。新的解釋是：美國的比較優勢在于熟練勞動力，這就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后來又有需求偏好理論，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比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得更快，這是從需求而不是從供給角度考慮問題。最有價值的是所謂”技術差距論”，指出比較優勢來自于技術差距。

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前一個階段有效投資的結果。把技術發展和產品壽命周期理論結合起來，可以從動態上解釋國際貿易結構的變化：一個產品在創新期是技術密集型的，在成長期就變成資本密集型的，在成熟期變成熟練勞動密集型的，在衰退期就變成一般勞動密集型的。

“技術差距論”告訴我們，比較優勢不是天然的，是歷史上投資形成的，是可以培養并不斷變動的。一個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不想墮入“出口貧困增長”，就必須在每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中進行巨額投資，培養戰略產業，特別是基礎性的創新。最基本最核心的技術，比如電腦芯片、飛機上的戰斗雷達，只能自己開發，美國人是不會賣，也不會通過合資給我們的。不掌握這些核心技術，我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對外依賴度將會越來越高，在關鍵時刻必然受制于美國，這個問題根本上說就是一個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甘心不甘心當美國的附屬國的問題。

四、全球化不能妨礙國家安全

澳大利亞的小莫漢.馬利指出:影響21世紀國家安全的7個趨勢是: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技術擴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極化的國際政治,國際體系性質變化,安全概念的變化,沖突焦點的變化。對亞太地區的威脅有兩個方面:第一,傳統沖突:大國的霸權斗爭,成功國家民族國家的膨脹,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經濟競爭,大規模毀傷武器的擴散。第二類,未來沖突的新根源:衰敗國家的民族主義,文化和宗教信仰沖突,致命的輕武器擴散,石油,漁業和水資源的爭議,難民潮和人口流動,生態災難,恐怖主義.給21世紀的國家構成多重災難。

全球化對于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不可：

第一，新經濟發展過快，受制于發達國家的新經濟技術標準和關鍵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絕大部分是美國生產的，這是電腦的核心部件，如果我們在普及網絡以后許多年仍不能獨立生產,恐怕就不僅僅是讓外國人多賺錢的問題了。我國工業的現代化,主要依靠設備進口,工業的進口依存度已經超過30%,甚至更高。

第二，經濟高速增長導致進口依賴度增加。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科學技術差距在拉大。與日本相比，單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為6倍，現在擴大到約15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一般都在50％-70％；而我國，“六五”期間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還占到32

很赞哦!（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