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清朝的海外貿易機構(清朝乾隆年間設置的統一經營對外貿易的機構是什么？)

為中國之害”，因為公使駐京是對清朝體制的挑戰。

與此同時，由于西方列強的侵略，清朝產生了危機意識。在受到鴉片戰爭刺激后，一批愛國開明之士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欲，他們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了解國際形勢，研究外國史地。可惜的是，《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在中國并未得到足夠重視。

（3）第三個時期，19世紀60至80年代，籌辦洋務以自強，以夷制夷維持和局。

此時期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脅下先后實行被動開放和主動引進。對外意識的主流也從華夷意識轉變為以西方為學習與交涉對象的洋務意識。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火燒圓明園，徹底打破了清朝統治者的天朝迷夢，承認遇到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因此必須重新認識世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西方列強的強烈抗議下，清政府規定今后“夷人”均稱為“洋人”，“夷務”均叫“洋務”。這不僅是名稱上的變化，也意味著對外政策的變化。《天津條約》允許外國公使駐京，標志著西方列強開始干涉控制中國的內政外交。清政府設立了總理衙門管理一切對外事務。中國洋務派開始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大辦洋務。

19世紀中期以來，清政府主要依靠傳統的馭夷之術處理中外關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使其互相牽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必須以利益為誘餌，是以喪失國家利益為代價的，只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者而已，結果只能是一次次的喪權辱國。

（4）第四個時期，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一次圖強變法的失敗和逐漸喪失抗拒外強的信心。

中國人民反抗外強的方式發生變化。甲午中日戰爭，大清帝國竟敗在“東夷小國”日本手下，被迫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這既使中國人感到奇恥大辱，又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同時它還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進化論的傳入使中國人的危機意識愈加強烈。康有為發起保國會，以恢復主權為目標。他研究了各國變法的歷史經驗教訓，最后選擇了日本明治維新和俄彼得大帝改革的道路，指出“以俄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他還斷言：“我朝變法，但采鑒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中日國情不同，戊戌變法由于守舊勢力遠遠超過維新勢力以及其他種種原因而告失敗，中國失去了19世紀最后一次主動變革、選擇獨立自主發展方向的機會。

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后簽訂了《辛丑條約》，清廷徹底放棄了對抗外強的決心，只是試圖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和猜忌勉強維持。而伴隨國際法的傳入和中華民族的覺醒，中國反抗外強的手段和方式有所改變，即由以暴力驅逐外人、全面排拒西方變為以國際法為依據的文明的理性的方式。如1905年收回路權和抵制美貨活動，開啟了中國收復主權、利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進程，表現了對外主權意識的覺醒和文明、理性的對外精神。

清朝中外經商錢怎么結算

清朝的外貿結算很有意思，其實是民間帶動官方的。

起初，官方嚴禁海外貿易，當然沒有結算制度。但是，民間的外貿活動頻繁，主要結算方式就是原始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即為當場交易。交易的場所往往在偏遠邊境、遠離中國岸邊的海上、或者日本、南洋等地的碼頭。主要結算貨幣為單純的金銀（可以使用本國金銀幣，但全部折算為等重黃金或者白銀）。

中期，清政府在民間海事商務日益繁華的情況下，為增加國家收入，不得已開始一些外貿管理實踐，于是，在中俄邊境、沿海城市中，開始制定規則，其中包括外貿規則。政府的外貿規則偏重于稅收，幾乎沒有涉及商人之間的結算方式。而此時民間外貿的實際情況已經非常活躍，一些起源于西方，流行于現代的結算方式逐步被采用。這個時期結算的貨幣仍然以金銀為主，但更加偏向白銀。

后期，列強逐步侵入中國，對外貿易管理中清政府幾乎完全喪失了發言權。此時的外貿結算完全按照西方方式進行，近現代的多種交易付款方式都已出現。此時的結算貨幣不再局限于白銀，匯率概念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完全形成，多個國家的多種貨幣涌入中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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