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從隋朝到清朝的經濟演變)

是“懷柔遠人”這種觀念的一種并行不悖的選擇。在清朝的對外觀念中，對外關系等同于通商，通商即是“懷柔遠人”的重要手段，是給予蠻夷的恩惠，而對于蠻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對策就是取消這種恩惠。這種不用兵戎而是采取斷絕貿易的對外戰略，大體上相當于今天的經濟制裁，起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潤作為駕御西方人的重要誘餌，實現安撫諸國以避免軍事沖突的目標。商務羈縻觀念所反映出來的外交意識根源于世界中心主義地理觀念的局限性，它說明晚清初年中國社會對西方的默然無知以及對自身文化道德優越性的自負虛驕心態。這種對外戰略觀念在鴉片戰爭前后顯得更為充分。針對中英兩國在鴉片問題上的沖突，清廷大員基本上以“天朝”的邏輯來思考應對既已出現的沖突。

從商務羈縻到商戰抗夷的戰略轉向，是伴隨著中過果實趨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權日益遭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而出現的。因為商業貿易利潤是促使西方人來到中國的重要原因，前已經述及，晚清士人認為喜人在華“圖例而不圖土”，所以他們便想到了“以牙還牙”，這既可以挽回民族既失權利，有可遏制西人膨脹起來的貪欲，上午機密在鴉片戰爭期間證明已失去價值，取而代之的便是采取“以貿易為武器”的新戰略，這便是商戰抗夷的由來。

晚清時代清王朝屢戰屢敗的恥辱，使得一大批新興的官僚士子從“天朝上國”的邏輯結構中醒悟過來，睜眼向洋關注夷人夷務，終于不情愿地發現了中西之間的差距裂痕擴大的原因。與最初的船堅炮利演進到商務貿易，由華夷之辯向華洋并舉，從觀念嬗變的角度看，這已經開始從虛驕自負走向顯示恭謙。經世之風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體已掙脫了商務羈縻的陳舊框架，較早涉足中西事務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醞釀并提出了“商戰”思想，它是“洋務”外交理念狀態下的一種新式思想，作為晚清制夷外交實踐中的重要階段，“商戰抗夷”理應視作同光新政時期最重要的外交戰略思想。

4.外交原則：從以夷制夷到均勢、結盟理論

晚清初年的外交事務主要運用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則。“以夷制夷”是中國傳統的合縱連橫理論與西方的均勢思想相結合的產物。它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直到1911年清廷滅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項重要的外交戰略。它本質上講是一種弱國政策，是弱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一種手段。在自己的實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借用別國的一些力量，也就是大外國牌，有時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一外交原則在清朝官員中很流行,林則徐.阮元.魏源等都曾特別主張以此法對付外敵。而李鴻章尤甚，他曾斷言:”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禮之事盡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然則,他并沒有認識到晚清日趨頹弱的國勢并不能操縱列強紛爭,而且對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未看清。因而它實際上并沒有封建盛世時代那樣的效果。

“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則的進一步發展邊式均勢和結盟原則的倡導。時至80年代前后，均勢與結盟原則在封建士大夫階層中開始流行。而均勢理論原則的倡導和實行與李鴻章.張之洞.曾紀澤等人的身體力行是分不開的。李鴻章在70年代時即有此中見解，他將日本的崛起和對中國的利益要求看作是牽制和遏止西方諸國在華紛爭和勢力膨脹的一種力量，并處心積慮地欲使西方各派勢力保持某種暫時的平衡，他所依據的就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縱橫家的理論和時間，也與西方關于力量均衡的觀念暗合。曾紀澤也是這一外交原則的主張者。他完全同意李鴻章的主張。1883年他曾建議清廷在其所屬的安南采取軍事政策，堅持安南應向西方貿易勢力開放門戶，這種“門戶”政策能夠使得西方紛爭的各派勢力保持一種均衡，如此運作下去，不但安南能夠高枕無憂，即便是中國邊疆也得其益處。他曾形象地看待這種均勢政策：猶如群虎爭羊羔，孱弱的小羊羔完全可以在一群強大的老虎爭斗下獲得安生。

從7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得益于工商而使國勢陡增，并使得這個世界成為各國激烈競爭.弱肉強食的世界。各國相互隔絕變為互相“聯屬”。西方各國“動以智勇相傾，富強相尚”的殘酷現實，迫使中過經世派士紳飯館到本國的劣勢，由此產生了結盟合作的想法。但無論是均勢還是結盟理論在80年代的中法戰爭和90年代的中日戰爭期間曾被嘗試過，盡管其實際命運并不樂觀，但在晚清外交理論思想和實踐中曾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無論是“以夷制夷”還是“以商制夷”或是其的演變理論，都是在時勢變化中不斷生成的。中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戰爭對于清朝廷的沖擊,使得中國近代外交思想觀念和理論的更替速度加快了。源于天朝意識的陳腐外交思想理念、戰略和原則漸漸讓位于更務實的觀念，經世致用的學風和對西方的加深了了解是外交觀念嬗變的雙重因子。從一定程度上也可認定，這種對外觀念上的變化體現和印證了近代社會越來越強勁的觀念走勢：從儒家理想主義趨向經世務實主義。

從隋朝到清朝的經濟演變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時期政治穩定和開明，開放自由之風迎來繁榮盛世，經濟繁榮，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外交通發達，海陸絲綢之路商貿活動達到新的高度，在當時世界貿易和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中心地位。自由、和平、開放、雙向交流、海陸并舉、范圍廣及整個文明世界是促進隋唐絲綢之路達到繁榮鼎盛的顯著特點。

隋朝開鑿大運河和唐朝漕運等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水運交通發展，車船制造業和水陸交通業發達，交通驛站效率很高，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先進，海上運輸極其繁盛，推動人員、貨物進出運輸順暢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亞設置安西、北庭都護府，保護貿易通道，并沿途配置驛館。陸路交通向東至朝鮮半島，向西沿陸上絲綢之路可達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國家。唐后期吐蕃占據河西走廊，路上絲綢之路受阻，對外貿易轉而依靠海路。海路從揚州、登州出發可抵日本、朝鮮，從廣州出發可以抵達波斯灣，唐時海外進出口貿易和海上商船運輸達到相當繁盛程度。每年華商從廣州等港口乘坐銅制貨船載著中國產品出發駛向安南，也常去東南亞、南亞甚至遠及歐洲，唐開元年間在廣州設立征收船稅的市舶使。

唐朝采取史無前例的對外開放政策，對外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唐長安、洛陽成為國際性大都會，各國遣唐使、留學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貿、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不僅帶來交易的商品，而且帶來手工技術、建筑工藝、生產方法、醫學、歷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動唐朝達到鼎盛之勢，成為世界性商貿、文化的中心。

唐時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師子國等派來大批留學生，唐朝成為培育外國人才和文化交流傳播的中心。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節和留學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師、義凈法師前往天竺取經，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知識。陸上絲綢之路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海上船帆隱隱相望，鱗次櫛比。

除了東西二都之外，廣州、揚州、泉州、杭州等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來自波斯、阿拉伯以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外國商人數目龐大。據阿拉伯歷史文獻記載，龐勛作亂造成廣州外國商人被殺數量達12萬至20萬之眾；長安城內大型酒肆雇傭外國女服務員，長安富家還雇傭外國人。

隋唐前后所有這些通過海上“香料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來自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使節、留學生、援軍、流亡難民等來到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時期稱謂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新中國成立后統稱為回族，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回族人數超過980萬，為我國第四大民族。

宋元對外開放達到高潮，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對外貿易國家，鞏固世界經濟中心地位。北宋與遼（公元916～1125年）之間貿易時常被戰火中斷，處于和時通商、戰時閉市的狀態，雙方在邊界建有互市的“榷場”，遼輸入宋產絲織品、茶葉、大米、圖書等以及南洋產的象牙、犀角、香藥等，宋輸入遼產馬、羊、駱駝等。宋與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間也設置互市的“榷場”，宋輸出絲織品、茶葉、瓷器、香藥、生姜、肉桂等，輸入駱駝、馬、牛、羊、鹽、蜜蠟、麝香等。南宋與金之間“榷場”交易的種類繁多，金主要輸入茶葉、生姜、水果、糖、象牙、筆墨等，輸出絲織品、甘草、紅花、人參等，金入超規模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銀。

宋朝（公元960～1279年）采取開放、鼓勵和招徠貿易政策，陸海交通四通八達，對外開放和海外貿易超過了唐朝，特別是海上貿易空前興盛，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經成為國際化港口城市，均設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對外貿易。自五代十國（公元907～979年）到兩宋時期，西北地區戰爭頻發，迫使陸上絲綢之路中斷，貿易活動減少。宋朝以后外貿通道由過去的西北陸路絲綢之路為主，逐步轉向東南沿海的海上絲綢之路為主。宋代造船業和航海業發展比隋唐時期又進了一步，指南針在航海中應用和航海經驗積累促進了遠洋運輸業發展，為遠洋貿易打下交通基礎。北宋海上通商國家范圍包括南洋各國、高麗、日本、印度、師子國、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尼亞、坦桑尼亞等國。南宋海上對外貿易超過北宋，對外通商國度超過四五十個，對歐洲貿易中瓷器成為主要出口商品。兩宋對外貿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滿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時期（公元1271～1368年）與亞、歐、非洲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盛況空前，中外經濟、文化技術雙向互動達到新高度，對世界經濟以及科技文化發展發揮了重大推動作用，特別推動了后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地理大發現和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歷代以來產品技術創新、貿易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增強了元代巨大的貿易優勢。元代貿易勢力隨著軍事擴張波及歐、亞、非大陸。元代統治階層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異寶，貿易規模異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陸路和東南海路絲綢之路同時開通，在泉州、杭州、寧波、溫州、上海、廣州等港口設立市舶司管理外貿。元代基本上允許商人入海貿易。元代通商遍及歐亞非，派使節對外招商，對外商給予優待和人身財產保護，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驛站的車馬，免費享用官方給予的飲食，抽取關稅較輕。

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的貿易強國，遠洋貿易的范圍擴展到了西亞、北非以及歐洲等遠方地域，商人成為遠洋貿易的主體，把指南針、印刷術、造紙、火藥、航海技術進一步向西方傳播到達歐洲，對世界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發展發揮的推動作用最大，塑造了當時世界經濟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開始的300多年里，中國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可以說，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領導者，進一步鞏固了自隋唐以來中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明朝國力由盛而衰，對外由開放轉向對民間海禁，由自由貿易轉向朝貢貿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疆域遼闊，對外交通發達，對外貿易仍以海洋航運方式為主，對外貿易的范圍更廣。明朝在邊境地區設立互市點與周邊民族開展互市貿易，對外貿易主要通過海洋貿易，采取朝貢貿易體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受到倭寇騷擾，新生的明朝出臺禁止瀕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強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與內地的反抗勢力相互勾結，鞏固新生政權。在海禁的同時，明朝對外貿易體制由前朝的自由貿易轉向朝貢（或堪合）貿易體制，要求外國以“朝貢”形式由各國官方組織商人與華開展貿易，統一由市舶司收購和管理，官方壟斷對外貿易渠道和利潤。這種朝貢貿易帶有相當大的商業成分，是當時形勢下一種特殊的貿易形態。明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貢這種特殊的官方貿易制度，頒布海禁防止中國商民下海互市，保護官方壟斷貿易的地位。明永樂（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時期，明政府通過大規模的遠洋活動擴大朝貢貿易的范圍，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鄭和下西洋把朝貢貿易推向高潮，由官營壟斷的朝貢貿易達到鼎盛。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徠政策，明朝朝貢貿易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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