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清朝特許哪一機構統一經營對外貿易(清朝末期的經濟是怎樣的)

人求見或投遞稟牘及面訴商情自當輸誠以待，破除京外衙門吏阻隔之弊"。1906年7月實行官制改革時將商部改為農工商部。1907年6月，將原屬農工商部的交通及郵政事務單獨劃出，新設郵傳部作為最高交通運輸管理機關。地方商務管理機關則漸有垂直之象，先是商務局改隸商部與地方督撫雙重領導，其后于1908年5月各省設立的勸業道也被置于督撫與商部雙重管轄之下。

"新政"時期工商管理體制的又一重大變化是設立商會，實行商會自治管理。中國古代自唐朝始，政府要求同一地區的同業商人組織行會，一方面負責管理本行對內對外事務，另一方面又代表本行業商人接受政府分配的各項攤派任務。其對本行業的管理主要出于維護本地區本行業的行業壟斷利益，對本行業成員的原料、市場及生產規模實行限制性分配，不允許行業外人員從事本行經營，以避免內外競爭，因而具有較強的行業與地域狹隘性。此外，由于行會為政府所扶持，因而也是政府勒奪商人的一個中介機構。1904年1月公布的《商會簡明章程》改變了古代這種狹隘的行業管理模式。首先，商會是更大地域范圍內所有工商業者的聯合會，不再是較小地域某一具體行業的組織。依《商會簡明章程》，商會最高可于省范圍內組織。其次，商會的對工商業的管理方法不再是行會的壁壘式限制性管理，而是廣泛地聯絡工商業者，為工商業者提供諸工商信息、商務合同公證、商務仲裁以及引導商家采用新式記帳方法等項服務，以促進工商各行業的共同發展。再次，商會還應當協助政府對工商業活動實行調控，對商人"攸關民生日用各物，無故高抬藉端壟斷等情"，予以稽查并適當處理，以維護社會利益。

北洋政府直接繼承并發展了清末確立的近代工商管理體制。1912年，主管工商業、農業與交通的三大經濟部門的分別確定為工商部、農林部與交通部。1913年，工商與農林兩部并為農商部，與清末無異。至于商會自治管理體制，1915年北洋政府修訂公布《商會法》不僅重申了商會參與工商管理的職能，而且還明確規定，"（省）總商會、商會得聯合組織全國商會聯合會"，進一步將商會的組織范圍擴展到全國。

（二）初步實行了從行政特許經濟到自由主義法制經濟的轉型鴉片戰爭以后的清朝被迫開放了對外貿易，但對國內的工商業經濟仍然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古代的行政特許權制度。如在甲午戰爭以前，礦業、鐵路、輪船運輸等仍只能由政府經營，私商經營必須獲得政府的行政特許，如1872年清政府同意以民營企業身份出現的輪船招商局向政府作若干"報效"為條件，特許其開辦輪船運輸。其他工商業雖一般允許私商經營，但也存在著不成文的"專利"壟斷特許制度。如上海機器織布局獲得了"十年之內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的專利，以致"從1882年到1891年的十年時間，中國沒有出現一家私人資本主義紡織廠"；天津電報局成立時，獲得了清政府批準的經營商用電線和架設電線的專項特權。甲午戰爭以后，尤其是清末實行新政以來，清政府在絕大部分經濟領域實行了較大程度的開放，允許并鼓勵私商自由經營，初步形成了資本主義自由經營傾向。

1895年，清廷電令各省督撫準許"內河行小輪以杜洋輪攘利"，但尚未制定為法律。1898年，清政府始公布《內港行船章程》，規定"中國內港嗣后均準特在口岸注冊之華各項輪船，任便按后列之章，專作內港貿易"。1896年初，御史王鵬運奏請清政府"特諭天下，凡有礦之地，一律準民招商集股，呈請開采，地方官認真保護，不得阻撓"，為清政府批準。1898年8月頒行的《礦務鐵路公共章程》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賦予了私商自由經辦鐵路與采礦的權利。

（三）開始引入了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形式--公司制，并將其法律化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中國民營經濟組織的最高形式就是合伙。因合伙形式是一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共同出資共同經營的聯合，因而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合伙制共同經營的特點限制了資金籌集的規模，難以滿足近代工商業社會化生產對資金的需要；其次，合伙制要求合伙人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風險很大的無限與連帶的清償責任，從而影響到投資者的積極性；最后，合伙企業的經營決策由各合伙人協商一致通過方能作出，難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情況與激烈的市場競爭。由于合伙制的局限，再加上清政府對早期軍事工業及其配套的民用工業的壟斷政策，因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清朝近代工業的組織形式仍以官辦為主，民營企業極少。

洋務運動中的官辦企業繼承了古代官辦手工作坊的一切弊端，再加上政府委派的官辦企業管理人員對近代機器工業的無知，造成了官辦企業無法進行哪怕是簡單的再生產，故而清政府不得不引入了西方公司制中的股份制，將官辦企業租賃給私商，或在官辦企業中注入商股。最早引入私商股份的是1872年成立的輪船招商局。到甲午戰爭前，就已經形成了清末第一次"公司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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