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海外武裝安保月入十萬(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

至粵洋游奕、虛張聲勢，亦惟嚴防各口，總不與之接仗，一面斷其薪水，使之坐困。”至偏僻港口，該夷大艘斷不能行，而三板小船，應須防其闌入。”這就是1839年秋林則徐對英軍入侵方式和規模的分析判斷。

1840年2月，林則徐聽澳門葡萄牙人傳說，英國從本國和孟買各派出兵船十二只，不久即可到達時，還武斷地斥之為“謊言”，“原不過義律等張大其詞，無足深論。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涉遠而來，糧餉軍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陸勁旅，以逸待勞，豈能不制其死命”直到1840年4月底，美國代辦領事哆喇哪在向林則徐的稟報中提到：“現由英國及本國有新聞紙到來，內云：英國限于本年五月前后不許各國之船來粵貿易。”本來，這些都是重要的戰略情報，但仍未引起林則徐的重視和警惕。他在復文中批駁道：“稟內妄稱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許各國之船來粵貿易等語，實屬膽大妄言，荒謬已極。試思港系天朝之港，豈英吉利所能封？且爾米利堅并非英夷屬國，何至一聞該夷不許船來之言，爾即如此著急乎？如果爾等甘聽英夷指揮，五月前后不敢貿易，天朝官府正喜得以省事，豈此等謠言所能恫喝耶？”“若竟不知好歹，轉代英夷張大其詞，恐亦自貽后悔而已。原稟擲還。”態度既傲慢又顢頇。

直到6月中旬，英國艦隊已在來華途中，林則徐仍向道光帝奏稱：英夷近日來船，所配兵械較多，實仍運載鴉片。好夷借以揚言恫喝，以求得準許其貿易。現在各兵船只在外洋游奕，此東彼西，總無定處。此外別無動靜，誠如圣渝，（該夷）實無能為。可見林則徐對英國政府出動海陸軍大舉進犯中國，也完全缺乏了解，這當然會直接影響廣東方面戰備工作的加強。至于其他沿海省份的戰備工作就更差些了，如英軍抵達浙江定海時，兵勇都毫無準備；大沽口的大炮都不堪用，天津、大沽駐防的清軍總共不及千人，這與清朝上下對英國將發動的武裝侵略了解甚少有直接關系。

和戰方針不定 戰略被動多變

英國政府作出對華發動戰爭的決定之后，即著手組織侵華遠征軍，到1840年初，這支侵略軍已基本拼湊完成。海軍艦隊以英國駐印度海軍司令戈登·伯麥為司令，由十六艘軍艦、四艘輪船和二十八艘運輸船只組成。在十六艘軍艦中，三艘來自英國本土，三艘來自南非開普敦軍港，五艘來自印度，另五艘已先期在中國海面活動；最大的三艘軍艦，各裝備七十四門大炮。侵華陸軍共四千名，全部來自當時的英國殖民地印度和錫蘭（今斯里蘭卡）。這支侵略軍由英國駐好望角海軍司令懿律少將率領。

由于英國政府對中國的情況有較多較深入的了解，因此，英國政府對懿律下達的最后訓令中，對侵略軍到了中國海面之后的侵略步驟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其主要內容為：（一）到達中國廣東海面之后，立即封鎖珠江口，扣留一切中國船只；（二）封鎖珠江口后，立即北上，切斷臺灣和廈門之間的運輸，封鎖錢塘江、長江和黃河口，占領舟山群島中最適于作司令站的島嶼，以便長期占領；（三）前往北直隸灣（即渤海灣）遞送照會，以武力為后盾，與清政府談判，逼迫其接受英國政府提出的種種條件和要求；訓令中還對可能出現的情況作了預案：“如果中國政府拒絕談判，或者何時談判決裂，那么，海軍司令就應該根據他所指揮的兵力，并按照他認為用這些兵力困擾中國政府以何種方式為最有效的辦法去進行更加活躍的敵對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他可以派一支兵力進入黃河，直到黃河與運河交叉點，在那兒切斷南北諸省的交通，捕捉并擄走船只與貨物；或者，他也可以派一支兵力進到揚子江與運河交叉點，那兒有兩個大鎮，聚有大量的船只與貨物，可以擄走；或者，如果他認為兵力足夠，他還可以占領廈門城。這些行動，應該給海軍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決斷的余地，以便他根據他自己的判斷，用最有效的辦法進行他的敵對行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中國政府拒絕滿足我們或中止談判，或迫使陛下全權代表中止談判，那么海軍司令的敵對行動就不該停止，也不中斷，一直等到中國全權代表簽下足稱滿意的協定，并由皇帝詔準該協定的時候為止”。 從上可見，英政府對侵略遠征軍的訓令，原則明確，要求具體，并給前方指揮員在執行過程中保留有根據情況自行決斷的充分余地。縱使后來戰事曾多變化，統帥幾度易人，但英國的上述戰略要求基本未曾改變。

可是，清朝方面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清王朝對戰爭的態度，前后有過多次的變化。這除了英國是發動侵略的一方，握有戰爭的主動權，而清王朝則是被侵略的一方，處于被動地位的原因外，也與清朝方面對本身力量的肓目自信，和對英國的侵略意圖一無所知有直接關系。

清王朝方面的戰略變化，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在戰前以及戰爭初期，清廷根據對英軍“船堅炮利”的一般認識和林則徐的妻報，所確定的對付英軍人侵的戰略方針是：以守為攻，以逸待勞；不在遠洋與敵接仗，設法誘敵登岸聚而殲旃。上述思想，見之于道光帝在1840年8月24日——9月3日間給沿海督撫所發的諭旨，其中比較集中的是8月30日給耆英的諭旨，說英夷“倘有桀驁情形，斷不準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之所長在船炮，至舍舟登陸，則一無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岸，督率弁兵，奮力痛剿，使聚而殲旃，乃為上策”。一般說，清廷在對英軍缺乏深入認識的情況下，采取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的防御姿態，還算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不在遠洋與之接仗，也注意避開敵“船堅炮利”的長處，這些都是正確的。所不足的是，這時的清朝當局，對英國的陸軍力量完全沒有認識，對英海軍的近陸作戰能力也嚴重估計不足，就是林則徐也不例外。道光帝的上述思想，正是根據林則徐的妻報來的。林則徐在奏報中說：“該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數丈，只能取勝外洋，破浪乘風，是其長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至口內則運掉不靈，一迂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資倩土人導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清廷的上述認識，后來經過與英軍多次較量并吃了敗仗之后，才逐步改變過來。

（二）從大沽交涉到廣州之戰，道光帝始則以委屈求全、息事寧人的姿態，避免與英軍正面對抗；當英軍由于季節已過和兵力不足等原因南返廣東之后，道光帝即如釋重負，并僥幸自得地說：“好在彼志圖貿易，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之師耶！”道光帝滿以為事情已基本了結，于是下令沿海各省酌量撤兵，并委任琦善為欽差大臣，赴廣州辦理與英國的交涉。

琦善到了廣州，義律再度提出賠款、開埠、割地等無理要求，并以“開仗”相威脅，這是虛妄自大的道光帝所難以接受的。本來，義律提出的上述要求，并非什么新東西，在《巴麥尊照會》中早已寫明了的。但以道光帝為首的昏庸的清廷決策集團，對英國的戰略意圖既茫然無知，即使象《巴麥尊照會》這樣重要的外交文件，也未進行過認真的分析研究，故當義律在廣東再度提出上述要求時，道光帝竟把它視為“新聞”，似乎受到了多大的刺激，損傷了他虛妄自大的自尊心。于是他態度趨于強硬，下令從湖南、貴州、四川調兵赴粵，準備武力解決。

道光帝處于很大的矛盾之中。他從終兵息戰、節省糜費的動機出發，希望與英國的這場糾紛盡快求得和平解決；但英國的要價又太高，使他難以接受。特別是這時道光帝無論是對清軍的腐敗無能，抑或是對英軍的戰斗力，都還缺乏真切的了解。他總以為他手中有幾十萬軍隊，對區區英軍作戰雖無勝利把握，但在陸上總可與之一試。這時，無論英方、清方，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都想使用手中的軍隊，將各自的“政治”繼續發展為“戰爭”。尤其到了1841年初，當道光帝得知英軍攻陷沙角、大角炮臺，便一怒之下，決定對英宣戰，命令琦善、伊里布克日進兵，并收復定海。

英軍攻下虎門，尤其是后來廣州的城下之盟，本來可以使道光帝的頭腦清醒些、實際些，但由于奕山等編造了一套瞞天過海的謊言，把廣州之戰的真相全部隱瞞了起來，因而后來英軍撤出廣州、虎門，道光帝還真以為清軍打了勝仗，因而又再次要沿海各省撤兵，他說：“現在廣東夷情，經奕山等疊次焚擊，業已退出虎門，粵省所調各路官兵，現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各省調防官兵，著該將軍督撫等體察情形，如何酌量裁撤，迅速奏聞請旨”。道光帝受了奕山等的蒙騙，延緩了對戰局發展真相的認識過程。

（三）從英軍第二次北犯到浙東反攻失敗，這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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