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清朝實行什么含義是什么對外貿易(清朝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其主要原因是 1，以農為本的傳統觀念)

言戰，后果不堪設想；而若一味“信守大義”以馴服外夷，那就昧于大勢了。其次，從國際形勢來講，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在中國建立起條約制度，為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條約的義務，他們暫不對清政府施加軍事壓力。而且為了協調彼此間的矛盾，他們主張采取合作態度以求在華利權的實現。因此造成了19世紀60.70年代的“和局”。再次，從外交的功能而言，為了達到維護國家權益的目的，外交在很大程度是力求緩和沖突，謀求妥協。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和的戰略并非是一味地消極地妥協，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它又是與自戕的外交戰略緊密結合的。自強屬于內政，通過自強可以取得強大的國力，而強大的國力是外交的堅實后盾。有識之士明確認識到在當時的和局下，能不能自強關系到國家“有事”.“無事”，即“自強”是有無國難外患的先決條件。而和局也是國家自強的好時機，正所謂“今者諸夷互市，聚于中土，適有此和好無事之間隙，殆天與我以自強之時矣，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這種自強的戰略無疑是一長遠的外交戰略，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近代外交的實力原則。而外交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突破傳統外交觀念的艱難過渡演變歷程。

1.地理觀念的轉換：促動外交思想觀念演進的重要因子。

在古代，依據儒家經典，中國皇帝為“天子”，代表天來統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同志的地域，相對于周邊的“蠻荒”之地，為“天朝上國”。詩經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下，治國以禮為首，禮險要定君臣尊卑名分。空子手：“天地尊卑，乾坤定矣。”所以”說天子之職莫大于禮。“中國歷代王朝的這種治國的思想，制度，對于中國歷代王朝同外國的關系有極大的影響。根據這種思想，中國是禮教之國，非中國臣民都是屬于化外之民，都是蠻夷。《漢書.匈奴列傳》中對外的政策，即“外而不內，疏而不戚，陣腳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這篇議論，成為歷代統治王朝對待外國關系的總的指導思想。

1840——1842年鴉片戰爭的結果，清政府對外簽訂了一大批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在清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之下，開始受到了非常慘重而且具有延續發展性的損害。世界地理觀念在鴉片戰爭的炮聲中已經開始緩緩地演變了，關注“夷人夷情”的地理著作已有多部問世，中心王國理念在文人紳士的心目中逐漸消退，盡管這是一個極不情愿的緩慢過程。兩次鴉片戰爭遭受的重創，不但是表面上的，更反映在心理上。經世派士大夫階層的思想傾向反映出那個時代觀念變化的先導性，他們已比較實際地體會到一種新的變局的開始，并且認識到西方人對中華的重創與早先騷擾邊地的外夷是根本不同色，“西風東漸”的強勁勢頭是難以遏制的，應因此勢，晚清外交思想觀念的演進即以此為重要的促進因子緩緩開始了。

2.外交理念：從夷務到洋務

長久以來，處理外部關系的基點在于如何“理藩”以及如何處理“朝貢”，這時間上是當時夷務的主要內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觀念結構中的等級制：中國是崇高偉大的內部，“蠻夷”是渺小低賤的外部；中國的經濟文化，禮儀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蠻夷”則處處低中國一籌。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將商務貿易大呢共同于外交事務，這是他們外交觀念的全部內容，時人稱之為夷務。“夷務”外交觀念的演進，與19世紀以后重又出現的經世文風以及由其粗動的世界地理觀念的轉換是緊密相連的。“崇實黜虛”的務實學風推動士紳們反觀自身所處的變局時代，喚起關注“夷人夷情”的奧秘，地理觀念的轉換即是其關注的初始行動。對世界地理的關注直接地促動了晚清外交思想觀念由“夷務”狀態緩慢地演成了“洋務”狀。

如果說晚清初期“夷務”一詞的外延僅僅是通商、貿易、朝貢”理藩“之類的活動，那么60年代以后“洋務”一詞的外延便擁有了更廣泛的內容，它實際上以一種“求師問學”的心理將西方某些器物層面的東西，諸如工業航運鑄幣等，以及遠離政治道德的餓兵政商法等方面的東西，延納進自己的內政外交結構中，在“洋務”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開始不如近代化軌道。1861年設立了處理各國事物的餓總理衙門，1864年翻譯出版了有關國際法的教科書，1873年清帝接見外國外交官時準予免行叩拜禮，1876年以后向外國派駐了外交使團，藩屬制度實際上已失去運行的條件，清廷的外交傳統已讓位于近代意義上的外交理論和實踐。

3.外交戰略：從商務羈縻到商戰抗夷

歷史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是從通商開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的通商現狀而言，大多數官僚士子普遍認為，西夷諸國對中國的絲織.茶葉和大黃等商品有著須臾不可脫離的需求。因此導致清朝官員有一種看法就是可進行貿易制敵：以開放或關閉貿易市場的辦法來控制遠方的夷國。這就是許久以來歷代王朝行之有效.百事不爽的一種對待蠻夷的方略。

其實這就是在朝貢制度下，長久以來即存在的商務羈縻戰略。孔子說“柔遠人，則四方歸之。”而商務羈縻戰略正是“懷柔遠人”這種觀念的一種并行不悖的選擇。在清朝的對外觀念中，對外關系等同于通商，通商即是“懷柔遠人”的重要手段，是給予蠻夷的恩惠，而對于蠻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對策就是取消這種恩惠。這種不用兵戎而是采取斷絕貿易的對外戰略，大體上相當于今天的經濟制裁，起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潤作為駕御西方人的重要誘餌，實現安撫諸國以避免軍事沖突的目標。商務羈縻觀念所反映出來的外交意識根源于世界中心主義地理觀念的局限性，它說明晚清初年中國社會對西方的默然無知以及對自身文化道德優越性的自負虛驕心態。這種對外戰略觀念在鴉片戰爭前后顯得更為充分。針對中英兩國在鴉片問題上的沖突，清廷大員基本上以“天朝”的邏輯來思考應對既已出現的沖突。

從商務羈縻到商戰抗夷的戰略轉向，是伴隨著中過果實趨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權日益遭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而出現的。因為商業貿易利潤是促使西方人來到中國的重要原因，前已經述及，晚清士人認為喜人在華“圖例而不圖土”，所以他們便想到了“以牙還牙”，這既可以挽回民族既失權利，有可遏制西人膨脹起來的貪欲，上午機密在鴉片戰爭期間證明已失去價值，取而代之的便是采取“以貿易為武器”的新戰略，這便是商戰抗夷的由來。

晚清時代清王朝屢戰屢敗的恥辱，使得一大批新興的官僚士子從“天朝上國”的邏輯結構中醒悟過來，睜眼向洋關注夷人夷務，終于不情愿地發現了中西之間的差距裂痕擴大的原因。與最初的船堅炮利演進到商務貿易，由華夷之辯向華洋并舉，從觀念嬗變的角度看，這已經開始從虛驕自負走向顯示恭謙。經世之風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體已掙脫了商務羈縻的陳舊框架，較早涉足中西事務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醞釀并提出了“商戰”思想，它是“洋務”外交理念狀態下的一種新式思想，作為晚清制夷外交實踐中的重要階段，“商戰抗夷”理應視作同光新政時期最重要的外交戰略思想。

4.外交原則：從以夷制夷到均勢、結盟理論

晚清初年的外交事務主要運用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則。“以夷制夷”是中國傳統的合縱連橫理論與西方的均勢思想相結合的產物。它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直到1911年清廷滅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項重要的外交戰略。它本質上講是一種弱國政策，是弱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一種手段。在自己的實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借用別國的一些力量，也就是大外國牌，有時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一外交原則在清朝官員中很流行,林則徐.阮元.魏源等都曾特別主張以此法對付外敵。而李鴻章尤甚，他曾斷言:”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禮之事盡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然則,他并沒有認識到晚清日趨頹弱的國勢并不能操縱列強紛爭,而且對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未看清。因而它實際上并沒有封建盛世時代那樣的效果。

“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則的進一步發展邊式均勢和結盟原則的倡導。時至80年代前后，均勢與結盟原則在封建士大夫階層中開始流行。而均勢理論原則的倡導和實行與李鴻章.張之洞.曾紀澤等人的身體力行是分不開的。李鴻章在70年代時即有此中見解，他將日本的崛起和對中國的利益要求看作是牽制和遏止西方諸國在華紛爭和勢力膨脹的一種力量，并處心積慮地欲使西方各派勢力保持某種暫時的平衡，他所依據的就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縱橫家的理論和時間，也與西方關于力量均衡的觀念暗合。曾紀澤也是這一外交原則的主張者。他完全同意李鴻章的主張。1883年他曾建議清廷在其所屬的安南采取軍事政策，堅持安南應向西方貿易勢力開放門戶，這種“門戶”政策能夠使得西方紛爭的各派勢力保持一種均衡，如此運作下去，不但安南能夠高枕無憂，即便是中國邊疆也得其益處。他曾形象地看待這種均勢政策：猶如群虎爭羊羔，孱弱的小羊羔完全可以在一群強大的老虎爭斗下獲得安生。

從7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得益于工商而使國勢陡增，并使得這個世界成為各國激烈競爭.弱肉強食的世界。各國相互隔絕變為互相“聯屬”。西方各國“動以智勇相傾，富強相尚”的殘酷現實，迫使中過經世派士紳飯館到本國的劣勢，由此產生了結盟合作的想法。但無論是均勢還是結盟理論在80年代的中法戰爭和90年代的中日戰爭期間曾被嘗試過，盡管其實際命運并不樂觀，但在晚清外交理論思想和實踐中曾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無論是“以夷制夷”還是“以商制夷”或是其的演變理論，都是在時勢變化中不斷生成的。中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戰爭對于清朝廷的沖擊,使得中國近代外交思想觀念和理論的更替速度加快了。源于天朝意識的陳腐外交思想理念、戰略和原則漸漸讓位于更務實的觀念，經世致用的學風和對西方的加深了了解是外交觀念嬗變的雙重因子。從一定程度上也可認定，這種對外觀念上的變化體現和印證了近代社會越來越強勁的觀念走勢：從儒家理想主義趨向經世務實主義。

指出清朝前期外貿機構名稱，概述清朝對外貿易政策及其直接后果

清朝前期外貿機構為“十三行”。

政策：對外貿易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規定一口（廣州）通商，對外貿易必須通過官方壟斷的代理商“十三行”進行。

直接后果：清朝的外貿政策束縛了中國民間對外貿易的發展，阻擾了中外正常的貿易進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清朝前期的對外貿易政策是什么

清朝前期基本實行的是閉關鎖國的貿易政策，只有在廣州有一個通商口岸，還是受到官府嚴格管制的

一直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才被迫開啟了五個通商口岸與英國及其他西方列強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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