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海外轉運倉歸誰管理(香港回歸前的歷史)

一群特征明顯的用戶，通過社區捕捉到這群用戶的需求，并提供給他們所需要的。由于小紅書的用戶大多是那些善于發現國外稀奇好貨的人，所以小紅書福利社的定位也并非大牌爆款，而是以偏小眾的長尾品類為主，所以與電商巨頭之間不易產生直接競爭。

蜜芽寶貝同樣是抓住了一個細分人群，但與小紅書的不同是，母嬰用品屬于高度標準化產品，對供應鏈的考驗會集中的表現在價格上，一旦巨頭進入也是最易掀起價格戰的品類。所以，現在還想從母嬰市場切入做B2C跨境電商已經很困難。

大電商平臺雖有大流量，但流量未必精準，流量轉化率也不一定高。而細分的市場或品類能夠幫助平臺找到細分的用戶，挖掘這群用戶的需求，為他們提供“大而全”的平臺容易忽視的或無法提供的服務，或能讓B2C平臺在巨頭擠壓下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3、C2C玩家仍有一定時間窗口

當B2C平臺都陷入相似的資源競爭局面時，C2C平臺面對的卻是一個沒有邊界的、品類可以無限豐富的市場。供應鏈上游的資源本就足夠分散，所以短時間內也難以被一兩家平臺所控制。同時，C2C平臺上大量的長尾非標品類能夠滿足用戶足夠個性化的需求，在早期快速形成規模。

另外，用戶在移動端消費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場景化特征，而平臺上的買手能創造出最接近線下的真實購物場景。洋碼頭用圖文的方式做掃貨直播，B2C模式的波羅蜜也從視頻直播切入，做“邊看直播邊掃貨”的消費場景。雖然“消費場景化”誰都能做，但通過散落全球的買手來做這件事無疑能給用戶提供更豐富的場景體驗。

不過，出于供應鏈穩定性和服務質量控制的考慮，C2C平臺最終不可避免的需要逐漸引入海外品牌商或零售商，成為C2C+M2C的綜合型平臺，可參照洋碼頭的發展路徑。一旦照此路徑發展，將不可避免的直面來自淘寶全球購+天貓國際的競爭。

4、舍去C端運營，做B2B供應鏈服務提供商

在跨境電商這個市場中還有這么一種角色，它們擅長獲取用戶、運營用戶，是“流量主”，但由于自身電商業務規模較小、資金有限，在供應鏈經營上會產生問題，例如下廚房、大姨嗎、堆糖等，還包括大量的微商。這些平臺雖然體量不大，但足夠長尾。因此，為它們提供供應鏈解決方案也是一個重要方向。

香港回歸前的歷史

1841年，英國強占香港島后，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北京政府時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問題。但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后盾而嚴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本來有兩次機會收回香港和九龍租借地。可是，蔣介石政府執行錯誤政策，又兩次坐失收復良機。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收復香港的百余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愿。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1841年英國武力侵占香港島開始至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個半世紀，中國經歷了晚清時期、民國（包括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曾為收復香港進行過努力。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歷史表明，只有新中國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愿。在香港回歸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顧一下百余年來我國收復香港的艱苦歷程，將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并從中得到應有啟示。

英國強占香港島及清政府武力收復香港島計劃的破滅

自1841年1月英國武力強占香港島起，清政府即開展了收復該島的斗爭。為了說明這一斗爭的情況，首先必須弄清英國占領該島的經過。

迄至目前為止，一些著述和傳媒是這樣描述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如何占領香港島的：1840年8月英軍在占領定海之后，北上到達天津白河口，驚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琦善去大沽與英國全權使臣懿律和義律談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與英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占領了香港島。這種說法似乎認為英國占領香港島有確實的“條約根據”。其實英國是在毫無條約根據的情況下強占該島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聞知，更未予允準。因此才有亟謀收復之舉。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幾個月之后，琦善抵達廣州繼續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于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于道光帝的態度非常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只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占了虎門口的大角、沙角，隨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武力脅迫下，萬般無奈，復照英方，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奏請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1月14日，義律提出割占九龍尖沙咀、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后，再由他上奏請旨。1月20日，義律突然宣布，他已經與琦善達成共有四項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項就是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島。1月27—28日，義律為了迫使中方承認其侵占香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兩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條款，即割讓香港島和通商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協定草案再行籌思后方能具復。由此可見，1月20日義律宣布的“初步協定”實屬無稽之談。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中方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再次謊稱義律已與琦善“說定諸事，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案，”并要求撤走島上各處的中國官兵。兩天之后，英軍又在香港島張貼告示，妄稱“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系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歷史事實是，琦善在英軍炮口下，確有允許代為奏懇皇帝，準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當時香港一詞，并非指香港全島，而僅僅指該島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卻故意將一隅變成了全島，將“寄寓泊船”變為割占，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已有文據在案”。這充分說明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英國武力侵占香港島以后，清政府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廣東巡撫怡良關于琦善將該島擅與英人、英軍侵占香港島并擅出偽示的奏折，即認定英軍侵占香港島是琦善越權私與造成的，諭稱：“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準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查抄所有家產。道光帝嚴懲琦善絕非偶然，他對琦善在廣東一味向英人妥協的行徑早就不滿。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臺失守，即刻下令將琦善交部議處。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英軍侵占香港島后，武力收復香港島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時奕山等人還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稱：“即使香港并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復香港島的諭旨：“至該逆所占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該逆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豈知道光帝下令調集的奕山軍隊人數雖然數倍于英軍，但全部是陸軍，只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幾乎傾巢出動，前往進攻廣州。奕山倉促應戰，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臺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內交付了600萬元賠款，并把軍隊撤出了廣州城。事后奕山謊報軍情，諱敗為勝，致使道光帝誤認為，英軍于條件得到滿足后從廣州退回港島，是天朝征討“英夷”的勝利。至于香港島，道光帝接受新任兩廣總督祁�的建議，同意暫緩圖之。此間恰好港島遭到兩次颶風，很多英船沉沒、被毀。道光帝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頒發大藏香二十柱，讓奕山等去各廟宇答謝神靈，并誤以為以后“夷膽震懾，不敢再有覬覦”。

1841年8月21日，英國派來接替義律擴大侵華戰爭的璞鼎查，留下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親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勢必空虛，這是收復香港的良機。他告誡奕山：“如能設法收復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訓練鄉勇，乘機收復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大敗，已深知英軍實力，陸上攻剿一敗涂地，遑論渡海收復港島。加以虎門內外炮臺早被鏟為平地，無險可扼，水師無船無炮，他認為當今之計，只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盡管道光帝一再諭令收復香港，斷不準遲延觀望，但是廣東方面依舊我行我素，隱忍茍安，不圖攻剿。1841年10月，英軍相繼攻占浙江定海、鎮海和寧波，中英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帝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準備一舉擊敗英軍，收復失地，并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面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并收復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鐵的事實證明了清軍不僅海上不能打，陸上同樣不可恃。但是英軍盤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塊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將軍，并于4月11日頒給他欽差大臣關防。5月18日英軍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時，5月25日道光帝卻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帶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州將軍之任，諭令他稱：“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炮臺等工事如已妥為預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后一道收復香港的諭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變主意，命令耆英暫緩赴粵，在浙確查英人動向，專辦對英羈縻事宜。此時的羈縻實際上已經成了乞降的代名詞。當英軍攻陷吳淞、上海、直抵鎮江時，道光帝更授權耆英便宜行事，決意投降。其后英軍攻陷鎮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議和條款，并在8月29日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終于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

上述事實說明，英國強占香港島之后，清政府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會奕山，要求武力收復香港島。但是，清政府最終不僅沒有收復香港島，反而以條約形式割讓了香港島，表明了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國家的落后，統治階級的腐敗，從根本上決定了這一結局。1860年，英國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占了九龍半島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攫取了我國新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235個島嶼連同廣闊水域的“租借權”，為期99年，并將其改稱“新界”，并入英國的香港直轄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爭取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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